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对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和重庆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正值中共进城“赶考”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西南作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经营的最后据点，有着较之其他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政治上，大量隐藏的旧政权残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匪特破坏活动此起彼伏，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社会上，游民乞丐随处可见、烟毒娼赌十分猖獗，加之西南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然而，相对于恶劣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西南党内部分同志在夺取政权的胜利形势下，滋生了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这些问题若不及时引起警惕，加以遏制，无疑会对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影响。能否成功应对上述复杂局势，经受住“进城”的考验，这是当时摆在邓小平和西南局面前最现实的“考题”。
邓小平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破题，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着力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在西南党内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为西南政权建立巩固、经济恢复发展、民族团结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主持西南大区工作的邓小平
从思想上解决精神懈怠的问题
1949年底，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中，贵阳、重庆、成都、昆明又捷报频传。当时除西藏外，西南大部分地区已相继解放，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在胜利的形势面前，西南党内部分同志却产生了精神懈怠，不愿再继续艰苦奋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的思想也随之出现。在工作中，有的人畏难怕苦，不愿去地瘠民贫、山多路远的地方，甚至发生了进军途中的个别逃跑事件；在生活上，有的人争房子要车子比待遇，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总想要党照顾一下。这些问题虽属少数，但若任其蔓延，必将损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对此，邓小平注意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把稳党员干部的思想之舵。早在二野进军大西南于湖南常德休整之际，他便根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求，先后召开前委专门会议和直属部队的党代表会议，进行“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加强人民国家的观念与整体观念”的教育。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更为直观、生动而有效，邓小平特意组织大家观看京剧《闯王进京》并进行座谈，以此警醒和告诫所有干部绝不可居功自傲，要万分警惕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由享乐思想导致的失败。这堂入城前的第一课，极大地提振了党员干部的精气神，为西南党组织经受“进城”的考验，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进入西南后，邓小平又与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党政军领导，多次联名发出指示，以“两个务必”为指针，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自觉克服享乐思想，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此外，在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还尤其重视在执政条件下继续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及时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他在1951年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用党领导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信“我们的党代表着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他饱含深情地盛赞“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他号召大家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革命的旗帜”，通过理论与群众结合形成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将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邓小平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既从思想上解决了党员干部的精神懈怠问题，又从政治上保证了西南各项工作的正确方向。
1950年元旦，邓小平在重庆副市长曹荻秋的陪同下检阅庆祝重庆解放的重庆市民游行队
从作风上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
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解放初期，由于习惯了革命战争年代军队首长制的管理方式，在城市接管后，不少派驻工厂的军代表，很不适应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的军代表由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工人主人翁意识的发挥，导致车间秩序混乱，发生了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甚至有的工厂在选举代表时，因为选举结果没有令军代表满意，便强迫工人重选。工人若有意见，即以捣乱破坏罪名受到恐吓，党群、干群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与此同时，各级党政机关中则出现了“坐办公室，批公文，终日忙碌，没有时间或不愿意到车间”的“所谓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和“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有的同志“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
对于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邓小平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告诫所有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生命”，“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是“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离开了他们，“革命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是会垮台的”。他把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作为每一个党员联系群众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衡量党员品质的重要标准。
为了建立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邓小平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积极组织西南党内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整风运动。对于不懂群众工作的同志，他要求“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对于脱离实际的机关作风，他主张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亲自去搞典型示范”，虚心向群众学习，这才是“纠正官僚主义的良剂”。对于运动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他教育大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勇敢地改正错误。通过整风运动，西南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得到极大改善，党员干部普遍树立了“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党也因此赢得了更多人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实现了“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的目标。
1952年，邓小平、贺龙同西南军区高级干部合影
从源头上惩治贪污浪费的问题
