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清政府駐守京津的部隊裝備相當精良，榮祿的武衛軍（共分為五部分，聶士成武毅軍為武衛前軍、董福祥甘軍為武衛後軍、宋慶毅軍為武衛左軍、袁世凱新建陸軍為武衛右軍，榮祿新募部隊為武衛中軍），慶親王奕劻的神機營、端郡王載漪的虎神營,以及清廷直屬九門提督、步兵統領的御林軍，還有能夠配合清軍作戰的大批地方團練、義和團等等，人數至少達到二十五萬。尤其是擁有六萬人的武衛軍，分別受過德、俄式訓練，裝備有毛瑟槍、快速機槍和各種大炮。其中，裝備最精良的聶士成武毅軍，16000餘人，擁有的武器包括：11毫米口徑的後裝單發和連發1萬支、7.9毫米口徑的後發200支、口徑的後裝連發曼利夏槍1萬支、口徑的後裝連發曼利夏騎槍1400支，還有軍官用6輪連發和少量的、哈齊開斯等步槍與騎槍等等。此外，武毅軍還有75毫米口徑的12磅炮16門、60毫米口徑的7磅後裝炮32門、57毫米口徑的6磅格魯森速射炮32門，這些炮每分鐘都可以發射10發以上的炮彈。另外還裝備了37毫米口徑的2磅克虜伯速射炮、87毫米口徑的20磅後裝炮等。但是十幾萬清軍，在臨時拼湊起來的八國聯軍面前，卻一觸即潰，全軍覆沒。
問題的根源是在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個無需過多解釋。我們再來從戰場的角度來尋找一些原因：
第一，指揮系統混亂。自洋務運動以來，眾多洋務派將領自行招兵、發餉和訓練軍隊，基本上屬於半私人性質的軍隊。當時，清政府這二十多萬軍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門，基本上都是各行其是，作戰部署和規劃更是無從談起，各部之間無法形成互相協作，支援也很不到位，被各個擊破的風險很大。八國聯軍約2萬人向北京進發時，總司令為德國元帥瓦德西。具體的行軍序列是：先頭部隊分三路前進，日軍為左翼，英軍為右翼，美軍為中路，別的國家隨後。日、美、英三國軍隊組成的先頭部隊的兵力為：14050人，49門火炮。俄、法、意、奧軍隊的兵力為5650人，34門火炮。清軍中的精銳聶士成部在取得廊坊大捷後，與義和團產生矛盾，遭到義和團與聯軍的夾擊，最後中彈身亡，作戰時的混亂可見一斑。
第二，眾多新式武器裝備並未使用。洋務運動中，清政府花費重金購買了許多在當時世界上都堪稱天津失守後，聯軍在一座無人守衛的軍械庫中，發現了眾多36門克虜伯大炮（口徑87毫米），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60門克虜伯大炮（口徑70毫米）。42門諾爾登費爾德式速射機關炮。42門諾爾登費爾德式機關炮，42門大炮（分別為諾爾登費爾德式和上海機器局製造），10門速射機關炮，20門小口徑的速射機關炮。3萬支具有最新標記的毛瑟槍和曼裡徹式來福槍。3萬把刺刀、軍用品及其他。約值二百五十萬英鎊。可見，這些裝備幾乎沒有專門的使用計劃，僅僅是完成購買而已，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而且這也不是清軍第一次被外來侵略者輕而易舉得到眾多武器設備，此前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在牛莊、營口、威海衛、澎湖等地清軍遺棄的火炮亦達數百門，槍枝、彈藥更是不計其數，這些使得敵軍不斷得到武器彈藥補給，實力大大增強。
第三，戰術落後。從整體態勢來看，清軍沒有縱深防禦陣地，一點突破全線潰敗。清政府拱衛京畿的主力是武衛軍，我們來看一下除了榮祿以外，其他四位將領的年齡，宋慶80歲、聶士成64歲、董福祥60、袁世凱41歲，袁世凱當時駐守山東，僅派出很少一部分軍隊參加這次戰爭，其他三名主帥年齡放在當時來說都算是高齡了。宋慶的毅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展現出較強的戰鬥力，本次戰爭中負責天津外圍的防禦，基本上沒有可以依託防禦的陣地，很快被擊潰，後來沒有與其他軍隊匯合。戰鬥力最強的聶士成部頂在天津，這實際上已經是一支孤軍，前面說過受到八國聯軍與義和團的前後夾擊，被擊敗後，從天津到北京基本上已經沒有像樣的防禦了。另外，董福祥的甘軍戰鬥力明顯不足，有件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在義和團運動中，董福祥率甘軍圍東交民巷，攻月餘未下。很明顯，這幾支隊伍沒有形成縱深防禦，只是類似於“散兵線”展開，很容易被集中一點突破，從而全線潰敗。
從戰場情況來看，在天津失守後，清政府的神機營、虎神營和御林軍，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做“儀仗隊”來用，很少進行實戰演練，戰鬥力基本為零。地方團練、義和團還停留在“冷兵器”時代，而且沒有像樣的統帥。當時清軍並沒有很好的運用手中的武器，往往在前沿陣地還未瞄準目標就把子彈打光，能夠合理操作火炮的士兵更是少之又少，根本不能對八國聯軍造成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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