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英特布蘭德（Interbrand） 推出的“全球最佳品牌100強”榜單中，德國品牌達到11個。從廚房的鍋爐、鍋鏟到家用電器；從兒童的玩具到外出代步工具，德國製造已經在全世界樹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但誰又能想到，“德國製造” 也曾經充斥著“山寨貨”，也曾有一段不為人熟知的“黑歷史”！
1881年德國工業革命期間位於路德維希港的化工廠
德國製造的“黑歷史”！一百多年前，“德國製造”幾乎是現代俗稱“山寨貨”的前身：技術落後、工藝粗糙，產品質量飽受詬病。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後來者的通病。德國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後發國家，不具備像英國等先發國家的技術優勢，因此在佔領商品市場方面，往往只能憑藉廉價的勞動力，依靠對先進國產品設計的拙劣模仿取勝。德國產品雖然價格低廉，但在向英國這樣的工業先進國大量出售產品時，迅速被廣大的消費者貼上了低價和劣質的標籤。為謀求市場和更高的利潤，德國商人在自己的產品上打上“英國製造”的標籤，以次充好。德國產品的低劣離不開當時德國的社會現狀。
1871年以前，德國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聯邦。1789年，當法國人在轟轟烈烈地搞革命時，德國境內仍有多達314個獨立的邦國。各邦在政治上的分裂造成重重關稅。一件商品要想出口到國外，必先通過各邦設立的重重關卡，層層加價，這導致商品還沒有出口到國外，商人就已因或是支付不起高昂的關稅，或是因為價格高昂，而在國外市場喪失競爭力。分裂也導致德國工業化起步較晚，英國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已基本完成工業革命，法國和美國緊隨其後，相比之下，德國直到 19世紀三十年代才緩慢地開始工業革命，比英國遲了半個多世紀。世界博覽會上，德國製造的產品質量問題暴露無遺。
1873 年，一位德國設計師在參加維也納世博會後寫了一封公開信，痛陳德國產品弊端，引起強烈反響。1876年，在美國費城舉行的第六屆世界博覽會上，被譽為“機構動力學之父”的德國機械工程學家弗朗茨·勒洛也承認自己國家的產品質量粗陋，並批評德國工業界當時的弊端——低價取勝，質量低劣。面對這一情況，1887年，英國議會修改了《商標法》，嚴格規定德國產品必須標明“德國製造”，以將德國劣質產品與英國的優質產品區分開來。但德國商人不乏對策，當時有人發現，一批遠銷他國的德國縫紉機以次充好，直到消費者買回家後，才在縫紉機踏板的底部發現“德國製造”的標籤。
1876年，橫陳著克虜伯大炮的費城世博會機械展廳但讓人感到驚奇的是，在此後的二十幾年間，“知恥而後勇”的德國人積極制定行業標準，不斷摸索技術創新，終於一步步逆襲成功。在1893年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上，德國機床以高精度和優質品質獲得了一致好評。接著，德國製造受到了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讚美，1897年，張伯倫在一份經濟報告中羅列出德國的十多種包括服裝、化工產品等在內的物美價廉的產品，並稱德國鐘錶“更便宜、更高級、更吸引人”。
三軌制與二元制：高質量的德國技工培養模式德國製造為何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這首先源於德國對教育的投資和高度重視，為德國鍛造了一支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在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中，俄國和普魯士戰敗，《提爾西特條約》的簽訂使普魯士喪失了大片領土，舉國上下元氣大傷，陷入了全面崩潰。即使在國內外經濟凋敝的情況下，威廉三世依然認為：“這個國家必須用它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它物質上的損失……教育不僅不會使國家貧窮，恰恰相反，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最好手段！”在這場教育現代化改革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兩人是哲學家費希特和被譽為“德國教育之父”的威廉·馮·洪堡。
費希特像和威廉·馮·洪堡像
