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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大軍進入北京前，明崇禎皇帝完全可以逃走。崇禎帝為何不逃呢?不是志氣，而是與一個桐城的御史有關……
四、守與走
崇禎帝之死，死於內外夾擊。他本來仍然可以不死，因為他還可以跑。宋高宗趙構逃跑時，連匹像樣的馬都沒有，最終都跑成了。崇禎帝至少有御林軍，有轎子，居然沒跑出京城。
崇禎帝不是不想跑，而是事不順心，最終跑不成。
內憂外患驟然升級的崇禎朝，“南遷”問題數度進入最高統治者的重要議事日程。所謂“南遷”，就是崇禎朝在京師難保的形勢下，主動作出戰略放棄，遷都南京。與歷代王朝不同，明代長期實行“兩京”制度，即當年朱棣遷都北京後，仍舊保留南京為留都，並一直配備相應的中央機構。國家危難之際，“兩京”制似乎又是明朝歪打正著的政治優勢。崇禎十五年十一月，清軍再次入塞時，朱由檢想到了遷都。《三垣筆記》載：“上以邊寇交織，與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
明代粉彩刀馬人物將軍罐
首都長期處於滿清的兵鋒之下，遷都南京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但這場南遷之議由於天啟懿安皇后張氏的反對而作罷。這個女人，最初讓他下定決心來當皇帝，最終無形中讓他又死在了皇帝的寶座上。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遣兵東渡入晉，志在滅明，京師形勢更加危急，明廷再起南遷之議。《明季北略》載，李明睿等奏請南遷，崇禎單獨召見李明睿曰：“朕有此志久矣，無從襄贊，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
朱由檢的本意是自己遷往南京，留內閣等一班官員留守京師，但未能如願。二月初一，大順傳檄到達御前，檄文有“將於三月十五日到達京師”之語，君臣上下甚為恐慌。二月間，大順軍劉芳亮等部已出河北，基本完成了對京師的包圍，京師形勢急劇惡化，朱由檢安全南遷已困難重重。《明史·李邦華傳》載，此時“邦華密疏，請帝固守，而太子監國南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而行，將行其議。中允李明睿，亦疏言南遷便。”可是，這個折衷的南遷方案最後還是胎死腹中。
戲劇
緊急關頭，惟有南遷才是可用之策，崇禎朝的兩次南遷方案，為何可用之策不能實行，除了朝廷對大順軍戰略意圖缺乏有效應對之策，崇禎帝困頓於政治顧慮外，便與光時亨等人的強烈反對密切相關。
崇禎帝廷議時，李明睿曾援引宋室“南遷”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年的先例，提出只有“南遷”方有中興希望時，《明史》稱光時亨拍案而起，“以倡言洩密糾之”，並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1585—1671），字太虛，南昌人。雖然《明史》、《清史稿》等均無其傳，但他確是明末清初頗有影響的詩人、史學家與社會活動家，著名作家譚元春、吳偉業均出其門下。京師陷落後，李明睿一度進入李自成與滿清政權，隨後又南下加入弘光政權。
但在崇禎朝，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禎隱微內心的人，也是深受崇禎信任的人。崇禎十七年正月，崇禎帝“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破格將其由正六品提拔為正五品。
儘管如此，光時亨卻恰恰將矛頭對準李明睿，拿皇帝的身邊人和皇帝信任的人開刀。
對於李明睿的主張，光時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知道這不是李明睿的個人意見。光時亨之所以仍舊有膽有言，同樣有著深厚的背景，支持他的便是陳演。
周延儒罷相身死，陳演代為首輔。《明史》稱陳演為人“既庸且刻”，事實上陳演聰明絕頂，他知道一旦崇禎“南遷”，他自己就會帶隊留守京師，下場不會比周延儒更好。皇帝“親征”南遷的第一方案擱淺後，其後太子監國變相南遷的方案，同樣遭到光時亨的阻撓。《石匱書後集》載：李明睿等奏請太子監國南京，而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唐肅宗即李亨，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唐玄宗西逃時經馬嵬驛兵變，李亨繼位，後在宮廷政變中驚憂而死。崇禎內心並不願唐玄宗、唐肅宗歷史的一幕重演，光時亨此語，顯然刺中他的心病，最終被迫無路可走，死守京師，直至自盡。
