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著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是主要原因之一。由於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福利水平不高，導致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共克時艱，中國需要一場平權行動。所謂平權行動，就是致力於社會公平的政策組合。這套政策組合主要包括：就業政策、勞動者權利保護、教育政策、住房政策、醫療政策、社會保障、反歧視以及反壟斷等。
平權行動有利於形成一個橄欖形社會
中國當前的社會結構屬於“金字塔形”，即少數人處於上層，多數人處於下層。一些數據可以作證這一點：在7.7億中國就業人口中，僅有2%的人群收入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中國主流消費者日均消費僅有7美元，相較之下，美國主流消費者平均每天消費97美元。
一個良好、穩定的社會應該是“橄欖形”，即兩頭小，中間大。一個國家要想真的讓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加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平權行動是重要的途徑。
美國就是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的一系列平權政策之後，於20世紀50年代開始形成一箇中產階級社會。羅斯福的政策包括對富人大幅度增稅、支持工會、進行工資管制等。根據教條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這些舉措會破壞激勵機制，導致經濟一蹶不振。但這種不良後果並未發生，相反，這些政策使美國的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之久，這段時期正是美國曆史上重要的發展繁榮期。在1950年代，美國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比1929年大體上翻了一番，而且生活更有保障。僱主提供了各種新型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聯邦政府還為失業工人提供失業保險、為退休者提供社會保障等。1960年代是美國經濟最美好的時期，不僅工作機會充裕，工資也達到空前水平，並且年年上漲。此時，雖然富人的財富與平均數的差距縮小了，但是由於總體上更加繁榮了，富人的財富總量依然增長了。
平權行動的核心是機會與能力
平權行動的核心關注是機會與能力，而非簡單地“劫富濟貧”。當工資僅夠維持基本生活時，就不太可能有太多額外的消費，因而需要保護勞動者權利。教育對於機會與能力的促進作用自不待言。教育是獲取工作機會的途徑；在許多方面，教育是獲得美好生活的前提；教育能使一個人更好地行使其他權利。
當然，絕對的機會公平和能力平等是不可能的，比如大城市的孩子會比偏遠農村的孩子擁有更多、更好的機會，家庭富裕的孩子會比家庭貧窮的孩子享有更好的發展條件。平權行動主要在於設定底線和創造形式上的平等，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參與商業項目，獲得更多的保障。然而，我國目前的相關政策尚不能滿足保障基本的機會公平與能力平等的要求。可以平權行動中的一個主要項目為例進行分析。
老弱病殘需要依靠家庭，這就限制了家庭在市場上提供勞動力的能力，因而需要對弱勢群體給予社會保障。在社會保障中，基本養老體系的目標主要是防止老年貧困化。如果人們預見到會老無所依，現在就不會進行太多消費。由此可見，社會保障不僅僅是種福利，更是為了保證社會活力的制度設計。目前，我國的養老體系以省級行政區為基礎建立。這個分割的養老體系存在著許多問題。首先，覆蓋面小，農村人口與城鎮新居民（農民工）均不在覆蓋範圍。其次，養老福利不能跨地區攜帶轉移，妨礙勞動力的流動。再次，社會保障福利存在跨地區不均等現象。最後，現行體系不能充分利用中國各地區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的差異，不能達到最大程度的分散老齡化風險。對此，應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基本養老體系，由中央財政負責，全國統籌，覆蓋全民，可以跨區攜帶。
平權行動的制度設計關鍵在於享受資格的標準與對享受權的限制。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不同國家因國情不同而有所區別，但無論如何，平權行動應致力於社會公平，如果平權行動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其效果會適得其反。比如俾斯麥執政時期的社會保障通常被視為現代福利的起源，但其福利政策主要是統治精英為了贏得部分社會成員的支持而提供的。俾斯麥的目的並不是建立所謂的福利國家，而是保證對君主的忠誠。結果，德國的階層分裂並未因此彌合，後來甚至出現了納粹主義。
再比如拉美國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建立了養老金體系，但是當時的養老金只覆蓋了公務員中最有權力的集團和正式部門中的工人。到了20世紀80年代，社會保障的覆蓋率也才只佔到就業人員的50%左右。這種情況使得拉美國家沒能順利脫離中等收入陷阱。
反壟斷創造自由競爭的環境
不過，認為平權行動等於社會福利就略顯偏頗了，提供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也是平權行動的重要內容。反壟斷也就是在企業之間平權，反對企業之間的不公平與歧視，防止惡性競爭。壟斷壓制競爭，剝奪了人們在財富方面的公平機會。真正自由的市場是機會平等的前提。當企業可以在公開競爭的環境中自由交易時，勞動者和消費者也是大的受益人。致力於社會公平的政策不是簡單地發放救濟金，而是通過保障公平競爭的環境來創造更多的工作職位，從而實現經濟繁榮。據統計，我國80%以上的就業都是民營企業提供的，90%以上的新增就業也是民營企業提供的。可見，自由企業制度與高度就業相輔相成。
我國目前的壟斷集中表現在行政性壟斷上。在含有自然壟斷環節的領域，自然壟斷往往與行政性壟斷相結合。在競爭性領域，市場主體的進入、退出和日常經營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來政府的行政性壟斷力量的干預。這都需要政府轉變職能，成為真正的服務型政府，實現普惠型經濟增長。
改革的阻力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把一些本屬公共物品製造的領域過度市場化。這致使個人不得不緊縮當期消費，個人的大部分儲蓄用以補償公共產品的不足。這個問題應成為未來改革的主要著力點。當然這意味著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大，而要保持既有的財政規模、不過多增稅，就需要政府削減其他方面的支出，這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政治上的強勢集團沒有固化的經濟既得利益，經濟開放恰恰是在許多邊緣地方開始的，比如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待業青年的創業等等。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和政治開始緊密地結合，一些人通過不正當的政商關係獲取利益。這些人在需要保障社會公平的問題上強調自由放任，在需要放開競爭的問題上強調集權壟斷，從而成為開展平權行動的阻力、也是中國深化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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