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政治”日益成為西方民主的一個顯著特徵。圖為美國民眾在首都華盛頓國會山拿著寫有“金錢滾開”的標語牌參加反對遊行。新華社記者 殷博古 攝）
100多年來，西方一直很傲慢。他們的歷史觀是“西方中心論”，他們的心態是“我們很富有，我們很高尚”，他們堅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領導下，世界最後會被他們的信仰普世化。但近年來發生的諸多事實表明，西方民主制度不僅在國際上沒有市場，在國內也招致眾多民眾不滿，西方民主制度的前程日益黯淡。
1989年後，東歐劇變、蘇聯瓦解，西方興高采烈、信心滿滿，他們認為“歷史終結了”。可是經過了僅僅27年，他們看到的現實世界與他們想象的大相徑庭。轉眼間，“政治正確”變得不正確了，炫目的精英變得討厭了，推廣民主卻帶來國內外的混亂。而他們十分看不起的、就等著崩潰的中國卻飛速發展了起來，所以他們覺得當今世界是“陌生的世界”“失序的世界”“令人生畏的世界”。更為嚴重的是，國內怒氣衝衝的百姓也更加難以安撫了。
英國《衛報》網站2017年3月26日的署名文章說，領袖們絞盡腦汁試圖弄清為什麼大批選民如此憤怒，答案其實很簡單，是經濟失敗的結果。金融危機以後的10年顯示，40多年來佔支配地位的經濟治理體系已經崩潰。這一點，從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中也可看出。《衛報》公佈的數據顯示，1961年到1969年，美國底層90%的人口收入佔收入增長的67%。而到了2001年至2007年，國民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底層90%的人口只得到兩美分，其餘98美分都被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囊中。特朗普企圖以減稅形式改變這一狀況，但這是否會發揮實際效用，目前還不明朗。
同樣，在政治領域，普通百姓寄希望於政府能夠解決經濟問題的希望也逐漸破滅，因為政府已經成為被資本家操控的政府。日本《金融財政商貿》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學者依藤貫的話說：“美國政治是被華爾街的金融家所操縱的。”議會內外充斥著代理人，他們的爭吵聽起來義正詞嚴，實際上是各利益集團的爭奪。實際上，金權操縱、黨派惡鬥、否決政治、遷就眼前，已成了這種民主的代名詞。對此，民眾怎麼能不憤怒？老百姓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民主不能帶來社會安定、政界清明和生活改善，這種民主又有何用處？現有精英極力維護的制度難道不應該改良，甚至打破嗎?不過，倘真的打破了，又會是一種什麼局面呢?
不僅如此，西方國家正面臨著信仰危機。美國是歐洲的衍生物，但獨立後一直想保持自己的特性，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基督教、英語、宗教使命、英式法治理念、統治者的契約精神、個人主義、工作道德、相信人的能力等，這些東西就是他們的精神支柱。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基礎是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驅動人們去追逐利潤，幾百年裡創造了人間巨量的財富，卻也帶來了無法彌合的貧富差距，當今西方社會的種種社會問題都由此而來。此外，華爾街還代替梵蒂岡和耶路撒冷成了新的聖地，他們信仰的是“商品拜物教”，一夜暴富是他們祈盼的新的“顯靈”。特朗普的重要顧問之一史蒂夫·班農2014年在一次演講中說：“我相信自蘇聯倒塌之後的幾年，我們走得有點脫軌了。我強烈相信，這是一場我們教會的危機，我們的信仰的危機，西方的危機，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在現行體制和現行階段下，西方國家卻普遍面臨以下焦慮，即不改不行，但改成什麼樣，怎樣改?大家不清楚。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特朗普說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用美國人，買美國貨”。馬克龍在當選前夕的訪談中說：“我會考慮法國人的憤怒”，自比“‘衝破制度’的聖女貞德”，準備走不左不右的路線。他們都贏得了掌聲，但前面的三大挑戰十分嚴峻，從目前的言行看，他們在試圖改變一些政策，但拿不出切中時弊的治本之策，所以才有“憤怒很容易，制定戰略則很難”的感慨。
（參見：《“憤怒很容易，制定戰略卻很難”——極其黯淡的前程才是西方最大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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