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每一位媽媽需要給女兒一份“愛”的保護——在她從女孩成為“女人”之前，接種疫苗預防HPV病毒感染，以預防宮頸癌的發生。
2018年1月9日，浙江溫州市疾控中心為溫州的一名女孩接種了第一針HPV四價疫苗。為這一天，長眠於杭州西湖邊青山上的周健博士，等待了19年，他的遺孀孫小依醫生專程從澳大利亞回到溫州，見證全過程。溫州，是周健博士醫學生涯的起點，也是他生命的終點——他是在1999年3月例行回國查看溫州醫學院宮頸癌疫苗臨床試驗時，突發重疾，在杭州逝世。
宮頸癌疫苗，是上帝借科學家之手送給女人的一份禮物。祂挑選了兩位科學家，中國的周健和澳大利亞的伊恩·弗雷澤，一個研究病毒，一個研究免疫，兩人攜手發明了HPV疫苗。
1991年，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實驗室裡，周健夫婦“神奇的手指”，人工合成了首個HPV病毒樣顆粒。15年後，由這個顆粒製成的疫苗“佳達修”正式上市，至今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132個國家先後被批准使用。自2006年以來，應用這疫苗的人群，HPV的感染和宮頸癌發病率均有明顯下降。
這支疫苗，使得宮頸癌成為了人類歷史上首個能預防的癌症，不僅為人類戰勝癌症帶來希望；同時也為人類疫苗的研發開創了一種全新模式，即，不是對病毒進行滅活，而是人工合成。
這是一支愛的疫苗，不僅因為它是預防與性生活有關的宮頸癌，還因為它的發明之路閃耀著愛情、親情、師生情和友情。
在2017年初，在默沙東中國的年會上，瘦削的孫小依醫生獨自站在空曠的舞臺上，臺下3000餘人，飽含淚水聆聽，報以數次掌聲。曾經，她是作為周健的妻子和助手，協助他創造歷史；如今，她是作為周健的遺孀，講述他創造的歷史。
演講結束後，我問，如果周健親自站在舞臺上，他會怎麼講述這支疫苗。孫小依想都沒想，脫口而出：“他可能根本就不會來，他寧願把時間花在做實驗上。”
（被上帝選中的兩位科學家，弗雷澤和周健）
1
當將弗雷澤和周健兩人的成長放在一個時間軸上時，你不得不驚歎於命運的奇妙：
他們年齡相差僅4歲，出生在地球的兩端，分別在自己的軌道上成長，卻在性格、愛好、品質等各方面如此相似。
弗雷澤1953年出生在蘇格蘭的一個科學家家庭，中學大學一路名校高舉高打，一天也沒耽誤，順理成章走向科學研究之路。
周健1957年出生在杭州，爺爺曾是魯迅同時期的留日學生，醫生父親參加革命，在部隊與母親結為夫妻。解放後，父親成為杭州一家醫院的副院長，母親在教育部門工作。但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無法安放一張安靜的書桌，周健中學畢業後上山下鄉，然後回杭州在工廠做了一名工人。
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年，20歲的周健考上了溫州醫學院，成為一名本科生；弗雷澤則已經從愛丁堡大學免疫學畢業，成為了一名臨床醫生。
1982年，周健考入浙江醫科學大病理學研究生，對分子生物學產生興趣；弗雷澤已經移民澳大利亞，開始研究性交傳播的傳染病。這一時期，科學界取得重大進展，1980年，德國科學家哈拉爾德·楚爾·豪森（Zur Hausen）證實，宮頸癌是由人乳頭狀瘤病毒（HPV）感染所致，這一領域變得更加熱門。
1985年，周健考入河南醫科大學攻讀病理學博士，開始研究HPV病毒；弗雷澤已經在昆士蘭大學癌症研究中心，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也開始了HPV和宮頸癌疫苗的研究。