解放初期，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下，西南党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贪污腐化和浪费现象。据当时西南人民检察分署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月至1951年7月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西南共发生贪污渎职案2042件，案犯3317名。而且党政军机关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贪污浪费行为：西南局办公杂支超支现象普遍，请客和招待方面浪费极大；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检查春季种痘工作，出差费用高达370万（旧币）；西南军区在建设营房时，后勤部门在不该修的洋楼、礼堂、饭厅、花园和澡堂上用了500多亿（旧币），却未修建急需的油库和战士营房。更为严峻的是，仅仅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贪污的党员中，科级和处级以上干部就有多人，“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已经腐蚀到我们党的骨干”。
对于各种贪污浪费现象，邓小平痛斥其为“侵蚀我们党的毒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仔细分析了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原因，认为既有西南留用人员和新成分多带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坏思想、坏作风，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党员和干部。不仅西南如此，从当时党中央发出的通报来看，全国的贪污浪费现象“不是个别的或少数的，而是普遍的”，“贪污的方法很多、问题很严重，浪费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反贪污、反浪费成为当时“一场严重的斗争”。
为了彻底清除贪污浪费这些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从1951年12月开始，领导西南地区进行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西南局对各系统查出的“老虎”和小贪污分子坚决进行严格的审查、清理、退赃、定案，并运用多种办法击败贪污分子的各种阴谋和抵抗。运动按照“对中小贪污分子及一般浪费行为，采取教育改造、以至纪律处分的办法；对严重者予以法律制裁；坦白者从轻或减轻处分，不坦白被人检举出来者加重处罚”的方针，严厉惩治了大批“老虎”甚至“双皮老虎”（即反革命分子），全面净化了西南党内的政治生态。
1952年7月1日，邓小平、贺龙等在成都出席成渝铁路通车典礼
从法治与德治上解决“关键少数”的问题
站在胜利的记功碑前，西南党内个别高级领导干部也冲昏了头脑，个人欲望开始膨胀，认为自己“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理应要求高待遇，享受好生活。当时有好几个师级干部在乘坐火车时蛮横要求车站予以特殊照顾。也有个别领导不顾机关用房紧张设立私人公馆。甚至有些革命多年的干部，漠视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闹男女关系，不仅出现了“某市委九个委员七个闹离婚”的怪现象，还发生了云南一个师政委兼地委书记，因闹离婚而被妻子枪杀的丑闻。当时影响最为恶劣的是“李民重婚案”。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原本在山东解放区已经结过婚，到贵州后又采取欺骗手段，与一位青年学生结婚。其妻儿从山东来探亲，却进不了县政府的门，只得在县城流浪。这些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欲正人，必先正己。邓小平主张纠正不正之风，“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为了解决重庆房子不够住的问题，西南局制定了一份严格的房屋使用规定，要求“从中央局负责人起一体遵行”，“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邓小平以身作则，与刘伯承两家人挤住在同一栋小楼里。他认为只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并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形成良好的党风与社会风气。当时，西南局领导的伙食标准一律按师一级供给，下连队、下基层调研从不搞接待，与干部、战士共同进餐。在土改运动中，邓小平曾亲自写信给家乡广安县委，要求按照政策把邓家的全部家产分给农民。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也主动给三弟做思想工作，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交给农会。西南党内主要领导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教育、带动和感染广大党员群众，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此外，邓小平还抓住“关键少数”中的典型——“李民重婚案”，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严厉制裁，绝不姑息纵容任何违法违纪行为。1953年2月，经过西南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李民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当时《新华日报》对此进行了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对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在今天看来，邓小平当年的主张和做法正是“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典型，对西南党内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南军政委员会旧址
从制度上解决党内生活不健康的问题
执政之初，为了应对繁重而紧迫的工作任务，西南各级领导机关往往“忙于一般政策和工作的指导，没有足够精力注意到党的内部生活”，导致“党的组织松懈”，“党的生活很不健康，自由主义空气颇为浓厚”。在具体工作中，部分地委和县委的党委书记包办一切，一揽子的作风较为普遍。某些县只有党委活动，而县政府县长形同虚设。如铜梁县，在几个月的紧张征粮工作中，县政府从未召开过会议，大小问题都由县委会直接解决，严重制约了政府作用的发挥。在建立整顿农协组织、分配斗争果实和划阶级成份等工作中，也常常是少数干部作决定，并不运用民主讨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如贵州清镇卢荻哨改选农协主席时，干部见内定应当选的原农协主席碗里投的苞谷米少，就直接抓了把苞谷米偷放其碗内计票，严重侵犯和破坏了人民民主的选举权利。此外，由于缺乏规范管理，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剿匪、镇反和土改运动中，部分地区处决了一些可杀与可不杀之间的人。定案往往根据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审查批准手续废弛，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针对党内生活不健康状况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的首要举措就是把权力置于制度的管控之下。对于党委包办代替现象，他主张实行党委制以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从省、市、区至地、县委，从军区、师、团党委到政府、民众团体、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对于剿匪、镇反和土改工作中出现的乱打乱杀、乱出布告等无政府、无纪律行为，邓小平制定了“两月的汇报制度”。市委和重要的企业党委必须每两月向省委、区党委和中央局同时报告，以保障上级及时了解、掌握和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有错误的倾向就纠正，有好的经验就推广，成功地把党内政治活动纳入了制度的有序轨道。
为了进一步制约党员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邓小平主张完善党内监督体制。他要求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并将其作为“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他要求“把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因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对于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他提出了德才兼备的标准。此外，他还特别注意发挥支部生活的战斗力作用，切实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到每一个支部，每一位党员，构建起西南党内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态。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要风清气正。虽然今天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与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我们党所面临的风险与考验却从未减少，面临的“赶考”也远未结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全面从严治党，促进西南党内政治生态不断趋于优化的历史实践，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党的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上下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实现党的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一定能够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清风常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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