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二年，刘勰被朝廷任命为奉朝请。奉朝请这个职位虽然很低，但毕竟是到中央机关工作了，这就可以结识更多的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果真第二年他就成为了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而萧宏则是梁武帝萧衍的六弟，刘勰也就等于跟皇室搭上了关系。后来他又担任了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而萧绩则是梁武帝的四子。这位萧绩在七岁时就任南徐州刺史，而刘勰任他的记室，显然没有什么可交流之处，所以他就同时兼任了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
即此可以看出，刘勰因为家道衰落而进寺庙写书，通过这部书打动了天下一流的文人沈约，而后又通过沈约进入中央任职，自此之后就辗转于皇室成员间，尤其他结识了萧统，而昭明太子萧统又是文学之士。《梁书·刘勰传》中称：“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他终于找到了有权有势的知音，并且他的观念也影响到了萧统，杨明在《刘勰评传》中说：“近世学者或以为《文选》一书，可能也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
到了天监十七年，刘勰给武帝上表，颇得皇帝之心，于是被升为步兵校尉，同时兼任着东宫通事舍人，应该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入仕梦想。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任此职后不久，就被梁武帝派到定林寺去帮助僧人慧震修撰经藏。之前他在定林寺住了十几年，而后终于入朝为官，没想到，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清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刊本，书牌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清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刊本，卷首
这种返回定林寺的结果是否刘勰所愿呢？因为没有资料记载，所以难以得知真实的情况，但是从理论上推：他费了那么大周折才走进朝中，而今又被解职返回，也恐怕非其所愿。皇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呢？这也同样找不到历史依据。总之，他的返回肯定不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那句著名台词——“没想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胡汉三喊出这句话时极其自豪，而刘勰返回定林寺的心情就难以揣测了。
然而，刘勰返回定林寺后却有了一个意外的举措：“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乞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帮着慧震完成工作之后，突然要求正式出家，在还未得到批准之时，就先把自己的头发烧掉了，以此来表明自己出家的决心，而后他的请求得到了梁武帝的批准，于是他就在定林寺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僧人，法名为“慧地”，但不久他就圆寂了。
这个转变太大了，他在定林寺寄居了十几年都没有想到出家，而今返回此寺才工作了不长时间就提出要出家，并且都等不及领导的批准就先期燃发明志，这是怎样重大的思想转变？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的坚决？这一切都只能后人去猜测了。
《文心雕龙》可谓是一部奇书，钟子翱、黄安祯所著《刘勰论写作之道》一书，对刘勰的这部名著做出了如下的评价：“他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组织严密、内容丰富、颇多创见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这部名作，在问世以来的一千四百多年里，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和赞许。”
从该书的结构来看，刘勰在创作之初就有着完整的构思。《文心雕龙》全书有五十篇，刘勰将其分为上、下两编，总计五个部分，而每个部分各有各的题目，在每部之下，再各分五篇，比如第一部分总名为“文之枢纽”，这个部分包括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可见该书的结构十分的清晰明了，为此鲁迅在《论诗题记》中评价该书说：“解析神质，包举宏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鲁迅同时认为，《文心雕龙》可以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刘勰撰《辨骚》，明凌氏刊朱墨套印本
对于该书的完整性，张少康在《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总评：“刘勰的《文心雕龙》一共五十篇，是一部有完整的科学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结构的文学理论巨著。”
刘勰为什么给自己的这部文艺评论之书起了这样一个名称？他在《序志》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刘勰说，所谓的“文心”，就是指的人们用心来写作。而后他举出了两个历史上的例子，以此来赞美“心”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他作该书的主导思想是怎样的呢？其又在《序志》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他说该书的写作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的观念为师法，以经典为体例，同时吸取了纬书中的文采，参考了《离骚》的韵味，几乎说明了写文章的全部重要问题。同时，他将历史著作分为“韵文”和“无韵文”两部分，而后在每一类中又分出了不同的题材，以此来概括文章在历史上的兴衰，并且他说自己的篇数符合《易经》的大衍之数。
关于“韵文”与“非韵文”，刘勰在该书的《总术》篇中做了如下的阐述：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
刘勰说颜延年把文体分为笔、言两个部分，为此他表示不赞同。而关于文体，《文心雕龙》中提到了几十种之多。除此之外，《文心雕龙》中还提到了文章的分类以及文章的色调等等，比如他在《情采》中说：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他说，圣贤的著作可以总称为“文章”，虽然如此，但也要做细的划分，应当怎样划分呢？他在该篇中接着叙述道：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从以上的这些分法即可看出，《文心雕龙》一书涉及到了古人写文的各个方面，刘勰在该书中谈到了怎样搞创作，怎样构思文章，同时还区分出了文章的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文章的写作技巧等等，可以说他的这部书涵盖了文章的方方面面，这也正是该书为何受到后世广泛赞誉的主要原因。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十卷，明万历三十七年梅庆生刻天启二年重修本，书牌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十卷，明万历三十七年梅庆生刻天启二年重修本，卷首
