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8月，一封來自沙皇，寫給威廉一世的長信為接下來將要發生的紛爭揭開了序幕。
“我的尊貴的舅舅，我蒙你長久的友誼相待，敢請你允許我對於一件使我心裡很不安的事體，坦白對你說明。我說的是德意志外交人員的行為，他們不久以前，會不幸地仇視俄國，我們兩國的政策一向都是互相要好的，利益諧和的，這樣一來豈不與這種政策完全衝突。在我一方面我是不停地努力要保存這樣的友誼，使它不改變，我盼望你也是這樣。但是世界是以事實裁判的。土耳其人，被你的朋友們英國人與奧國人幫助，不停地設置諸多小的難題以阻攔保加利亞人。現在大多數的歐洲委員們要決定，幾乎在全部事體中，法蘭西與意大利都是幫我們的，德意志人卻不然，好像是奉了命令，總要維持奧地利的見解，他們有系統的仇視我們。”
“我覺得我應該請你注意於這樣的舉動，這可能使我們的交情產生不好的效果，我請你勿怪。我們兩國報紙已經開始擾亂我們啦。我很明白，你與奧地利要好是你的一件要緊事，但是我卻看不出來犧牲俄國的利益對德國有什麼好處。當一件事情發生，與列強的利益大有關係時，使其中一國受惠，1870年的受惠國曾經說明永遠不會忘記這種受惠，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不值得為個人的諸多屈辱難堪所影響的！環境是很嚴的重。我若不告訴你，我恐怕所發生的諸多結果，會影響我們兩國極其重要的關係，不然的話，我是不會提請你注意。我請求上帝使你認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使你阻止禍害降臨！”
威廉一世讀到這些話的時候，他似乎還沒有體會到其中蘊含著怎樣嚴重的可能，甚至在俾斯麥從前看來，俄羅斯與德意志的關係也算是緊密的，即便有利益的衝突，但最終都會很好的解決。特別是兩國長長的邊界，更加保證了兩國間開戰的可能性極小。
柏林會議之後，俾斯麥對於俄羅斯的不信任確實開始與日俱增了，而且俄國還在不斷增加軍隊，他們的陸軍大臣也反對德國，於是，那封信件就成為了火上之油。
俾斯麥也寫給君主一封用詞頗重的信件：“沙皇所有關於友誼的話都是極其不重要的，他的話裡毫不隱諱的恐嚇陛下，在君主之間的交際中，若不是你的政策受制於他的政策，他能說出這樣的恐嚇話來？這樣恐嚇的話必定是破壞和好的先兆，除非有許多條約阻止破壞。君主之間相見以禮，不應用如此刻薄的話，即使是已經宣戰，向來也未曾用過這樣的語言。倘若陛下用同樣的腔調來答覆他，恐怕不久我們就會和俄羅斯兵戎相見。”
俾斯麥認為，俄國的陸軍大臣實際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所作所為只是為了將俄國拖入戰爭，改建共和國，因此俾斯麥得出一個與從前大相徑庭的結論：“我們與奧地利有更多公共之處，多於俄羅斯。血統相同，信仰相同，德意志語言，在匈牙利的諸多利益，我們與奧地利聯合，這些都較為合乎德國的輿論，並能傳之久遠，這勝於與俄羅斯的聯合。但從另一方面而言，朝代的關係，亞歷山大大帝的個人交情，卻反過來利於與俄羅斯的聯合。但是現在這一有利條件已經遇險。由此看來，我們應該竭力培養我們與奧地利的友誼關係。”
威廉一世十分害怕這個結論，更加擔心俾斯麥似乎已經準備將計劃付諸現實，他難得堅決地表示：“無論如何我都不答應這一步，因為俄羅斯立刻會認為我們這樣做等於是破壞交情！”