（周健在河南醫科大學攻讀病理學博士學位，導師沈瓊教授是我國食管細胞學創始人。1987年周健在大量食道癌活檢標本中發現了人類乳頭狀瘤病毒，《人民日報》做了報道，此科研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7年，周健博士畢業，被選入北京醫科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在中國一流的實驗室繼續研究HPV。第二年，他來到了英國劍橋大學英國帝國癌症研究基金會免疫學與癌症研究中心腫瘤病毒實驗室，這是世界最領先的HPV研究平臺。
（1988年，周健成為劍橋LionelCrawford帝國癌症研究基金會（ICRF）的第一個中國研究員）
在這裡，地球兩端的這兩個年輕科學家終於相遇了。
1989年，周健來到劍橋大學的第二年，弗雷澤利用學術休假也來到這裡，他進修的病理系實驗室正好與周健工作的實驗室毗鄰。
弗雷澤和周健有很多的共性，兩人每天都是最早到達最晚離開，弗雷澤還經常跑來借用周健的實驗室和試劑；兩人經常在喝咖啡時相遇，彼此毫無保留地討論HPV病毒的研究；兩人都熱情奔放、風趣幽默，從小都酷愛拆裝電器，都做得一手好菜，都是居家型的男人。
兩個人相遇，不在於相識時間的長短，而在於心靈與理想的契合。弗雷澤和周健在劍橋短暫的相處，便已認定將做一生的拍檔。
弗雷澤結束休假返回澳大利亞時，盛情邀請周健夫婦一起到昆士蘭大學他所在的實驗室工作。1990年，周健夫婦來到了昆士蘭大學，不到一年，這支偉大的疫苗就在周健的實驗室裡，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周健與孫小依，相濡以沫）
2
製成宮頸癌疫苗的第一個病毒樣顆粒，就是誕生在周健和孫小依夫婦的手中。
“在實驗室並肩作戰、相濡以沫的八年，是我們生命中最激動人心的片段。”回憶已故丈夫，60歲的孫小依醫生自然流露的天真爛漫，猶如兩人1977年考入溫州醫學院後的一天，周健將一張豆腐乾大小的紙條悄悄塞在她的手心時的模樣。
紙條上寫著：我想和你比學習，互相幫助。一紙定終身，他們攜手走過的22年，無論在何處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形影不離、無話不談，彼此塑造，互相影響。
（夫唱婦隨，孫小依放下手術刀，赴英國在劍橋大學實驗室裡給丈夫當助手）
1988年，周健到劍橋大學實驗室三個月後，幫妻子申請了一個訪問學者的職位。此時孫小依已經是浙江省人民醫院一名優秀的眼科醫生，但她毫不猶豫地放下了手術刀，在實驗室裡給丈夫當助手，一干就是8年。
他們是實驗室最佳拍檔。早在周健讀碩士研究生時，孫小依就經常到實驗室給他幫忙，做細胞培養、刷試管等。正式成為他的助手後，兩人更加默契和勤奮。
（他們是“住”在實驗室的）
以至於，弗雷澤在劍橋大學遇到時甚至覺得“他們是住在實驗室的”，因為無論白天黑夜都會遇到這對夫妻。面對經常來“打擾”的弗雷澤，孫小依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不要浪費實驗器材好不好？！”她沒想到，這個男人後來成為自己多年的老闆。
1990年，周健夫婦接受了弗雷澤的工作邀請，來到了澳大利亞，並把母親和兒子也接到了身邊一起生活。孫小依婚後一直與公婆一起生活，相處非常融洽，1988年公公過世後，婆婆隨著他們走南闖北：“婆婆是我和健堅強的後盾，前方後方一起忙，軍功章裡有媽媽的一半。”
（一家四口一起走南闖北）
12月的一天晚上，天氣有些炎熱，兒子睡著後，周健和小依如往常一樣出去散步了。周媽媽不懂兒子的研究，但她知道，兒子和兒媳婦散步從來不是談情說愛，而是在談工作。
周健的思維天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滿腦子都是科研“點子”，常常走幾步就突然冒出一個想法。周媽媽說，經常半夜突然聽到汽車發動，兒子又帶著靈感衝去實驗室了。
作為助手的孫小依條理清晰，隨身都帶支筆，不僅要把周健隨時蹦出的靈感抓住寫在紙上或手心，回到實驗室還要做試驗一一驗證。
