10年後的今天，疫苗之王高俊芳和奶粉之王田文華走向了共同的命運。而她們身後的監管部門，也陷入了同樣的尷尬。
狂犬疫苗造假事件曝光，高俊芳起初並不太在意。
十幾年來，疫苗行業造假和行賄案件層出不窮，性質和程度更嚴重的案件也大多都能順利過關。
無非是交一筆價格不高的罰款，再等下一個輿情熱點到來，人們就淡忘了，一切又會迴歸常態。
然而，正當風波將息之時，一篇題為《疫苗之王》的文章，重新掀起波瀾並愈演愈烈。8個月前，長生生物的百白破聯合疫苗被檢不合格的舊案一併被翻出，中國媽媽們最脆弱的神經被觸動了。
狂風暴雨間，國家最高層相繼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並將此事定性為“性質惡劣，令人觸目驚心”。
集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於一身的高俊芳被刑拘，人們想起了十年前“三鹿事件”中的田文華。
在全國上下一片喊殺聲中，三鹿原董事長田文華被判處無期徒刑。此後，隨著“毒奶粉”的陰霾漸漸散去，淡出人們視線的田文華於2011年和2014年先後減刑，並多次被記功。2014年，其家人甚至向媒體聲稱，田被改判成有期徒刑18年以後，過兩三年就可以保外就醫、提前出獄了。
另一則頗有諷刺意味的消息是，十年前“三鹿事件”時主管食品安全的國家藥監局食品安全協調司司長孫鹹澤，十年後升任主管疫苗的國家食藥監總局副局長。今年3月，他又安全“落地”，退居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奶粉女王”田文華和“疫苗女王”高俊芳被推上了審判席。但在她們背後，是依然在遵循著潛規則運轉的奶粉和疫苗行業。
高俊芳會有田文華的“僥倖”嗎？高俊芳和田文華被處罰，是否意味著中國人此後可以安心喝奶和打疫苗了？
“女王”崛起
2008年的最後一天，田文華站在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蒼老而略顯乾癟的臉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榮光。
她當庭落淚：“我覺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我沒想到、更不願看到三鹿事件發生，我願意接受法律的一切懲罰。” 但這樣的悔恨和淚水挽救不了3個因喝了三鹿奶粉而死亡的嬰兒的生命，也不能使已經破產的三鹿起死回生。
從給母牛餵食、接生等最基層的工作開始幹起，到2008年，她已在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40年。她重視科研，早在1983年就設法爭取到國家“奶粉配方母乳化課題”。這一課題於十年後攻克，三鹿也由此登上全國奶粉銷售冠軍寶座，直至案發。
對於一家國有控股企業的掌舵人來說，安全退休將是最好的選擇。但田文華還有一個未了的心願。她希望帶領三鹿登陸資本市場。
從1997年開始，三鹿的上市之路跌跌撞撞。到2007年，一直以低調著稱的三鹿突然高調宣佈，將於2008年在A股上市。
彼時，田文華已經知道奶粉裡添加了可以致人結石乃至死亡的三聚氰胺。但面對整個行業普遍存在添加三聚氰胺的現狀，她並不打算在職業生涯的最後時刻大動干戈。
等到2008年上市後就退休，這或許是彼時的田文華唯一的心願。她在石家莊二環裡的高檔住宅小區購置了一套別墅，準備在幽靜的院落裡頤養天年。而那個小區，離三鹿只有幾分鐘的車程。
高俊芳也許會對田文華在資本市場的笨拙表現嗤之以鼻。這位國企前財務處處長，是一名資本運作的高手。
2008年的高俊芳，正忙著把長生生物進一步“家族企業化”。兩年前，該公司成功私有化，被她牢固掌控。
如果說田文華對中國乳業最大的貢獻，就是攻克了“奶粉配方母乳化”的科研課題，那麼，把優質國資私有化，可能是高俊芳最得意之作。
高俊芳與田文華一樣，成長於體制內，曾在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擔任財務處處長。該所是國內疫苗六大研究所之一。
2007年曾舉報“山西疫苗事件”的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科長陳濤安說過：“國內的一類疫苗市場基本被六大生物製品研究所和北京天壇生物所屬的中國生物技術集團公司壟斷。每年的招投標就是這六大研究所和衛生部、疾控中心的領導坐下來開個會，定下價格，按訂單生產。”
高俊芳在長春研究所體系內幾經升遷，成為長生生物母公司長春高新的副董事長，兼長生生物董事長。
2003年，在國企改革的浪潮中，長春高新決定賣掉長生生物這塊優質資產，出售對象即為高俊芳。讓人費解的是，在市場經濟已經確立了11年後的長春，這家公司回絕了一家生物製藥公司3元/股的報價以後，2004年4月，長春高新以2.7元/股的價格，轉讓給高俊芳和吉林省體改委出資建立的亞泰集團。
財報顯示，2002年，長春高新的利潤是738萬，同年長生生物的利潤是2634萬，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長生生物，長春高新等於在虧損，而長春高新卻要把最賺錢的那部分股份全部賣掉，且不接受更高的報價。
2006年8月，亞泰集團將所持股份加價一毛，以2.8元/股轉賣給高俊芳，退出了長生生物。
通過區區7000多萬元，高俊芳就實現了長生生物的私有化，並佔股59.68%。
2015年12月，長生生物的全資子公司長春長生以全部股權作價55億元借殼黃海機械上市，“黃海機械”的上市公司證券名稱變更為“長生生物”。高俊芳與其夫張友奎、其子張洺豪一共持股33.70%，成為長生生物的實際控制人。
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白手起家。站在巨人的肩上，高俊芳在壟斷行業裡實現了財富的瘋狂積累。2001年，她的年薪僅有6萬，但2017年福布斯富豪榜顯示，其家族已是67億身家。
她本人也一轉身成為名副其實的“疫苗女王”。
“女王”隕落
田文華的前車之鑑，似乎沒有太多的警示意義。
