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對塞內加爾共和國、盧旺達共和國、南非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7月25日至27日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回國途中，習主席還將過境毛里求斯並進行友好訪問。
習主席在非洲訪問
非洲值得中國如此重視
中國曆來重視包括非洲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外長每年首訪一定前往非洲的傳統也延續了28年，在世界大國中絕無僅有。習主席2013年在坦桑尼亞提出了對非工作“真實親誠”的工作方針，更是把中非關係提升到新的水平。中非雙方數十年的友好合作成果不斷，今年5月26日，中國與布基納法索正式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為中非深化合作掀開了全新的一頁。
另一方面來說，非洲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斷上升，也值得中國如此重視。經濟方面，非洲的自然資源稟賦優秀，多種礦產、能源資源和可耕地面積等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近年以來，非洲人口持續高速增長，人口規模在本世紀有望達到30億以上，其中絕大多數為中青年，成為全世界勞動力結構最為優良的地區，而且還有一個規模數以億計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部分國家甚至實現了全球範圍內最優秀的增長成績，比如埃塞俄比亞和科特迪瓦等國。3月底，隨著《基加利宣言》等文件的正式簽署，非洲大陸自貿區（ACFTA）正式成立，成為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國數量最多的自貿區，覆蓋了12億人口，2.5萬億美元GDP的巨大市場。全球治理方面，非洲已經成為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非洲國家的集體立場對於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愈發重要。非洲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擁有54個國家的大陸。在主權平等的韋斯特伐利亞原則下，這一巨大的票倉對於一切涉及全球和地區的事務都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
習主席此次訪非，主要還是為兩大重要的全球治理機制努力。一個是金磚會議機制的南非峰會；第二個則是為9月初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提前準備。從2000年成立至今，中非合作論壇（FOCAC）已然走過18年的發展歷程。十八歲是成年之際，中非關係也在FOCAC的助推之下日趨成熟，行穩致遠。
四國對華合作各具亮點
習主席此次訪問所選擇的四個國家都有其重要性。塞內加爾是“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NEPAD）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執行委員會輪值主席國；盧旺達是非盟輪值主席國，卡加梅總統和習主席私交甚篤；南非則一直是非洲發展程度最高的經濟體，也是金磚機制的輪值主席國；而毛里求斯和中國傳統友誼源遠流長，有著規模龐大的華僑華人群體。選擇這四個國家訪問，體現了中國對於中非傳統友誼和非洲一體化運動的支持。
中非在經濟發展領域的合作的重點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基礎設施，一個是產能合作。中非基礎設施合作既涵蓋非洲各國國內的交通和能源基礎設施，同時也強調非洲跨國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並著力推進非洲國家之間高速公路網的建設。從塞內加爾達喀爾到尼日利亞拉各斯的西非沿海公路項目當中，就有很多段是由中國公司承建的。中國已經成為了非洲基礎設施最大的投資來源國和建設國。中非產能合作領域成果也很豐碩，我本人就參與了盧旺達工業化和產業園區的設計工作，目前已經有不少企業準備參與這一項目。
中國和南非的合作更多，金磚機制下的新開發銀行（NDB）全球第一個地區運營總部就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而位於中國上海的NDB總部也有很多南非僱員。此外，南非傳媒集團Naspers是騰訊公司最早和最大的投資者之一；南非啤酒集團SAB也早已成為中國啤酒市場上的巨頭，其旗下的雪花啤酒的市場佔有率為全國第一。毛里求斯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製造業發達，華僑華人眾多，中國在非洲最早的產業合作園區之一“晉非經貿合作區”就位於其首都路易港東北方向約3公里處。
金磚機制助力非洲發展
金磚機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國際政治經濟現象，這一集體“崛起”的新興市場集團已成為糾偏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富裕工業化國家的集團形成，並將少數完全接受他們價值觀的“小夥伴”吸納其中。相比之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非但沒有能夠實現原本雄心勃勃的工業化目標，反而迅速陷入經濟困境、民生凋敝的境況，甚至是內亂屠殺之中，只能依賴於西方的扶助而生存。如此，全球範圍內南北方國家間的差距越拉越大，並且出現了機制化的從屬性國際安排。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雖然有著各自不同的發展路徑，一些南方國家充分利用自身比較優勢，逐漸從發展中國家中脫穎而出。在此基礎上，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提出的“金磚國家”概念也迅速成為了國際共識。
