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中國為東方大國，境內為一大平原，人民眼光闊大，不褊淺，不妒嫉。其所產生漢族之風俗習慣，結婚自由，信教自由，殖產興業自由，對於一切異民富於同情心，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一切平等，無差別待遇……
所謂“黃禍論”，是指成形於19世紀的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理論。該理論宣揚黃種人對於白種人是威脅，白種人應當聯合起來對付黃種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黃禍論”甚囂塵上，矛頭針對中國和日本等國家。
關於這種理論的系統起源，一般被認為，最早出自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在1873年出版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在這本書裡，巴枯寧對“黃禍論”作了非常直白的闡述。這種理論被炮製出後，西方的政客們除了在政治上採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外，還列舉出了所謂的三次“黃禍”的歷史事件：
第一次“黃禍”發生在4世紀至5世紀：東漢初年，匈奴分裂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附漢稱臣，東漢聯合南匈奴擊敗北匈奴，迫使部分北匈奴西遷。西遷至歐洲的匈奴人對日耳曼人和東羅馬帝國不斷征伐，迫使日耳曼人南遷，南遷的日耳曼人最終滅亡了西羅馬帝國。
第二次“黃禍”發生在11世紀至12世紀：隋代，突厥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兩者相繼被唐朝滅亡，部分西突厥部落西遷。遷至西亞的突厥人對東羅馬帝國的征伐引發了十字軍東征，最終突厥人建立的奧斯曼帝國滅亡了東羅馬帝國。
第三次“黃禍”發生在13世紀：蒙古第二次西征攻佔布達佩斯後，前鋒攻至維也納附近的諾伊施達，主力渡過多瑙河，攻陷格蘭城。隨後窩闊臺大汗去世的消息傳來，統帥拔都因汗位繼承問題撤軍東歸。這次蒙古西征在歐洲大地引起一片恐慌。
與“黃禍論”結伴而生的是“黃禍圖”，其為德國畫家赫曼·克納科弗斯於1895年所創作的版畫，但正式的名稱卻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威廉二世所題的“歐洲各民族，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此畫居中手持劍的人物是天使長聖米迦勒，他與畫中其他手持武器者代表歐洲的基督教徒，而在右後方的佛像與龍是代表東方，指的是含中日韓朝等亞洲黃種人。
該圖所要說的是希望歐洲人能在天使長聖米迦勒的帶領下，擊敗來自東方的佛與龍，保衛歐洲人的信仰與家園。原作被當作送給尼古拉二世的禮物。由此，尼古拉二世同德國皇帝一唱一和，別有用心地宣揚“黃禍論”。
然而，面對“黃禍圖”、“黃禍論”中國人是如何應對的呢？首先我們要說的是，當時的中國人非麻木不仁，毫無覺察和反應。從1898年《昌言報》刊文開始辯論，到陸續有《清議報》、《新民叢報》、《外交報》、《中外日報》、《遊學譯編》、《警鐘日報》及《東方雜誌》等報刊加入，先後刊發有關“黃禍”的文章約有50篇。
這50篇文章，中國人自己寫的約佔三分之一，15篇；譯載英美報紙文章約17篇，佔三分之一；譯載日本報紙文章約15篇，也佔三分之一。就中國人自己寫的文章而言，大多還停留在“正面回答中國不是‘黃禍’”的層面，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反擊”，而要說“反擊”則是來自譯載英國報紙的文章《白禍論》，作者列舉從16世紀以來歐洲人在亞洲各地的種種殖民侵略行動，論證“若言白禍，則誠有之”，而所謂“黃禍”，“實讕言（無根據的話）也”。這就是說，無論是“黃禍論”還是“白禍論”都是出自西方之口，而在西方同樣有著講求事實、勇於直言的專家學者。
隨後，這件事雖然在媒體沉寂了下去，沒有了熱度，但並不意味著當時的中國學者對此的徹底忘記。
王桐齡（1878—1953），我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清末考取秀才，後留學日本，1912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獲文學學士學位，是我國第一個在國外攻讀史學而正式畢業的學人。1928年，王桐齡所著《中國民族史》脫稿，在這本書裡，他近於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對此的看法，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卻是入木三分，道出了的問題實質。
“中國為東方大國，境內為一大平原，人民眼光闊大，不褊淺，不妒嫉。其所產生漢族之風俗習慣，結婚自由，信教自由，殖產興業自由，對於一切異民富於同情心，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一切平等，無差別待遇；故西北民族自動的或被動的移入中國，經過一世至數世，百年或數十年後，輒被同化於漢族，漢族與西北民族接觸，無論文化的或無力的，無論戰勝或戰敗，總能吸收異族骨血，化為漢族系統：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修身其家以治其國，而最終之目的在於平天下，無國界，無種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一切民族皆平等，儒教之感人者深矣。
“歐洲境內多小平原，分離破碎，化為若干小國，中間多以天然之山脈、河流間隔之；故其人民眼光狹，度量小，富於競爭心及排外心，而缺乏同情心。對於異民族或者異教徒，排斥掊擊不遺餘力，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一切不與以平等待遇，剝奪其種種自由權。
“故匈加利（匈牙利）移入歐洲後，經過一千五六百年，卒不肯與歐洲人混合；與奧（奧地利）國合併以後，經過幾五百年，而卒與奧人分離。土耳其建國歐洲已歷五百餘年，歐洲人始終欲驅之於歐洲之外，土人亦決不肯同化於歐人之中；經過歐洲大戰，雙方益分道而馳，卒無融合之希望。芬（芬蘭）人移入歐洲已歷千有餘年，與俄合併後，經過逾二百年，而卒與俄人分離……非黃色人種故遠離歐人，實歐人之排外心理及手段迫之使然也！”
今天看來，王老這段論述雖稱不上“完全正確”，但它卻向我們透露出了這樣一個道理，即人們常說的“地理性格”，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並不見得在所有問題上都“靈驗”，但確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回首所謂的“黃禍論”，中國人當時不與之斤斤計較，原因可能在於“境內為一大平原”上。
如今，“黃禍論”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理論已經是“一頁風雲散，變化了時空”，而我們還是要說，在過去圈塊地搞搞所謂的民族理論也許還能有一定的市場，但在一切都講共享與融合的當今社會，這麼搞恐怕很快就會被孤立起來，行不通了。（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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