費希特將康德的哲學體系運用於教育領域，他首先指出：“教育必須培養人的自我決定能力，而不是培養人去適應傳統的世界，不是首先著眼於實用性，不是首先要去傳授知識和技能，而是去‘喚醒’學生的力量，培養他們自我學習的主動性、抽象的歸納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們在目前還無法預料到的種種未來局勢中作出有意義的選擇，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個民族！”在這一啟蒙教育思想的指導下，一個遍佈全國的公立學校網建立起來，為了貫徹普遍教育原則，公立學校由地方政府負擔75%的費用，此外還有國家財政的支持。家庭負擔的學費之低，世界罕見：在鄉村，平均每人每年1.9馬克；在城市，每人每年4.3馬克。它最初只是八年一貫制的學校，以後又分為一種四年制的國民小學和五年制的普通中學，一名兒童在十歲讀完小學後，至少得在這種五年制中學受完教育，才算完成了受教育的基本義務。
德國柏林軋鋼工人的生活 阿爾道夫·門採爾 / 繪
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60年代，整個德意志，首先是普魯士，逐漸形成了三軌制的中學教育體制，即在學生上完小學四年級（十歲左右）以後，根據學生的學習成績和其他各方面表現分別進入普通中學、人文中學或是實驗中學。普通中學的學生畢業以後，進入技校接受職業教育培訓，成為一名藍領技工。九年制的人文中學則根據新的人文主義教育綱領進行培養，雖學費高昂，但學生能有機會進入大學深造。六年制實驗中學則強調實用技術性，由於學費也不便宜，往往成為商人和企業家子弟們的一種學校，它集中開辦技術、建築等專業，併為高等技術學校提供生源。三軌制保證了德國對藍領技工的培養，有充足的生源。由於進入人文中學和實驗中學的學生不到三分之一，普通中學的學生佔大多數，因此普通中學又被稱為“主體中學”，這一部分學生很早便放棄了上大學，務實地選擇一門適合的技能作為自己謀生的手段，接受職業技能培訓，合格後即可上崗。普通中學的學生在進入技校之後，接受的是“企業實踐”與“技校學習”的雙元制培養模式。由職業學校、企業、企業協會根據職業的具體技能要求，共同制定並實施培訓計劃。因此，技校學生每週在學校只上一兩天課，卻在企業接受職業培訓三四天。企業也設立“培訓角”專門培訓這些實習生。
學生最後參加分為理論和實踐兩個部分的畢業考試。待考試合格以後，學生便可憑藉職業培訓證書持證上崗，德國規定只有通過學徒制培訓，並且考試合格取得證書的人，才能被企業聘用為技術員工。一旦成為技術工人，薪水相當可觀，德國的藍領工人工資普遍高於英、法、美、日等國。而高工資有助於留住優秀技工，使之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直到今天，德國人的教育依然實行三軌制，不過各部分學生的比例有所變化。歷史上三軌制也曾多次遭到質疑。
最危險的一次是二戰結束後，美、英、法在德國的佔領者分別按照各自的價值觀要求變革德國的教育制度，貫徹民主教育體制的美國和法國要求德國改變分軌制，實行統一的學校教育，而時任德國巴伐利亞州的文教部長洪德哈默認為，實行表面上統一的學校教育並不能保證教育公平。幸好同樣實行分軌制教育的英國支持德國的教育模式，才使得三軌制保留下來。尊重與保護產業工人：由俾斯麥開創的社會保障制度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工匠精神得以保存的基石，因為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就不會有德國工人對國家的忠心，也就不會保存那麼多具有工匠精神的工人。德國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故鄉，也是現今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之一。可能會令大多數人意外的是，社會保障制度是“鐵血宰相” 俾斯麥基於鞏固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維護帝國統治的需要而建立的。一方面，19世紀下半葉隨著德意志的統一，第二次工業革命促進了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發展，日益增長的社會財富主要掌握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社會矛盾愈加激化，工人階級運動正在逐步擴展，逐漸成為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大批產業工人的工作條件差，工傷事故多，住房擁擠、貧困、失業等問題層出不窮。當時工人每天工作14—18小時，普遍超負荷工作，然而收入卻很微薄。由於缺少必要的勞動保護措施，工傷事故頻發，造成許多人或受傷或殘疾或死亡。資本家“榨盡窮人血汗”“榨掉窮人最後一件襯衫”的作風讓工人們恨透了這些剝削者。因此，工人們要求改善生活狀況的呼聲日益高漲，並發展成為工人運動來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