所以8年裡，孫小依手裡從來都是好幾個課題齊頭並進，一旦被證明此路不通就馬上更換跑道。她忙得常常連上廁所都一路小跑，但她從來都是夫唱婦隨，指哪打哪，應付自如。弗雷澤曾形容這對“夫妻老婆店”說：周健眼睛往哪裡一瞄，孫小依就知道他想幹什麼。
那天散步時，周健又想出了一個“鬼主意”，他叫住孫小依，說：“我們把L1、L2兩個晚期蛋白加到一起放在組織液裡，看看它們能不能合成病毒樣顆粒。”
全世界數千科學家多年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是這麼簡單的1+1？孫小依覺得周健在開玩笑，還嘲笑他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
過個半個月，周健問孫小依那個實驗做了沒有，孫小依說：“我記下來了，但我覺得你不會在開玩笑吧？”在確認丈夫是認真的之後，孫小依就開始做實驗，試一試。
她把兩個現存的已經純化好的HPV晚期蛋白L1和L2放在試管裡（也是病毒殼膜的主要構成成份），然後加一點這個，加一點那個，就像幼兒園小朋友過家家一樣簡單。
半個月後，夫妻二人看到電子顯微鏡下的結果，“我們頓時傻眼了，我們真的看到了一個病毒樣顆粒。”20多年後說起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孫小依仍然抑制不住的興奮，他們真的用這麼簡單的方法，在體外人工合成了第一個HPV的病毒樣顆粒。
就像當年哥倫布手中那隻能立著的雞蛋，不復雜，但就是沒有人能想得到。
傳統疫苗的原理，是需要獲得某個病毒，對它滅活後使其不具致病性，卻能刺激身體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實現對該病毒的免疫。
可是HPV病毒很古老很小也很狡猾，它一侵入人體細胞，就會將DNA整合到宿主細胞內隱藏起來。所以，科學家們一直無法在細胞培養中得到完整的HPV病毒，也沒有動物模型可以獲取。這個難題困擾了幾百年，導致HPV的研究非常緩慢。
如今，按照周健思路合成的這個顆粒，就像個病毒‘稻草人’，只是一個空殼，沒有病毒的DNA內核，所以沒有感染性，但外殼上有很多抗原，進入身體後就會刺激免疫系統而產生抗體——這本身就是一個疫苗。
這個病毒樣顆粒因此也被稱為“周顆粒”，它的成功，不僅使人類有了第一個預防癌症的疫苗，還為人類疫苗的研發開創了一種全新思路。
當即，周健夫婦一拿到電子顯微鏡下這張珍貴的照片，就趕緊將喜訊告訴了弗雷澤。隨後，周健和弗雷澤用這個合成的HPV病毒樣顆粒開始做動物實驗，動物體內出現了免疫反應。
周健和伊恩將這一成果發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學》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蘭大學為這項發明成果申請了專利。當年7月，兩人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乳頭狀病毒國際會議上首次報告了這項成果。
“當時還有很多人不相信，認為這是我們編出來的。”孫小依說，但第二年就像雨後春筍一樣，許多實驗室都把這個結果重複出來了。
（弗雷澤和周健）
3
生命科學的每一個進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金錢、青春甚至生命。
1991年病毒樣顆粒成功合成後，宮頸癌疫苗的臨床試驗在世界各地開始進行。然而，臨床試驗做到某一階段時，昆士蘭大學已無力承擔昂貴的科研費用成本，於是將部分專利轉讓給澳大利亞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幾年後，這家公司的資金也撐不下去了，1994年，實力更加雄厚的美國默克製藥公司接下了這支接力棒。
