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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汉族、汉人、汉语、汉字跟汉朝扯上关系，实际上是腐儒们企图捧回孔子，与执政者分庭抗礼，再来以此“士大夫共治天下”。
一、汉族是一个现代词汇
西方文艺复兴后期，有预谋有组织的抹黑中华文化，以掩盖西方历史文化的苍白和中断。因此诞生了专用的理论、概念、名词。自由、民主、血缘、民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政治概念。以血缘为例，在DNA技术发明之前，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血缘的鉴定。血缘是实际标准，还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目了然。
nation最早发明于16世纪。日本更早接受西方文化，nation被日本人接受。进入20世纪的中国风雨飘摇，能人志士四处学习救国理念和知识、科技。nation进日本进入中国，从此中国有了民族这个词汇。
在民族这个范畴中，最大的、最共识的词汇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发明于1901年，发明者叫梁启超。对民族这个词汇，梁启超有一句断言：
二、汉人三解
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汉人有三种理解方式。
1、汉地人。在历史上。燕人张翼德、常山赵子龙，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这里的燕人、常山，都是指的地区。源自中国文化中的出生地概念。在现代，西北的汉子、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同样指的是地名。若某某人就是某某族人，哪岂非中国有燕族、常山族、西北族、东北族？所以，汉人=汉地人，是一解。
2、汉朝人。老秦人、唐人街、辽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指的是一个朝代或者时代。唐诗是唐朝时的诗、宋词是宋朝时的词，元曲是元朝时的曲。若汉人是汉族人，哪唐诗宋词元曲就成了唐族人的诗，宋族人的词、元族人的曲。所以，汉人=汉朝人，是二解。
3、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蒙元一朝，对中华疯狂的民族歧视，把人分成四等，一等人蒙古、二等人色目、三等人汉人（北方地区的中国人）、四等人南人（南方地区的中国人）。
请注意，汉地人是以地分类，汉朝人是以时间分类，而三等汉人却是以人分类，若以汉族（同样是以人分类）说历史，三等汉人才是最贴近的历史。有人喜欢嘛？
汉人是元朝对中国人种族歧视的产物。令人不堪接受。但是，一如满清是异族统治，但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一样，三等人汉人是第一次官方称谓。历史就是这样，你可以喜欢不喜欢，但无法改变。在此之后，五族共和中，第二次有了汉族这个概念。我更相信，我们现在使用的汉族，是五族共和提出的汉族概念，跟蒙元的三等汉人没有直接关系。汉朝？一点也扯不上。
三、汉语
汉语更是一个现代化词汇，从普及普通话开始。历史上有过雅音、官话，但都是局部、小范围的，基本不涉及普通百姓。孙中山时期的普通话标准之争，才是汉语真正诞生之时。举例来说，南京话。我工作生活在南京多年，南京话我能听得懂嘛？听不懂。即便祖祖辈辈生活在南京的，也不敢说听得懂南京话。听不懂到什么程度呢？这会“生活在南京多年，南京话我能听得懂嘛？”若用高淳话说，除高淳人之外，南京人都听不懂。
高淳话是汉语嘛？一句“您吃饭了嘛？”，99%的中国人都听不懂，能不能叫汉语？高淳话若不叫汉语，叫什么？这就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走出南京，高淳人就是南京人，就是老乡。高淳人、除高淳之外的南京人，都这么理解。操弄汉语这个概念，有益、还是有害？一目了然。
四、汉字
大篆及其之前，“文字异形、语言异声”是事实。全国性的文字，起源自秦朝。秦篆又称小篆，秦隶又称隶书。其中的隶书，更是中国文字第一次被称之为方块字。方块字从秦隶开始。若要为中国字起一个纪念性的名字，秦字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历朝历代，对中国字的贡献，任何朝代都无法望秦朝的项背。叫秦字，也体现中国人崇尚英雄、铭记杰出、有贡献于国家、民族的文化。
现代使用的宋体、楷体、仿宋，本质上是书写风格的变化，皆源自隶书，且与隶书没有质的变化。笔发展了、审美眼光发展了，如是而已。至于汉朝，以文字历史论、以现行文字论，跟汉朝没有一毛钱关系。为啥叫汉字？汉字，解释成汉族文字，可以理解。但哪是一个现代概念，扯不上历史。把汉字生拉硬拽的跟汉朝扯上关系，客观上导致方块字的起源、发展、文化的空洞、缺失。
我个人非常赞成梁启超先生的思想。
叫中国字、方块字，是最靠谱，也是最有利于民族团结的称谓。
沧桑短笛
首先汉人这个称呼，最早是在汉朝的时候，西域人如此称呼中原人，于是汉人这个称呼延续到了今天，注意，虽然后来唐朝宋朝朝代名不同，但是他们依然叫自己为汉人，比如唐朝的司空图，“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可见他们对汉人这个称呼是认可的，而且是统一的。所以汉人的称呼可见记载的最早来源自汉朝，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民族团结，就是和而不同，不同不等于不团结，毕竟，各个民族文化不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要做到相互尊重，理解，才能团结
小九九11
中国从夏商周的奴隶制社会中，没有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而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则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形成，但民众并没认同，思想并没形成，而随着秦亡汉立，高度中央集权制得以传承，但是汉朝统制者在面对北有强大匈奴，而自己刚从战争结束中建国，此时国贫民弱，此时民思安定，国家也思安定，恢复生产，恢复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下的主目标，而汉初的无为而制更有利于民力恢复，随着国力恢复，人民对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也渐渐认同，而随着汉武帝对匈奴战役的一次次胜利，国力一次次提升，强大的统一的，自信的大汉民族依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