1844 年普魯士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成為德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個推動力 凱綏·珂勒惠支 / 繪
另一方面，美國幾乎與德國同時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德國技術工人的高素質，讓美國頗為垂青。其一，美國政府發現，通過鼓勵“技術工人”和“有專長的人”移民美國，有利於發展製造業，避免與農業勞動力產生爭奪。19世紀上半期，美國通過收購路易斯安那、西佛羅里達、得克薩斯等地區，領土面積從 88.8萬平方英里迅速增加到395.1萬平方英里。但美國勞動力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跟不上領土擴張的幅度。1820年，美國全國人口僅為 964萬。
到 1860年，美國的人口為3144.3 萬，國土面積卻超過了770萬平方公里。這使得勞動力和熟練技術工人長期缺乏的問題變得十分突出。其二，轟轟烈烈的西進運動，要求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開發土地和礦產資源，同樣亟需大量普通勞動力和大批具有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工人。其三，長達四年的美國內戰，大量美國適齡青壯年應徵入伍，同時因為內戰，移民數量也急劇下降，導致礦業、鋼鐵冶煉、鐵路等部門的勞動力更加短缺。奴隸制的結束，留下了一個遍體鱗傷的國家需要重建。重建家園同樣迫切需要大量勞動力。因此，美國開始採取了一系列鼓勵移民的措施。
19世紀50年代，美國西部各州紛紛在歐洲設立移民辦事處。1864年，美國政府成立移民局，通過了《鼓勵移民法》。這一系列措施對於擁有一技之長，想要擁有美國許諾的一大片土地的德國工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1820—1880年的60年間，合計共有1163.8萬人移居美國，來自歐洲的移民高達9805505人，其中：德國3513255人，愛爾蘭2970980 人，英格蘭2133523人，北歐534580人，俄國及巴爾幹國家65129人。在移民當中，男性佔50％，其中15—40歲的青壯年佔 60％—70％。同時，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技術人員或熟練工人。據統計，在1820—1860年的外來移民中，有技術工人87.2萬人，手工業者40.7萬人，礦工3.4萬人，紡織工人1.15萬人。（數據來源於《美國政府的移民政策》）一方面是風起雲湧、動搖社會的工人運動，另一方面美國的移民政策造成了大量德國優秀勞動力的流失。1871年德意志統一以後，俾斯麥更加關注工人問題，為與美國競爭熟練工人，俾斯麥政府為工人提供了養老金、意外傷害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一系列福利保障政策，這些措施後來被稱為歐洲福利國家的最早雛形。這些社會保障政策俾斯麥稱為“一切歷史上的社會改革之花”，德國成為世界上最早通過立法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保險和退休金的福利政策讓德國工人提高了工作積極性，雖縮短了工時，卻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積極性和勞動效率，促進了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德國也從西歐的落後國家一躍成為可以與英、法抗衡的強國，引得歐洲其他國家紛紛效仿。英國於1905年制定了《失業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勞工介紹法》；法國1894年頒佈了《強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專業保險法》，由此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工廠立法”的時代。最重要的是，德國通過這些政策，留住了大批的優秀工人，如果沒有這些工人，很難把工匠精神傳承下去。“產學研”嘗試——為工業發展提供內生動力德國製造水平的迅速提升，還與德國是最早進行“產學研”嘗試的國家有關。