就這個問題，威廉一世與俾斯麥之間發生了一番爭執，俾斯麥在來回幾次的爭吵中最後回覆了一封長信：“我們的平安依賴俄羅斯，當然是一個不能計算的日子，奧地利卻不是這樣的不能計算。奧地利因為其地位及它的幾部分的性質，如同德意志一樣要在歐洲有一個支柱。俄羅斯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卻不必要這樣的支柱，因為無支柱並不會冒它的帝國分裂之險。而奧地利、匈牙利的人民與他們的代表們對於此事是要發言的，況且這些人民盼望太平。而俄羅斯卻不然，明擺著的仇視德意志政策，同德意志打仗，並不有害於帝國的國內地位，所以無論什麼時候都可採用這樣的政策。奧地利用得著我們，俄羅斯卻用不著，在歐洲諸國中，大抵以奧地利的內情最健康，皇室的權力在諸民族中有鞏固的地位。在俄羅斯卻不然，無人知道諸多革命的元素，可以隨時忽然崛起於這個強大帝國的內部。”
俾斯麥曾經保持著與此完全相反的看法，但如今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逆轉態度告知君主，奧地利弱，要我們幫助；俄羅斯強不要我們幫助，所以俄羅斯是我們之害。
事實上，他之所以拒絕俄羅斯，是因為俄羅斯膽敢同德國一樣的要求同等權利，這是他無論在政治上，在家族生活上還是在大臣們的會議上所絕對不能忍受的。
已經被俾斯麥控制了十七年的老皇帝，在八十二歲卻犯了倔脾氣。他被激起了一種莫名的榮譽感，動了一份家族感情，他的沙皇外甥已經向他道歉，在他看來，那些芥蒂已經不存在了。他說：“我為這樣的深信所激動，捫心自問，我覺得不能答應帝國宰相的提議。我現在進退兩難，我寧可讓位，把政權交給我的兒子，也不願向我自己深信的人挑戰，對於俄國作陰險的事。王爵苦想與安德拉西伯爵討論將來的諸事，原是可以的，但是不許聯盟。我不答應，王爵自己從前曾因發表反對聯盟而受束縛，他曾說奧地利是靠不住的。”
俾斯麥對於皇帝這次的堅持感到十分憤怒，他又拿出了他辭職的那一套，在辭職信中盡訴自己的辛苦與無奈。
可這次，老皇帝也憤怒了，他說，若俾斯麥辭職，他就立刻禪位。
兩個人如此一來二去，他們的對話實際上代表著兩個世界的交談——舊普魯士與新帝國，武士和外交家，良心與應變。俾斯麥最終還是下了狠手，以整個內閣的辭職對皇帝進行恐嚇。
皇帝這一次終於還是選擇了妥協。
他說：“在維也納所籤的條約，與我的名譽感覺，與我的本務衝突，我奮鬥了四個星期。到了昨天晚上，我全部的反對計策都用盡了，最後我答應了。我不知道我將變作什麼！亞力山大帝將以為我欺騙他，因為我寫信給他，我又要聽俾斯麥的話，親口說我意在‘保持我們祖先的遺業’。”
皇帝的政策無法執行，儘管他是更正確的。他沒有比俾斯麥看得更清楚的能力，但他對於傳統與道德的信仰讓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我們既滿意於倘若法蘭西攻打我們的時候，奧地利堅守中立，我們為什麼用全力幫助奧地利反對俄羅斯呀？我們同奧地利作什麼反對俄羅斯，奧地利也應該同我們作什麼以反對法蘭西。否則這是不平等的！現在所提議的條約必將逼俄羅斯與法蘭西親善，滋長法蘭西人報仇雪恥的渴望！法蘭西最希望的就是把德國與奧地利置於兩個大敵之間。所以我們必須維持三位皇帝的聯盟，不可破壞這個聯盟以另成立兩國的聯盟。一旦這個提議的條約被人瞭解或被人猜疑有這樣的條約的時候，法蘭西與俄羅斯不能不聯合起來！”
閱讀更多 蘭臺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