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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為南京距離上海太近了，1932年淞滬抗戰的時候，國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駐洛陽辦公，後來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的重要決議。不過蔣介石心裡很清楚，洛陽作為政府所在地，仍不算安全。至於西北方向，實在又過於貧瘠，也不是戰時首都理想之地。
（南京國民政府）
四川是中國內陸大省，特殊的盆地環境使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頗具特色的區域空間，人稱“天府之國”。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曾經建議蔣介石，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如果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再連接滇越路向外國聯絡，具有重要意義。
（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
1935年3月，蔣介石從漢口乘坐飛機第一次前往重慶，從空中俯瞰三峽，他幾乎驚呆了，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不到夔門、巫峽，不知川路之險也。”只要四川、貴州、雲南在我們控制下，中國就一定能夠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記得九一八事變的時候，蔣介石說過，如果現在抵抗的話，我們或許三天就亡國了。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國內政治不統一，國民政府缺乏安全可靠的大後方。
（抗戰時期的蔣介石）
好在中國地大物博，好在中國有四川。蔣介石在確認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之後，心情非常激動，“別說三年，日本人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客觀來講，蔣介石在選擇抗戰大後方的問題上眼光是銳利的。不過四川當時屬於軍閥劉湘的地盤，國民政府並不能直接發號施令，想要遷都也不是想遷就能遷的。這個時候應該表揚劉湘，劉湘雖然是軍閥，但他有著一顆愛國之心，全面抗戰開始後，不僅命令川軍出川抗日，同時公開表示歡迎國民政府來重慶。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南京危在旦夕。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說明“遷移重慶，為三年前預定計劃之實現”，希望黨政軍全體同志“共同一致，克盡本職，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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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處置韓復榘這一問題上，是做出了政治犧牲的，韓復榘雖然抗命逃跑喪師失地，但顯然在抗戰初期這類情況並不鮮見，大多以撤職查辦了事。所以世人皆以蔣介石有公報私仇之嫌，其實韓復榘必死的大半原因，是試圖勾結劉湘阻止國民政府和中央軍入川，在當時的情況下足以令蔣介石一身冷汗的。
韓復榘私密聯絡的不僅有劉湘，還有在華北手握重兵的宋哲元，其計劃是劉湘的川軍封閉入川道路，宋哲元引兵退至潼關附近，他自己的部隊撤到襄樊和南陽一線，然後聯名通電反蔣。
在何應欽主持“川康整軍會議”期間，面對蔣介石準備將川軍中央化的企圖，劉湘曾經說過：“我如果要乾的話（川軍反蔣）就是天也要打一個洞”。但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民族大義面前，劉湘終於沒有行動，功德無量。
“四川王”劉湘的抗日態度是堅決的，但是不情願國民政府和中央軍入川也是內心真實寫照，因為那將意味著他的老巢不再姓劉，因此對韓復榘的態度頗為曖昧。密報這一陰謀的正是宋哲元，這也是宋哲元后來在四川病重時蔣介石既往不咎特別關心的原因，但韓復榘擁川獨立的計劃是不能公開的，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證據支持，一方面很容易引起川中各界不明真相強烈反彈，國民政府的西遷必將困難重重。
（劉湘）
所以在得到戴笠軍統的情報佐證之後，蔣介石不動聲色的發表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鼓勵其率川軍主力出川抗日，劉湘本人抱病到達武漢，川軍開赴南京前線，而大量川軍的外調才為國民政府中央各部門進入陪都重慶鋪平了道路。
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蔣介石及軍事委員會就考慮過遷都的問題，畢竟南京距離淞滬戰場實在太近了，一旦淞滬有失，南京必然不保。當時選定的陪都共有三個城市：洛陽、蘭州和重慶，綜合各方面條件分析，顯然重慶是最安全和最合適的，唯一存在的問題就是川中軍閥的態度，雖然蔣介石自1935年起便利用追擊長征部隊的機會，以為藉口不斷將中央勢力滲透進川，但中央軍部隊在四川仍然數量很少，如果劉湘領銜抗拒國民政府入駐重慶，還真是個大麻煩。
（四川軍閥王瓚緒）
頂著輿論壓力不公佈韓復榘的陰謀，只追究其戰場抗命一責，不僅給劉湘留足了面子，也便於團結韓復榘舊部、川軍和宋哲元部隊一起繼續抗日，蔣介石可謂用心良苦。其實1937年11月20日日寇逼近南京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經正式宣佈遷都重慶，但是由於上述原因以及重慶不通鐵路，國民政府的大部分機關只撤至武漢辦公，作戰指揮中心的“軍事委員會”也架設於此，武漢實際上成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劉湘及其他川軍將領能否保證國民政府順利入川，仍然是蔣介石非常擔心的問題。
1938年1月20日，劉湘在漢口病逝，國民政府為其舉辦了隆重的“國葬”，蔣介石認為四川已是群龍無首，決心徹底控制四川遷都重慶，隨即連下數道命令：撤銷劉湘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主席職務；撤銷川康綏靖公署機構；以張群為四川省主席。結果遭到川康實力派的聯名反對，認為劉湘甫死，蔣介石以嫡系張群接川省主席實屬“趁火動劫、意圖宰割”。蔣介石震驚之餘，再換以顧祝主持川政，留守四川的17名川軍旅長再次聯銜反對，同時成都大街小巷貼滿標語，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更是揚言：“顧祝同如敢飛成都，當以大炮在機場歡迎之”。
蔣介石無奈了，深知川事不可操之過急，乃同意四川軍頭們的請求，以川軍出身的王瓚緒代理四川省主席，作為交換條件，國民政府各機關全部開始遷移重慶，同時調動嫡系第18軍等中央部隊進駐重慶周邊，確保陪都安全。不久以後，王瓚緒又被蔣介石派康澤拉攏過去，開始密報四川各軍頭對蔣介石的不滿及活動，被激怒的四川軍閥又聯合起來反對王瓚緒，甚至調遣部分軍隊陳兵成都周圍，大有一言不合就跟重慶開戰的架式，蔣介石再次妥協，撤銷王瓚緒職務而親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身兼任一省主席，充分說明了四川的重要性和局勢的複雜性。