如果沒有光時亨的反對，如果朱由檢真的遷都南京，如果大明朝後與李自成或滿清一方出現政治聯姻……歷史的萬般假設，因為光時亨的出現，一切都成為泡影。無論如何，光時亨事實上改寫了歷史。這位光時亨，究竟何許人物？
光氏族譜時亨
光時亨（1599－1645），字羽聖，號含萬，桐城人。
關於光時亨，野史中的形象，那是相當灰暗，只有軼事，顯出格外的生動和有趣。
光先生的著名商標叫“鳥人”牌，人稱“洗鳥御史”。據說當年的內閣首輔溫體仁，外面的形象很威猛，裡面的形象卻很猥瑣。按照祖傳秘方，光時亨每天堅持用“潔爾陰”之類給溫大人沖洗陽物，直到大人活力再現。光先生為自己洗出了前進的道路，從縣裡調到了京城，把自己洗成了監察御史。
光時亨家鄉的史籍，則完全不同意這類損人不利己的說法。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對光時亨總的評價是：光先生“少有俊識，敢決事，性不能容惡”。《桐舊集》記曰：光時亨“性剛直，獨立無援，忌者以陰遷為名誣殺之。海內知其冤，莫不相向流涕。” 《桐舊集》中收錄的光時亨第一首詩，便是《南樓誓眾》，完全是一個國難擔當者的壯士形象：“人臣既委質，食祿當不苟。受事令一方，此身豈我有。即遇管葛儔，尚須爭勝負。矧今逢小敵，安能遽卻走。仰誓頭上天，俯視腰間綬。我心如恇怯，有劍甘在首。讀書懷古人，夙昔恥人後。睢陽與常山，不成亦匪咎。瀝血矢神明，彈劍聽龍吼。”
《明朝大博弈》
從人物的稟性到為官處事，地方史對光時亨的看法，都與相關正史、野史迥然相異。據《桐城耆舊傳》等地方史籍記載，光時亨崇禎七年（1634）進士，初授四川榮昌知縣。這個時候，陝西流賊已經蜂起，天下大亂。縣裡有一幫熱心公益的志願者，籌集了一大筆資金為縣城修橋。光時亨說：賊早晚要到，城牆破舊，應當毀橋買船，用修橋石來修整城牆。在做好群眾工作的基礎上，光縣長果斷拍板：穩定壓倒一切，先抓維穩，後搞建設！城牆修好，流賊也來了。現在，城牆很堅固，河上又沒了橋，流賊自認倒黴吧！
光先生的先進事蹟，傳到了最高領導人那裡，崇禎皇帝親自接見了他。面對領導的提問，光先生又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朱由檢感動了——“當對時，上為起立注視者三。”領導一般都很矜持，現在居然從位子上站了起來，一遍又一遍地欣賞你，光先生真是太有才了！
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時亨，實在太完美了。為什麼完美，因為還有一段： “桐城歲用兵，又年比不登，漕米三年未繳清。佈政下檄補徵，民疲病，無以納，公疏請免之。”幫老家的百姓免交農業稅，比給一個困難戶發兩百塊錢強多了。看來，一個人做好事並不難，難的是真誠為家鄉做好事——老鄉不送你土特產，但會記住你幾輩子！
光時亨有沒有投降李自成呢？野史答案是肯定的，說是李自成攻城時，光時亨與王章同守阜成門。王章尚在殊死抵抗時，光時亨拖著王章就跑。王章說：“事已至此了，你還怕死啊？”光時亨答曰：“這樣死掉了，和普通士卒有什麼區別？不如我們進城找皇上，找不到再死，那時死還不晚呢。”兩人就這樣走著，迎面撞上賊兵，王章大呼：“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旋即被刺死。光時亨呢？“倉皇下馬跪”，就這麼一聲不響地投降了！
桐城地方文史，更不同意這些說法：北京城陷落時，光時亨正與御史王章巡城，王章被殺，光時亨大腿傷，逃入尼庵。半夜，準備追隨崇禎上吊，被尼姑救了，沒死成。過御河時，他與御史金鉉一起投河，結果金鉉死成了，光時亨沒死成。天意如此，光時亨“遂潛行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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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後世文人的追述，哪一種可能正確？應該是桐城文人的說法靠譜些。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已當了叛徒，那就倒不如再當回叛徒，投李自成是投，投滿清也是投，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從良，還自己跑到老東家這裡來送死？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
但《甲申傳信錄》、《弘光實錄鈔》等野史認為，光先生確實在李自成那兒閃過。《明季北略》“北迴目擊忠逆定案”更是記到，光大人在李自成旗下受寵若驚，又懷著萬分複雜的心情，給尚在南明統治下的兒子寫信：“闖逆召見，面加獎勵，隨諭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以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光大人這水平，也不能說就比諸葛先生差。對國際形勢的研判，歷來都有個準確率問題。依光大人的觀點，李自成完敗不太可能，將革命進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下大勢，中國再現“南北朝”或“三國”模式，當有相當的把握。那麼，以諸葛前輩為榜樣，孩兒們在南朝參加科舉，老夫在北都工作，咱們幾處做裸官，最終哪棵樹倒了，都不太礙事……