金磚機制建立的最大意義之一，就是在原本的南北方國家之間形成了一箇中間層。經濟上，全球價值鏈中相當的一部分生產環節得以轉移到了南方新興市場，而不發達國家也能夠以各自不同的資源——比如資源和勞動力供應——參與全球分工，而不是被拒之門外。政治上，金磚國家始終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增加了南方國家的話語權，對原本嚴重失衡的全球政經結構起到了“糾偏”的作用。此外，金磚機制以平等和務實合作為核心，引領了國際合作的新潮流。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五個國家平等入股的新開發銀行。要知道之前的所有多邊開發銀行都是按照注資比例決定投票權的，這導致往往是富國和大國，甚至是域外國家成為開發銀行的實際控制者。在新興市場國家的集體努力下，包括非洲各國在內的整個南方國家的發展不斷加速。到2016年，發展中國家佔據的全球GDP份額已經達到了53%；而在金融危機後，發展中國家為全球增長提供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增長動力。
應當注意的是，雖然中國是非洲最為重要的經貿和發展合作伙伴之一，但其他金磚國家在非洲的影響同樣重要。比如，南非作為非洲國家的一員，對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共同體國家的影響是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可比擬的——看看每年移民南非的非洲人口就明白了；印度在非洲的經濟影響力相當驚人，不僅大量印度裔在非洲各國普遍居於經濟領域上層，而且印度企業也開始大量進入非洲，在很多國家裡和中企直接競爭；巴西的基建公司在非洲有相當的市場，且在當地的醫療援助一直保持著相當的水準；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在非洲的影響力經歷了崩塌式的下降，但近幾年來也有所回升，特別是在安全領域和反恐領域。
中非合作正在發生改變
中非合作源遠流長，最早的對非合作項目大約是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21世紀開始，中非合作進入爆發式發展階段，主要是在雙邊和多邊層面實現了“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極大地釋放了中非兩方面企業的力量，而政府則在融資層面為貿易、投資和基建提供了充足的支持。隨著中國的高速發展，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改天換地的國際地位變遷，中非合作的動力結構正在發生結構性的改變。
首先是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化。進口方面來看，中國正處在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的長期過程，製造業的比重正在下降，因而對於非洲對華出口的大頭——各類金屬和化石燃料的需求也隨之疲軟。加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一些非洲國家的出口出現了一定困難。同時，中國出口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受人力、土地等成本上揚的影響，中國低端製造業的產品價格持續攀升，中國製造業正在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快速升級。許多客居廣州的非洲籍商人因為衣物、小商品等利潤空間的降低，而陸續離開了昔日的淘金聖地，轉而投奔越南、印尼等人工成本更低的生產地。
其次是機構改革。今年年初成立的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是國務院直屬機構，其主要職責是，擬訂對外援助戰略方針、規劃、政策，統籌協調援外重大問題並提出建議，推進援外方式改革，編制對外援助方案和計劃，確定對外援助項目並監督評估實施情況等。這對推進國家外交總體佈局，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以及中非發展合作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最後，從更深層次上來看，中國的高速增長可能會給作為中非合作基礎的“南南合作”理念造成些許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8640美元，並將於2021年突破12700美元大關；繼而中國將加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屆時，我們的非洲夥伴們可能會對於經濟上已經成為“北方國家”的中國產生新的期望。未來如何協調這些期望，維持中非合作大局，將會是一個挑戰。 文/程誠（人大重陽研究院經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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