經過三年多的分化瓦解，直到1941年蔣介石才搞定川康實力派，當年11月15日明令張群為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四川的“中央化”經過艱難的歷程後終於實現，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地位得以鞏固，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提供了可靠的大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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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隨著中日戰事的進一步發展，國民政府從長遠角度出發，11月20,國民政府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佈：國民政府“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是為重慶國民政府。
背景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和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後，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表示“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滬抗戰失敗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脅的形勢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自料南京無法堅守，為堅持長期抗戰，遂決定依照既定方針，作出了遷國民政府於重慶辦公的重大決定。11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會商，決定遷都重慶;15日，作為當時國家最高決策機關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決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軍事委員會遷移地點，由委員長決定;其他各機關或遷重慶，或隨軍委會設辦事處，或設於長沙以南之地點。”16日，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除其最高長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餘均自是日起離南京轉武漢赴重慶;17日，作為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直屬的文官、主計、參軍三處的部分人員乘“永豐艦”啟碇西上，從而揭開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序幕。
經過
1935年，隨著四川和西南各省的統一問題漸趨解決，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轉向西南，轉向四川。
1937年11月18日年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於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明確提出遷都重慶。
1937年11月19年林森發表 《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
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達重慶。
1937年 12月1日 ，重慶國民政府開始辦公。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令定重慶為陪都。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移駐重慶宣言：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鑑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眾同仇敵愾，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各省，均有劇烈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選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自11月18日起，國民政府各院部即絡繹遷往重慶。20日，中央電臺奉命廣播《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這條消息後，中央黨政人員紛紛乘輪西上，中央電臺人員也撤離南京去長沙。撤離簡直是逃亡。他們好不容易弄到了江南汽車公司的客票，很多人行李都未顧上帶，但車上已人滿為患，秩序大亂，最後是砸開玻璃爬了進去。
當時中國首都南京鳥瞰：炮聲已側耳可聞，昔日的光彩已黯然失色
還都南京
重慶在八年抗戰中肩負了重大的歷史責任，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佈投降。1946年4月23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以國民政府即將還都南京，決定在重慶恢復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營。
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歷史使命隨之結束。
遷都對重慶市民的影響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以繼續抗戰,並最終於1940年9月正式定重慶為“陪都”。戰時地位的轉換給重慶市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使其從政治經濟到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不僅使四川精神在抗戰中凸現出來,而且加快了重慶城市現代化進程和市民生活習俗、精神面貌的改變,同時還加劇了重慶市民生存壓力和貧富差距。
歷史點評：遷都重慶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都城自東向西的大遷徙。由一座古老的內陸城市一躍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成為中國抗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外交活動與統治中心，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區的指揮中樞，於整個國家的政治事務中發揮著首腦、中樞和靈魂的重要作用。
揭秘：中國抗戰時的首都為何選定在重慶？
8年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波瀾壯闊的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慶那樣，在短短几年內登上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矚目的舞臺。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英、蘇四國同盟的出現，中國從近代以來一直飽受列強壓迫的角色，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四強”之一。重慶是這一過程的見證者，它在8年抗戰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烽火記憶。
絕對的、最後的守備地帶