如此看來，說光時亨投靠了李自成，當是可能的。可信度不是說的人多，而是符合情理。政治形勢太複雜，誰有能耐誰看得準？明清易代之際，不讀書的人看起來都像是三國，自己在新公司試運氣，讓子女報考老國企，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這樣的光大人才算得上精明。
但這事似乎又不靠譜，因為沒過多久，光家的公子即大喊冤枉，黃道周很是同情，便走唐王的路子，為其辦理了平反手續。如果正規的平反文件都不算數，歷史也就沒法子再讀了。
無論光時亨的人物屬性是正面還是反而，叛變沒叛變，是否得罪人，他都是必死無疑，因為他確實犯了一樁彌天大罪，只是寫在野史裡不夠吸引眼球——這個罪名明律上沒有，中國唯一，世界唯一，且專為光先生量身定做，名曰：“阻南遷”！光時亨的旁徵博引，讓崇禎帝道義上體無完膚，堵死了崇禎的後路，只得違心固守北京。
事後，崇禎對光時亨咬牙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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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漢學家魏斐德在《洪業——清朝開國史》中談到“南遷”不成時，有這樣一段透闢的分析：“這對後來滿清佔領北京時的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滿清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擁有了他們最缺乏的東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並最後征服南方。崇禎帝的決定還導致諸多皇室宗親繼承權利的曖昧不定，以致派系傾軋，削弱了南明政權。”
光時亨不反對——朱由檢南遷——明朝不亡，無論這個邏輯是否成立，朱由檢不上吊，肯定是成立的。
確定不走，堅守不過是一句空話。坐困京城的崇禎帝，很快處於李自成的兵鋒之下。在這個緊要關頭，崇禎帝收到了薊遼總督王永吉、順天巡撫楊鶚的密奏，二人請撤關外四城，退守京城。崇禎帝異常激動，召集閣臣陳演、魏藻德等商議。但是，“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他們誰也不願承擔“棄地”的責任，崇禎帝報之以苦笑而不了了之。直到三月六日，崇禎帝才下定決心，下令棄寧遠，徵召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入衛，但這些顯然來之太晚。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六日，李自成軍攻陷昌平，十七日攻至西直門外，勤王部隊尚無蹤影。十九日，天剛破曉，太監王相堯以宣威門投降，農民軍隊浩浩蕩蕩開入城中，守衛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朝陽門的朱純臣也先後開門迎降，北京內城陷落。崇禎帝親自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可鐘聲沒有召來一個人。面對沖天火光，崇禎帝去冠冕以發覆面，光著一隻腳，與太監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壽皇亭。在這之前，崇禎帝密令收葬了魏忠賢，重複的一句話是：“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最後的關頭，崇禎帝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衣襟上憤然留下了這樣的話：“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然後，與王承恩自縊身亡。
“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心生執拗，居高位必誤天下蒼生者。”這話大半出於《春秋》，據說後來有人將這句話送給了王安石。其實，這話更適合送給崇禎皇帝朱由檢……
蘇軾自書大江東去牛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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