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俾斯麦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坐在一个穿军服的路德派的对面。这位督监原本想要得到一些保护，来以此介绍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他未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您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麦没有回应，只是讽刺地微笑。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从来都不明白道德的力量可以有多大，他通晓国家的过去，却不懂宗教的历史。
当然，他与宗教之间的斗争从来都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观念。观念对于他而言从来都只是一种筹码，而不是什么一定要辨明的重要之事。可以说，对于不必花钱的一切事，他都有着极大的容忍，只有这些东西危及国家，他才会视为仇敌。
结果，这种危机真的发生了，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将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
1870年7月，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教皇就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让俾斯麦不能忍受。战争进行过程中，主教发布禁止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演讲，而正建立帝国的俾斯麦宣布禁令无效，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
俾斯麦回国后，发现已有反对派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了一起。他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的事业，而在对抗反对势力，而他的反抗不慎击中了罗马的庞大势力，造成了一场巨大的混乱。
五月，在合约终于签订的那刻，俾斯麦就立即对教会宣战，并写出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前在德国的日耳曼情绪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位德意志人的头上。”
俾斯麦并不是要无条件的进行政教分离，他所求只不过是一种“坚守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
他首先在帝国颁发了《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之后又颁发了重要的“五月法令”。他借此废除了一股天主教力量，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将耶稣军和同样的教会驱逐出帝国国境；通过强迫的办法增删法律；以流放、罚款、监禁或拘留在炮台内的办法来恐吓有宗教狂热症的人，将他们的财产充公；让许多教区内设有牧师；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便发生了道德与利益的混乱。
俾斯麦的行为引起了极大的反扑，以至于他必要要用演讲来解释自己的政策：“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枷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他的行为最终带来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教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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