早在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戰爭中，普魯士戰敗以後，普魯士王國內政部及教育司司長洪堡在人文主義理念指導下，除了對傳統教育制度進行三軌制的改革外，還提出建立一所新大學——柏林大學，這所大學不是對傳統意義上英法式的專業高等學校（College）的仿建，而是要建立一所大學（University），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所謂“大學”，指的就是普遍的、無所不包的、萬有的、廣博的意思。在德國，大學就一定指的是綜合性大學，包含了文科、理科、工科、法學、經濟學、醫學、社會學、神學等，根據洪堡建設現代化大學的理念，它強調要突破神權束縛，更加自由地進行科學研究。就連國王威廉三世也喊出了這樣的口號：“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
1850年的柏林洪堡大學在這一教育模式下，德國培養出了許多各領域傑出的人才，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普朗克，哲學家馬克思、康德、黑格爾、尼采、費爾巴哈、叔本華，歷史學家蘭克，哲學家斯賓格勒，文學家歌德、席勒，經濟學家李斯特，社會學家韋伯，數學家高斯，化學家李比錫等眾多世界級的大師。很難想象國土面積如此狹小的國家，短短一百多年裡竟然誕生了這麼多傑出的人才。因此當時許多英、法、美等國的學生慕名來到德國求學，將學到的先進知識理論帶回國內，運用於工業發展。這一時期，德國大學的科學研究碩果累累，光從在各個領域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便可一探究竟。
德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科學研究中心。以柏林大學為科研中心，德國人開始將科學研究成果運用於工業發展，電學、電磁學、熱學和光學的重大突破，使得德國率先進入電氣時代，擺脫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後發國家的命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充分體現。最初，洪堡等人倡導的教育觀念只是將大學視為單一的純科學機構，任何其他目標，特別是實用性和功利性的追求都應當嚴格排除，造成了德國大學的初期發展同社會需求有所脫節。儘管那時“世界科學中心”在德國，而同時期美國的教育家則通過“贈地學院運動”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高等教育應當為社會服務，同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繫。這給予德國以啟發。
19世紀90年代初，德國科學家發現美國工業品的科技含金量最高，開始明確提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並大力促進應用科學的發展。由於德國有基礎科學上的雄厚根基，很快就建立起科學理論與工業實踐之間的聯繫，從而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將世界一流的科學家隊伍、工程師隊伍和技工隊伍結合在一起，領導了“內燃機和電氣化革命”，使德國工業經濟獲得了跳躍式的發展。“產學研”最有名的當屬德國化學領域的三大公司——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赫希斯特公司，其創始人都是大學裡的化學教授或者博士生。因為公司建立的時候，化學行業方興未艾，許多發明需要公司創始人先去學校實驗室做實驗，成功以後再迅速推廣到市場上。
德國人卡爾·本茨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輛汽車，圖為1895年卡爾·本茨駕車與家人外出旅遊德國產學研模式強調德國企業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研究人員共同研發，由公司提供市場上最迫切的技術創新需求，然後反映到高校和科研機構。德國企業還承擔了德國高校與科研機構的部分研發支出。產學研模式使高校學生和企業雙雙受益。德國很多有條件的企業樂於為高校相關專業的學生提供非全職工作崗位並配備指導老師，讓他們在企業的實際工作中進行畢業設計，撰寫學士、碩士、博士論文。這一合作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人才培養的範疇。學生得以在實際工作中拓展學校知識，積累實際經驗，甚而解決就業問題。企業也往往把學生的研究工作納入自己的研發創新項目中，既可發現人才，也可收穫成果。德國企業與高校之間的聯繫密切，在國際上也可謂獨一無二。產學研的合作形式使企業和學校及科研機構的研究產品適應市場需求，給三方都帶來了利益，調動了科研積極性，提高了德國製造的科技競爭力，加速了科研成果的轉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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