1932年1月，日本為了掩護製造所謂的滿洲國”，在上海頻頻製造事端，第十九路軍官兵守土有責，奮起抵抗，史稱一·二八淞滬抗戰。南京距離上海不到300公里，當時的國民政府缺乏對外戰爭準備，情急之下移駐河南洛陽辦公。3月初，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的重要決議。留在南京指揮淞滬抗戰的蔣介石稍覺心安：“國都既有根據，則持久抵抗之計劃較易實施。”實際上西北地區貧窮，地方勢力強大，加上緊鄰晉綏，國防地理毫無優勢可言。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戰消滅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所賜，蔣介石心裡很清楚，即使遷都洛陽，“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麼問題來了，哪裡安全呢?事關國防中心區，也就是國家抗擊外敵入侵的戰略總後方。
參謀次長楊傑撰寫《關於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論述戰前可供國防中心區選擇的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等五處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條件最差。武漢位於華中腹地，平漢、粵漢鐵路縱貫南北，長江、漢水匯流，素稱“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過日軍海空力量強大，易於溯江而上，並不具備與發生戰爭的前線保持足夠的戰略縱深距離。經過一番論證後，謀國之士傾向於成都、西安，前者的缺點是尚無鐵路，有待開發，但四川周圍崇山峻嶺環繞，不失為“絕對的、最後的守備地帶”。
軍事學家蔣百里提出把國防線劃定在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至衡陽線上，“此線以東地區，我宜利用空間換取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力量，加強戰略後方;此線以西，資源豐富，幅員遼闊，足以持久戰”。蔣百里斷言中日之戰必定持久，津浦、平漢兩路及沿海的大片國土將被敵佔，戰時大本營宜設於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帶。蔣百里主張中國應充分發揮地大人多的特點，不戰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運用‘拖’的哲學”，“把敵人拖倒了而後已”。蔣百里具有高尚的愛國情懷，他大聲疾呼：“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日本講和。”鼓勵國人振奮精神，“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1933年春，日軍進犯長城各關口，中國軍隊拼死力戰。蔣介石在南昌舉行“軍事整理會議”，雖然依舊強調“攘外必先安內”，但也闡述了他的對日作戰方針：“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長期不斷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是年盛夏，內鬥不止的四川軍閥再起糾葛，劉湘一舉擊敗劉文輝，大有統一全川之勢。蔣介石開始將眼光轉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記雲：“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加註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
顯然，隨著時局發展，蔣介石漸漸有了“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想法。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觀點：“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法肯豪森作為一個外國人，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指出了四川工業化為抗戰提供軍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長遠，提醒中國開闢西南國際交通線。
上世紀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為抗日戰爭“戰略總後方”的呼聲很高，如何把四川納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步驟中的一項重要環節。
確定四川為大後方
四川是中國內陸大省，特殊的盆地環境使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頗具特色的區域空間，人稱“天府之國”。四川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幾乎全為層巒疊嶂的高山，昔日常雲蜀道艱難，泛指川中進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條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陸路。
辛亥革命以後，四川逐漸淪為防區林立、大小軍閥混戰不休的舞臺。1921年初，蔣介石曾建議孫中山：“四川非導入我勢力範圍不可。”北伐戰爭時，四川的幾支軍閥武裝紛紛易幟為國民革命軍，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並未改變，經過多年營私內耗，最後剩下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互爭雄長。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人公開附和“反蔣”陣營，而據守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截然不同，號召渝市黨政軍各界“救黨驅汪”。反過來，蔣介石支持劉湘統一四川，僅1931年春即一次性饋贈5000支步槍，外加500萬發子彈。
劉湘“安川”有術，面對紅軍則束手無策，幾次進攻川陝邊區革命根據地均告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電召劉湘入京商討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辦法，大體決定仍由劉湘負責軍事指揮，南京儘量補助餉款、槍械。12月中旬，行政院決議改組四川省政府，由劉湘任省主席。作為回報，劉湘允許南昌行營組建參謀團，進入重慶安營紮寨，督導“剿共”。顯而易見，南京向著經營四川大後方的目標跨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正式成立。3月初，蔣介石從漢口搭機飛渝，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四川土地。蔣介石在重慶明確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的想法。沒過多久，勢力相對較弱的貴州軍閥王家烈知難而退，被迫辭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等職，國民政府掌控黔省。巡視雲南後，蔣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線;以洛陽、襄樊、荊門宜昌、常德為最後之線;而以川黔陝為核心，甘滇為後方。”7月上旬，中央憲兵第5團和炮兵第2、第3營先後入川，劉湘同意讓出重慶，遷移省政府至成都辦公。蔣介石接著又通過設立委員長行營、組織軍官訓練團等措施，大力整頓四川的軍事、財政和交通設施，有效加強了國民政府在四川的影響。
