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警察”制止犯罪，在我國是不是稱作緊急避險？
《Death Wish》被翻譯成《猛龍怪客》有些奇葩，還不如直譯成“死亡之願”，畢竟主角保羅的妻子被劫匪殺害、女兒昏迷不醒，家庭成員受到如此傷害，應該是生不如死。
保羅由布魯斯.威利斯飾演，雖然也是硬漢形象，但這次純屬被逼無奈。警方對發生在家中的搶劫案一籌莫展，保羅從一名醫生開始向“正義警察”過度。看到女兒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再想想已經死去的妻子，保羅打算自己尋找兇手，並且給予懲罰。
這也不能怨保羅較真，畢竟保羅在探員的辦公室看到了懸而未決的刑事案件，便條大小的未果案件貼滿了整面牆。要知道這只是一個探員手中被掛起的案件，如果把懸而未決的案件彙總，數字一定超乎我們的想象。
案件偵破率能夠達到60%已經很高的破案率了，當然這是以各類案件為基數，也就說丟輛自行車、被偷走手機也計算在內。咱們都知道，丟手機和自行車，被找回來的幾率幾乎為零。另外一個關於破案率的重要數據是命案的偵破比例，也就是兇殺案或者其他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刑事案件。咱們國家的命案偵破率可以查到的數據是90%，畢竟司法機關本著“命案必破”的態度在努力。
保羅面對一整牆被掛起的案件很無奈，探員安慰保羅，說是他的案子與其他案件不同，偵破幾率還是很大的。美國真實的情況不瞭解，但是就看探員這語氣，多半也是在說瞎話。探員同時也描述了一個幫派案件，兇手衝進聚會，開槍殺死了14個人，愣是沒有人願意指證。美國秉承的原則是注重人權，人家不願意說你不能逼人家；咱們國家就不同，法律有規定，沒有特殊原因，目擊者有作證的義務。
多一事自然不如少一事，誰也不願意站出來指認兇手得罪人，說不定還會威脅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樹立正義”可是寫在美國憲法序言中的第一個憲法目的，換句話說就是追求正義是憲法原則的追求之一。美國在保護人權方面做得雖然比較好，如果違背追求正義的目的，不也是對人權的一種踐踏嗎？畢竟劇中保羅的家人也是法律保護的對象。
保羅面對這種情況，只能選擇自己來。保羅第一次走上街頭伸張正義的行為雖然有不合法的地方，不過美國法律中也有關於緊急避險的規定。緊急避險可以理解為一種正當防衛行為，只不過這種防衛行為可以用於保護他人或者公共利益。
保羅的職業是外科醫生，從一箇中槍的幫派分子那裡偷來了一把槍。這是保羅不合法的地方，雖然美國公民可以擁有槍支，但是需要經過註冊登記。如果在咱們國內，保羅就不是違法這麼簡單了，會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但他故意在搶劫多發地段閒逛沒有什麼不合適，看到搶劫行為的發生予以制止也是見義勇為。
隨後的幾次就不能用法律幫他開脫了，因為保羅的手段慢慢向《守法公民》過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守法公民》，大體就是被害人家屬怒懟一切，不僅對搶劫犯沒有憐憫之情，連司法機關都不放過。保羅比較冷靜，雖然之後幾次“見義勇為”解決的都是人渣級別的罪犯，緊急避險靠不上了。還有一種法律術語叫做“事前避險”很適合形容保羅的行為，大體就是侵害發生之前，對於犯罪進行打擊。
即使是違法，觀眾也會看的比較痛快，大多數人還是願意看到犯罪分子受到懲罰。劇中的探員也是如此，探員顯然已經知道“網紅”羅賓漢就是保羅，不過這次警方站在了正義一邊，並沒有試圖將保羅抓拿歸案。“正義警察”還是會造成一些不良的社會影響，例如成為青少年的模仿對象，劇中有一名男子在模仿保羅伸張正義時就搭上了自己的小命。見義勇為值得提倡，最好還是量力而行，有沒有勝算先不說，防衛的限度問題普通人也搞不清楚。再者說了，什麼事情都讓羅賓漢做了，要警方有什麼用。
保羅看似伸張正義的過程中很瀟灑，實際上也產生了負面的心理狀態。“義務警察”的工作多少有點洩憤的意思，觀眾們會拍手叫好是因為壞人受到了懲罰，卻沒有想過保羅心裡的痛苦。我國的香港地區，警察開槍射殺匪徒之後，需要接受心理觀察與心理輔導。可見伸張正義在影視劇中看著痛快，但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得起這份光榮。
另一方面，保羅也表現出了一些“上癮”。這也不奇怪，人們往往會對自己擅長的事情著迷，有些時候不是因為讚美、也不是因為利益，而是滿足於內心的成就感。記得一個律師朋友曾經說過，從事法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學進去，走出來”。也就是不管做任何事都要掌握好限度，精益求精與走火入魔往往是一線之隔。
劇中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鏡頭，保羅在等紅燈時，一個流浪漢開始擦保羅的車窗，為的是能夠得到一些接濟。這一幕好眼熟啊，開車經過特定的幾個路口，總是能看到精通此道乞討者。看來信息時代讓發家致富的手段傳播到了全世界。
電影通過保羅的遭遇，不僅僅在講述一個都市羅賓漢的故事，也在呼籲觀眾對犯罪提高警惕。雖說治安環境是公民生活保障的前提，但我們不能全指望遭受侵害之後的法律救濟。正如劇中所述，不管對於罪犯的懲罰多嚴厲，那都是在侵害之後。用中國古代的家喻戶曉的一句話說就是，“天乾物燥，小心火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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