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凡爾賽，梅斯的督監與俾斯麥相對而坐，一個戴僧帽的坐在一個穿軍服的路德派的對面。這位督監原本想要得到一些保護，來以此介紹主張帝制憲法的天主教教會。他未達到目的，就轉變話題，談教會內部的事情。
“您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後，他們的前程要遠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麥沒有回應，只是諷刺地微笑。我們可以看出，俾斯麥從來都不明白道德的力量可以有多大，他通曉國家的過去，卻不懂宗教的歷史。
當然，他與宗教之間的鬥爭從來都是為了權力，而不是為了觀念。觀念對於他而言從來都只是一種籌碼，而不是什麼一定要辨明的重要之事。可以說，對於不必花錢的一切事，他都有著極大的容忍，只有這些東西危及國家，他才會視為仇敵。
結果，這種危機真的發生了，教皇在羅馬召開會議，將信奉天主教的歐洲國家的權力全部重新集中起來。
1870年7月，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教皇就宣稱，自己是不會錯的，這讓俾斯麥不能忍受。戰爭進行過程中，主教發佈禁止學生們聽自由派神學家演講，而正建立帝國的俾斯麥宣佈禁令無效，他認為當他正在進行他的建設時，宗教的辯論就是攻擊帝國，而羅馬正是帝國所有仇敵的聚集之所。
俾斯麥回國後，發現已有反對派以宗教為紐帶團結在了一起。他下定決心，要保衛自己的事業，而在對抗反對勢力，而他的反抗不慎擊中了羅馬的龐大勢力，造成了一場巨大的混亂。
五月，在合約終於簽訂的那刻，俾斯麥就立即對教會宣戰，並寫出了一篇措辭嚴厲的宣言：“德國政府不久將要決定進攻的行動……三百年前在德國的日耳曼情緒比天主教情緒更為強烈，今天更是如此，……現在，羅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現在的德國王冠也不是戴在一個西班牙人的頭上，而是戴在一位德意志人的頭上。”
俾斯麥並不是要無條件的進行政教分離，他所求只不過是一種“堅守態度以反抗天主教的進攻”。
他首先在帝國頒發了《教堂講臺條例》，禁止在教堂講臺上談論國事，之後又頒發了重要的“五月法令”。他藉此廢除了一股天主教力量，取消了憲法裡關於保護教會的幾章。他干預主教轄區內的行政及學校裡的宗教教育，將耶穌軍和同樣的教會驅逐出帝國國境；通過強迫的辦法增刪法律；以流放、罰款、監禁或拘留在炮臺內的辦法來恐嚇有宗教狂熱症的人，將他們的財產充公；讓許多教區內設有牧師；離間主教與教士，教士與不執教務的人的關係，使家庭不和；拿“良心問題”讓教士、不執教務的人、學生、女人討論，於是便發生了道德與利益的混亂。
俾斯麥的行為引起了極大的反撲，以至於他必要要用演講來解釋自己的政策：“我們和耶穌教的朝代反對天主教教會不相干；我們並不和信奉與不信奉的奮鬥相干。現在最急迫的事情是爭權，這種爭權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這就是君主制與教士制爭權。這種爭權遠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為這樣的爭權在奧修斯、阿枷門農曾要與事先定好的人宣戰——這一戰在他失去了女兒——以阻止希臘開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時，就已經存在了。全部德意志歷史都充滿了這樣的權力之爭……這樣的權力之爭在中古時代得到了解決。那時候，英明的斯瓦比亞帝胄的最後一個代表，在斷頭臺上死於一個法蘭西勝利者的刀斧之下。現在，這個法蘭西人與當時的教皇結成了同盟。我們已經走近了與此相似的競爭，當然，我們要考慮到這時的習慣已經發生了改變。假使法蘭西征服之戰成功（開戰時，正是教皇頒佈命令之時），誰能說清在德國境內我們的教區歷史要記載些什麼，以及上帝假借法國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他的行為最終帶來了一場規模龐大的教儀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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