平心而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大多數人從持久戰略出發，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的戰略後方和根據地，整個過程用心良苦，實踐證明完全正確。同時不能否認，劉湘在抗日問題上的顧全大局，為在抗戰爆發後建立以四川為中心的後方根據地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遷都重慶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日軍攻佔北平、天津之後，兵分三路，沿著平綏、平漢、津浦路向西、向南推進。戰前，南京統帥部就認為華北平原有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及大兵團活動，形勢於我不利。不少人還擔心日軍佔領華北後南下直搗武漢，將會重演蒙古滅南宋的歷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應不惜人工氾濫黃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實他也是從地勢角度出發，推算中原地區難以阻擋日軍。1936年初，參謀本部擬定相關國防計劃，展示的內容非常清楚，國民政府試圖以長江一線作為未來抗日戰爭的主戰場。
1937年8月13日9時許，進入上海的中國軍隊在日軍首先越過對峙線的情況下，奉命發起進攻，揭開了淞滬會戰的序幕。蔣介石指派陳誠、熊式輝赴滬視察戰況，陳誠向蔣介石彙報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制之。”淞滬會戰的直接目的在於“趕敵下海”和引發英美列強幹涉，結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軍兵力、“引敵南下”的戰略作用。鮮為人知的是，實際上陳誠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過類似設想，“日軍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
11月16日，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演講《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說明“國民政府遷移重慶，為3年前預定計劃之實現”，希望黨政軍全體同志“共同一致，克盡本職，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達漢口，隨即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明確揭示了遷都重慶的動機和意義：“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
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劉湘當時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漢口萬國醫院靜養，立刻致電林森表示“謹率7000萬人翹首歡迎”，表現極為大度。未料世事無常，兩個月後劉湘突然病重不治，他身前留下遺言，激勵所部將士“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國民政府旋即褒揚劉湘，追授陸軍一級上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
1938年5月，日軍攻佔徐州，計劃以主力由徐州沿隴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漢路南下攻打武漢。6月初，日軍第14、第16師團逼近鄭州和平漢鐵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等人建議蔣介石“以水代兵”，實施黃河氾濫。11日，鄭州花園口決堤成功，豫皖蘇三省二十餘縣頓時一片澤國，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但從抗戰軍事戰略角度分析，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軍進攻武漢的路線，中原戰局趨於穩定，交戰中心轉向有利於中國的長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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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抗戰需要，因為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遷都重慶宣言。在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就計劃遷都。在10月2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報告《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與抗戰前途》，提出國民政府將遷都重慶。在10月30日，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11月12日上海被日軍佔領後，分三路進攻南京。
當日，國民政府正式發表移駐重慶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分兵西進，進攻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這說明了遷都根本原因。
當日，國民政府還決定，把財政部、外交部、內政部以及衛生署等等都遷至武漢。
在11月23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由南京乘軍艦抵漢口，對記者發表談話， 說：國民政府移駐重慶意義有二：(一)不受敵人威脅；(二)期能發動全民最廣大之抗戰力量。
因為重慶有三峽天險且四面皆山，日軍不易攻入，霧天較多，日軍轟炸也很不方便，因此，遷都重慶。
大漢武威
遷都重慶的最直接走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攻打南京，南京保衛戰失敗。但是為什麼要選重慶這個地方，為什麼不選雲南或者其他地方。
首先，重慶當時屬於四川，還沒有分出去，雖然經濟落後，但地勢險要，山地地形，周圍崇山峻嶺環繞，易守難攻，可以極大的削弱日軍裝甲戰鬥力！而武漢等長江流域這些地方，雖然經濟不錯，但日軍海空力量強大，易於溯江而上，並不具備能與戰爭和可能發生戰爭的前線保持足夠的戰略縱深距離。
四川成都平原，天府之國，無論是劉邦還是就備都把四川當成了戰略大後方，從歷史的角度。再一個就是重慶受到日軍的飛機轟炸相對較少，雲南因為駝峰航線，日軍經常從東南亞出動飛機轟炸，重慶有長沙武漢的軍隊阻擋，相對少！
史界觀
戰略位置:重慶由於地處山地丘陵，又扼守長江三峽，所以易守難攻，有著優越的防守條件。
工業基礎:民國時期的重慶，是全中國幾個核心城市之一。再經過孫中山、蔣介石兩屆政府的大力建設後，重慶具有比西安、洛陽等老牌都城更加雄厚發達的現代工業基礎。因為涉及到戰爭物資，所以這是無比重要的一點。
政治力量:由於共產黨的根據地在延安，考慮到這潛在的威脅，國名黨心有忌憚，所以北方的幾個古老都城都被蔣介石排除在外。
樂己娛人
兩次遷都重慶都是被打跑的！
第一次是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被迫遷往重慶；
第二次1949年，中南作戰期間，我軍發起廣東戰役，再次被迫遷往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