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地点是定林寺，该寺在历史上几毁几建，而今又在旧址之上重建起来，其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风景区明孝陵区内。这次的南京之行，顾正坤先生提供了较多的帮助，但是几天的忙乱耽误了他不少的工作，这令我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在寻访的最后一天，我向他提出自己要单独跑一跑，因此这天一早就跟酒店门口的两辆出租车分别谈了包车之事。他们都说南京的出租没这个项目，我让其中一位司机看着收费，他也反复解释坚决不答应，说南京的出租计价方式特殊，没有等候时间。我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将其说服，无奈，只能放弃包车的想法，让司机把我送到定林寺。
然而司机却说他没有听说过南京有定林寺这么个地方，我想了想告诉他那里现在可能叫定林山庄，但司机仍说没有听说过此处，于是我请他先把我送到明孝陵。一路上，司机跟我讲解着包车的不划算，我本以为他说的是自己，后来才听明白，他指的是游客，这游客当然就是今天的我。他说南京也有胆大的出租车司机，包车半天三百元，我真想告诉他：给你一千元陪我跑一天算了，但他一路上的喋喋不休真让我觉得有些受不了，看来有时候想花钱买省事也没那么容易。
来到了明孝陵景区
国家级的文保牌
从地图上查看，感觉定林山庄离明孝陵很近，车很快到了孝陵入口处。中山风景区不收费，但其中的孝陵却收70元门票，门口的巨大示意图表明定林山庄就在明孝陵区内，我为自己的正确判断而高兴。排队购票时，队前的几个女生拿着学生证正在跟售票处交涉，因为持此证可以门票减半。售票处的几位工作人员态度极其认真，三个人头扎在一起仔细地打量着购票的女生是否跟学生证上的照片为同一人，女生一直在解释照片是化妆后照的。总算通过了三位大妈的审查，轮到我买票时，就凭我这张脸，什么都不用问了，当然是无可置疑地购买全票，但我还是向其中一位大妈主动请教了定林山庄的走法。
前行路线
康庄大道
因为收门票的原因，园内的游人远比其他地方少许多，入门处停着一辆园内电瓶车，一般的景区都有这种车，十元钱可随上随下，然此车上无人。我问开车者可否载我到定林山庄，她说两百元，这个价钱大出我意料，我还是决定省下这两百元，徒步在园内寻找。前行二百余米左转，即看到了享殿。旁边一条小径穿入密林内，前行一百余米即在林中看到一片仿古建筑，向一老人打问，果真就是定林山庄。穿过一条漫水而过的小桥，即走入定林山庄的回廊。
拐入了歧路
在树丛中隐约看到了庙宇
匾额却写着“昭文斋”
终于找到了正门
整个山庄基本是一“回”形建筑，里面陈列着一些复建的资料，并且有古定林山庄遗址的照片，确认此处是刘勰所居者无疑。图片中表明刘勰的故里在山东莒县，并且还有旧居的照片，可惜我山东之行时未到此县，寻得机会将补之。山庄内无其他旧物，拍照一番，原道返回大门口。走到门口费时不足十分钟，我为自己未花两百元坐那辆电瓶车而得意。
院内的第一进院落
展板上的介绍
此处写明：定林山庄是根据历史遗迹复建者，而今成为了刘勰与《文心雕龙》的永久纪念地
第二进院落
历史上还有《刘子》一书，关于这部书是否为刘勰所作，直到今天学界仍然争论不休。朱文民所撰《刘勰传》一书中有三个附录，其中附录二为林其锬、陈凤金所著《〈刘子〉作者考辨》一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从各个角度来论证《刘子》为刘勰的作品。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刘子》一书是剽袭《隋书·经籍志》：“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因此，纪晓岚认为《刘子》一书是唐贞观以后人的作品，这就等于从时间上否定了《刘子》是刘勰的作品。然《考辨》一文则以敦煌遗书所出文献来证明《四库提要》的判断错误。
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刘子》的写本残卷，此残卷被伯希和带到了国外，王重民先生对此卷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其在《敦煌古籍叙录》中说：“此卷不避唐讳，当出于六朝之末。”傅增湘也研究了敦煌所出的这个残卷，他从避讳字上对残卷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此卷‘民’字不缺避，当为隋时写本。”通过这两条证据，林、陈二先生认定《刘子》一书成书的时间早于《隋志》，而纪晓岚写《提要》时，敦煌遗书还没被发现，所以他不可能以敦煌文献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
敦煌藏经洞所出还有一书名《随身宝》，王重民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给《刘子》一书是刘勰的作品找到了佐证：“敦煌遗书内有所谓《随身宝》者，所记经籍一门，均系当时最通行之书，不啻一部唐人《书目答问》也。余乃求之卷内，正有‘《流子》刘勰注’一则，知必系‘《刘子》刘勰著矣’。于是是书盛行唐代之言益验，而《唐志》刘勰所著之说，又多一证。又3636号卷子为《杂抄》，卷中有‘九流’一条，目下注云：‘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所录正是《新论·九流》篇原文。其作‘流子’之义，虽仍不得其解，然《隋志叙录》，全取此篇，事正相同也。”针对王重民的这个说法，张少康先生认为这部《随身宝》难以作为证据：“这只能说明《随身宝》所记不过是坊间俗本，其作者题为刘勰正是袁孝政所说时人无知之故，这种资料很难作为严谨的学术论证。”（《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
刘勰撰《新论》清刻增订汉魏丛书本
但顾廷龙先生却认定《刘子》确实是刘勰的作品，他在《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序》中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判断依据，我将这段话抄录如下：“《刘子》作者为谁？《隋志》仅书‘梁有’，而未题作者，《唐志》始著录‘《刘子》十卷，刘勰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亦有‘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之记载……”
关于《刘子》，其他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王叔岷认为该书的作者是刘昼，这也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判断，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其他专家的不同看法在这里就不细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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