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風急雲片闊，崖口石凍馬蹄脫。
平沙莽莽黃入天，英雄埋名七十年。
遠征軍回家，究竟路有多長？
風雨尋訪路，情繫遠征軍
2005年春日裡的某一天，夕陽西下，晚風徐徐。
時任香港《鳳凰週刊》主編的鄧康延在簽完當期刊物的進廠版樣之後，招待一眾好友去深圳荔枝公園邊的酒樓用餐。
一直在滇西進行田野調查的一位朋友無意中說起了遠征軍當年的悲壯和倖存者目前的悽慘，種種事蹟，讓鄧康延不能自已。
年少時的體弱多病讓他總是受人欺凌，在內心深處，他一直渴望能夠變得強大，扶危濟困，鋤強扶弱。聽到遠征軍的境遇，他無法坐視不理，於是他滿上了一大杯酒，起身表態：“這件事我要做，寫報道、拍遠征軍紀錄片，還原歷史真相！”
很快，鄧康延帶領了一支由幾位深圳“義勇軍”組成的民間拍攝團隊奔向了雲南，但因與電視臺溝通不暢，人馬雲集昆明後，對方通知原計劃有變。然而箭既已上弦，幾個人硬是啟動拍攝了。
沒有拍攝資金，鄧康延便向同樣有這份念想的一位西安企業家老友求援。第二天，20萬元拍攝資金就到賬了。
2005年5月初，他們正式開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貢山的漫長尋訪。
這世上最快的速度是什麼？不是光速，是生命的流速。
與其說鄧康延是在尋訪當年的遠征軍，不如說他是在與老兵們的生命賽跑。這些老人上過戰場、殺過敵人，定然是不怕死的，可鄧康延不想讓他們死不瞑目。所以，一定要趕老兵們還在世時搶拍。
時代的禮物，遲到的榮光
鄧康延籌備拍攝的紀錄片《尋找少校》，是以追蹤一張1944年滇西反攻時的葬禮照片為線索，尋找戰死在高黎貢山的美國盟軍少校梅姆瑞的故事。這一“尋找”就是三年多。
而後的一部“發現”又是三年。《發現少校》是以一本晾曬於網絡的美國軍官保存的軍官照和中國軍官簽名聯絡簿為線索，發現了一位歷經大榮大辱依然健在的中國少校趙振英的故事。
故事不同，情懷未改。六年間，這其中的曲折與挫折難與人言，憂傷與欣然也難與人言。中美兩位少校給大家的感受是：死不足怕，最怕死不瞑目；生也不易，更難一生坦蕩。
鄧康延還記得初到騰衝尋訪遠征軍時，高黎貢山下界頭鄉的村民說：“幾年前耕地還能挖出遠征軍的屍骨。”他就問：“你們怎麼知道是遠征軍？”對方答：“他們穿草鞋，日本兵、美國兵都是皮鞋。”隨行的抗戰學者李正告訴鄧康延，當年遠征軍新兵的第一課，不是瞄準、操練，而是編草鞋。
鄧康延團隊採訪到的遠征軍倖存者，大多是瘦骨嶙峋，生活困難。黃埔軍官大多受過牢獄之災，晚年生活慘淡，無所依靠。他們初對鏡頭噤若寒蟬，聽說拍攝團隊是特意來拜訪，才含著淚說，那些遭遇都過去了，現在的生活已經好太多了。
拍攝《尋找少校》時，在國殤墓園，三千墓碑下埋葬著九千遠征軍英靈，因為大部分人的骨灰都融在了一起，無法區分。90多歲高齡的趙振英老人謝絕所有人的攙扶，沿著階梯蹣跚而上，邊走邊高唱軍歌，唱完軍歌又唱《滿江紅》。
那悲壯蒼涼的場景，讓鄧康延沸騰的熱血急需找到一個發洩的出口，於是他走到了遠征軍的墓碑前，敬一碗酒，那是後來者最真的情義；敬一個禮，那是歲月裡遲到的榮光。
《尋找少校》和《發現少校》雙雙獲得國家十佳紀錄片獎。後來，《發現少校》榮獲白玉蘭銀獎，又在美國休斯頓電影節上獲得金獎。以趙振英老人為代表的遠征軍們也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崇敬。
一路走來，雖經歷過萬千艱難險阻，能有這樣的結局，總算讓鄧康延得到了些許安慰。他說，這是時代給他的辣子和淚水，也是時代給他的蜜糖和歡笑。
緬甸斜陽不懂那些憂傷
如果說《尋找少校》《發現少校》是兩個人物命運的軌跡，那麼鄧康延的另一部紀錄片《重返野人山》則是一場重大的史實挖掘。這次拍攝是在二戰中中國遠征軍兵敗野人山後的70年，是六位中國人一個多月的異國探險，很多地方都是中國人70年後第一次進入。
“歷史裡一定有未來的密碼，我們揭示歷史，好像打撈一艘沉沒的戰艦，這個過程是痛苦的，但我們會咬牙堅持下去。”對於這次拍攝，鄧康延無比堅定。
《重返野人山》規劃了5集，沿途尋找慰問最後的老兵；考察同古、密支那和八莫的戰場遺蹟；尋找消失的墓地；最後走進遠征軍潰敗野人山的莫的村，探尋野人山1500名傷兵自焚殉國之謎。
考察隊幾乎穿越了多半個緬甸，過程並不順利，山野丘陵路險，拍攝團隊歷遭緬甸政府、軍隊、移民局幾方干擾堵截、跋涉顛沛、山野露營。由於二戰後，中緬邊境發生過一些事端，遠征軍的墓碑多被毀壞或因建設推平，一些敏感地段都需隱蔽拍攝。
就這樣，鄧康延帶著這支隊伍用老鏡頭、新實拍，完成了這場跨越70年悲壯悲傷的祭祀之旅。
做這一切，鄧康延就是想要告訴國人：遺忘和死亡同樣可怕。回來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每到黃昏，他的耳邊總是會隱隱響起像是來自西南方的鐘聲。
一聲響，勿忘歷史。
二聲響，勿忘國殤。
三聲響，勿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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