入獄僅兩年，田文華就獲得了減刑待遇，由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19年。2014年，她再次被減刑為18年。這已是無期徒刑減刑的最低年限。
關於減刑的理由，獄方諱莫如深。直到媒體窮追不捨，獄方才對外說明田文華“確有悔改表現”，“陸續獲得多次記功等獎勵”，“無違規違紀行為”。
其侄李志永則對媒體表示：“無期改判成有期，就是18年，再過兩三年就保外就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此時，三鹿事件爆發僅6年，6244名因此患病的嬰幼兒，甚至還沒有痊癒。
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發生以後，陸續有30多名官員被問責。2009年底以來，這些官員卻陸續復出。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孫鹹澤。
就在田文華“隕落”的2008年，國家藥監局在全國範圍展開了一場狂犬病疫苗專項整治行動。此前的2007年7月10日，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被執行死刑。
那一年，田文華和高俊芳以這種玄妙的方式交錯而過。她們身後，兩個行業的監管部門，不約而同“出重拳”，似乎要努力給百姓一份安心。但10年後，她們卻走向了共同的命運。而她們身後的監管部門，陷入了同樣的尷尬境地。
遼寧大連金港安迪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生產的11批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於2009年2月被檢出違法添加核酸物質；同年12月，江蘇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北福爾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的狂犬疫苗因為效價低，再次被停用檢查。
狂犬病高達100%的致死率，使其與艾滋病、鼠疫一起被列為威脅人類生命最嚴重的疾病。但根據中國的藥品管理法，生產銷售劣藥的結果，僅僅是罰款1到3 倍。
在延申公司惡意造假事件中，除了沒收違法所得，其罰款也只有3倍，最終共計2560多萬元。在現有法律框架內，這已是“從重處罰”。與犯罪成本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造假行為獲益巨大，往往可以讓公司降低1/3甚至一半以上的生產成本。
這種畸形的現象促使造假頻發。與此相伴的是腐敗案件高發。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收錄的司法文書中，從2014年至今的4年多時間裡，與疫苗有關的貪腐案件達到數十件，涵蓋全國的十多個省份。
這些腐敗案件中出現最多的模式是，為了搶奪市場，疫苗銷售機構給作為疫苗採購方的疾控中心、基層衛生院負責人提供回扣，回扣可高達幾十萬元。
疫苗腐敗的另一模式，則是無資質的疫苗銷售機構，或生產銷售不合格疫苗的企業或個人，直接賄賂相關官員，致使不合格疫苗流入市場。
在這樣的行業背景下，以節儉著稱的高俊芳加大了在銷售上的投入。
據高俊芳之子張洺豪所說，高俊芳生活樸素，乘坐飛機出行常選擇經濟艙。一位自稱長生生物的員工也爆料，自己加班3個月完成全年生產任務，最終只有250元獎金。
該公司2017年財報顯示，長生生物研發投入僅佔營收的8%。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25名銷售人員的銷售成本高達5.83億，人均2332萬元。
作為我國第二大狂犬疫苗公司，其人均銷售成本是第一大狂犬疫苗公司成大生物的47倍。
儘管如此，成大生物的案底裡，也留存著2010年用100萬元賄賂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品註冊司生物製品處原處長尹紅章的舊賬。
這就不難理解去年11月，長生生物被查出百白破聯合疫苗效價指標不合格時，高俊芳的淡漠。
在長生生物那則冷冰冰的公告裡，25.26萬支問題疫苗所觸及的8.42萬兒童，遠不如公司股價更讓高俊芳擔憂。公告極力強調著，鑑於百白破聯合疫苗在公司銷售收入總額中佔比較小，因此對公司生產經營無重大影響。
於是，在今年A股表現平淡的背景下，長生生物的股價在2-5月間漲幅曾高達153.72%。
直到被查出百白破聯合疫苗效價指標不合格8個月後，狂犬疫苗再次被查出問題時，吉林省食藥監局才遲遲對8個月前的檢查發出行政處罰決定書，沒收庫存的186支疫苗，罰沒344萬餘元。
這種匪夷所思的力度，已是法定的“從重”處罰了。在中國這個最大的疫苗消費國，究竟什麼疫苗，才能有效預防落後的監督和管理機制喪失效用？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和來自最高層的重要指示下，7月24日，造假風波10天后，高俊芳被刑拘。如果說田文華的隕落主要是出於放任，那麼，財務、生產兩手一起抓的高俊芳，則很難辯駁其主觀惡意。
不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高俊芳可能涉嫌的“生產、銷售劣藥罪”，其法定最高刑也僅是無期徒刑。法院是否會認定為其它罪，我們不得而知。
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田文華如今身在何處，我們也不得而知。
只是，伴隨著“奶粉女王”田文華的隕落，中國奶粉業十年不振。而“疫苗女王”高俊芳隕落之際，中國疫苗業的崩潰也初見端倪。
轉自商業風暴眼
《市場觀察》雜誌｜中國營商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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