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到滴滴的通緝令以後，總覺得哪兒不對勁...國民級的應用更應該有國民級的責任，而且就算是沒滴滴的懸賞，相信這樣惡劣的嫌疑犯也應該很快被抓獲。但總感覺這次危機公關，像凌駕於法律之上扮演上帝得角色的秀...
【一】
一家左兜裡揣著數據、右兜裡揣著錢的公司可以做些什麼呢？
答：“表現出比警察蜀黍還強烈的，保護你的慾望”。
5月6日凌晨，21歲的空姐乘坐滴滴順風車遇害；5月10日，這則新聞被爆出，趕在解釋清楚自己的司機篩選體系起前，當晚，滴滴先po出了一則懸賞公告，把順風車司機的照片、姓名、電話、身份證號清清楚楚地亮了出來，然後懸賞最高100萬，讓大家一起幫忙找線索。
在滴滴po出這條懸賞告示幾個小時後，鄭州警方的微博發出了一條警情通報，沒有懸賞，沒有號召大家一起找線索，沒有順風車司機的具體信息。
警情通報
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評論說，在滴滴的壓力下，鄭州警方才出來說話，跟滴滴比，鄭州警方真是弱爆了。
【二】
不知道你注意到這一切具體的時間點沒有。
空姐遇害的時間是5月6日的凌晨。
她的爸爸報案的時間，是5月7日下午四點。
她的遺體被警察找到的時間，是5月8日早上8點多。
這個消息上了熱搜上的時間，是5月10日當天，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
滴滴那條表明態度的百萬懸賞，發佈於5月10日當晚。
在滴滴發佈那條具體的消息幾個小時後，鄭州警方很可能是被迫，發佈了上述警情通報。
我的一個警察朋友說，7號下午報案失蹤，16個小時後找到了遺體，一線幹警有自己的辦案節奏，也會評估抓捕犯罪嫌疑人與造成社會性恐慌之間的關係。而這些，可能都被那則公司發佈懸賞打亂了。
被害空姐的爸爸說，他覺得滴滴的懸賞只是故作姿態，到現在公司沒有一個主要領導，慰問過他。
被害人父親
【 三】
在滴滴發佈了這位順風車司機的電話、身份證號、照片後，被點燃了正義感的吃瓜群眾們，幹了什麼？
他們找到了這個司機的抖音、QQ和支付寶，他們給他轉賬，一分也是恨地轉，或者轉十塊二十塊，就為了能罵他幾句。
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人找到了他的家庭電話，他的親人是否收到了辱罵和騷擾。
但我知道，他的親人被擠壓在了“他家小誰就是那個殺人犯”的巨大壓力下。
犯罪後的恐慌會不會演化成對整個世界的恨？
本來還有可能出現的親屬勸犯罪嫌疑人自首，是否還有發生的概率？
我不知道。
【四】
警察蜀黍是不是沒有找到這位順風車司機的照片？還是查不到他的身份證號？抑或要去信息販子那裡花錢買他的手機號？
那麼他們為什麼沒有發佈？
如果你還知道世界上有一種存在，叫犯罪嫌疑人的隱私權與名譽權。
一個人是否有罪，並不是有人轉述了犯罪現場，大家群情激憤地呼喊說“是他就是他”，他便獲了罪。
只有經過人民法院的審理，才能宣告某位公民有罪。在這之前，他是“犯罪嫌疑人”。作為嫌疑人，他的權利，依然要得到有章可循的保護。
根據《刑事訴訟法》以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進行通緝、懸賞通告等是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偵查權。
這樣的權力限制，不是對某個窮兇極惡的個體的寬宥，而是讓每個走入某些極端處境的個體，都可以獲得一個被公正對待的機會。
這樣的權利限制，是現代司法文明的表現。
【 五】
有挺滴滴的律師說，滴滴的公告沒有說因為什麼事情而公開懸賞尋找司機，沒有說司機是犯罪嫌疑人，所以不涉及名譽權的問題。
一家估值幾百億美金的公司，當然擁有強大專業的法務團隊，知道如何不在這樣的懸賞公告中，留下明顯越權的bug。
很多時候，法律是個解釋學，如果你們願意這樣解釋，開心就好。就當在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下，沒有人知道，滴滴是為了什麼事情在公開懸賞司機。後續的行為，都是聰明可愛的吃瓜群眾自己競猜完成的。
滴滴的投資人朱嘯虎發朋友圈說，“國民級的應用必須承擔起國民級的責任”。
滴滴投資人發朋友圈
當一家國民級的平臺型公司，倚靠著其高超的法律技巧，一手摸出其掌握的翔實資料，一手揚起一張100萬元的支票，它已經可以走在司法機關前面，發佈一次重賞之下的全民通緝，而看似未觸犯法律絲毫。
它對一切工具的運用都很熟練，它根據自己的需求判斷對數據的處置，這一次，這家公司似乎站到了惡的對立面，但下一次，它會偷偷地站到誰的對面？
身懷利器，殺氣自生，慎而重之。所謂國民級的責任，是在篩選時國民級的審慎，是在面對隱私數據時國民級的剋制，而不是在自己輿論壓力爆棚時，上演國民級的公關，可以有觀點，但需要理智。
【六】
投票： 通過這件事情，你還會選擇滴滴出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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