這十年裡，宮頸癌疫苗的研發繼續推進，周健的事業也步入高峰，到1998年，他成為了昆士蘭大學歷史上在一年內申請到經費最多的研究人員。誰也沒想到，接下來將發生什麼。
宮頸癌疫苗的臨床試驗在世界各地進行，每年3月，周健都要回到溫州醫學院查看在那裡進行的臨床試驗。他一直在儘自己的微薄之力，想把國內HPV的科研帶上新的高度。
1999年2月底，他日夜趕寫完科研基金的申請，他說他覺得很累，但還是堅持每年3月的例行回國進行學術交流。3月8日晚，他從杭州打電話回家告訴妻子自己很累，好像得了重感冒，並答應兒子給他買新型的LEGO。沒想到，放下電話竟是訣別，第二天一早，周健突然昏迷，病情急速惡化，下午便搶救無效與世長辭，年僅42歲。3月10日，當小依帶著80歲的婆婆和13歲的兒子從澳大利亞趕回杭州時，已來不及見他最後一面。
（工作再忙，周健也從來不會減少陪兒子和家人的時間）
“我們家的頂樑柱就這麼倒塌了。”十幾年了，小依還是難以抑制悲痛，丈夫突然離世至今都讓她難以接受。
周健離開了，但是他的科研成果留了下來，他的實驗也沒有停下來。他的夥伴弗雷澤繼續著他們共同的疫苗事業，澳、美兩國的醫學科學家對33個國家的2.5萬名婦女先後進行了3期臨床試驗。
從一個實驗室產品，到大規模生產，這漫長的十多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不僅需要無數科學家的智慧，還需要雄厚的資金作後盾，但直到最後一刻，都不知是成功還是失敗。
2005年10月7日，澳、美科學家在紐約宣佈，HPV疫苗預防宮頸癌非常有效，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弗雷澤非常興奮地從紐約給小依打電話傳達喜訊，但又十分悲傷，說:“可惜周健沒能看見這一天!”
2006年6月8日，用“周顆粒”製成的“佳達修”宮頸癌疫苗被美國FDA快速批准上市。
弗雷澤也開始向全世界介紹周健，並將每一項榮譽都留一半給他，與周健的夫人和兒子共享成果——這兩個家庭的友誼，亦超越了生死。
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亞歷山大公主醫院，弗雷澤為一對昆士蘭少女姐妹注射了世界第一例子宮頸癌疫苗，孫小依和兒子周子晞共同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世界第一支宮頸癌疫苗接種時的周健之子周子晞和弗雷澤教授）
2006年至2016年十年內，“佳達修” 已經在132個國家上市，接種超過2億劑次。除了4價疫苗（預防4種HPV病毒），9價疫苗（即預防9種HPV病毒）也在美國獲批上市。該疫苗除了可以預防宮頸癌之外，還可以預防HPV引起的其它癌症和疾病，比如肛門癌、陰道癌、喉癌、尖銳溼疣等。
2014年，宮頸癌疫苗被評為人類歷史上拯救生命的英雄之一。2015年6月，周健和弗雷澤發明的全球首個宮頸癌疫苗“佳達修”獲歐洲專利局主辦的“歐洲發明獎”。
孫小依在獲獎感言中說：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周健的心願，希望這個疫苗可以儘早用到中國同胞的身上，周健的在天之靈一定會非常高興的。
（2015年6月，“歐洲發明獎”）
弗雷澤也將中國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周健的那一份責任——儘快推動疫苗在中國的上市。
2017年，這支愛的疫苗，終於來到了周健的祖國，千千萬萬的中國女性可以在家門口就享受“中國兒子”周健帶來的福祉。作為周健的妻子，孫小依為已故丈夫感到欣慰，也很感恩。
她說：“宮頸癌疫苗成功上市，離不開千千萬萬的科學家和為之奮鬥的人們，這十幾年的艱辛常人很難體會。我感謝默沙東為此默默無聞工作的科學家們，是你們讓周健的發明變得有意義。”
（周健去世後，母親撫摸著豎立在溫州醫學院的兒子銅像）
4
周健的生命只有短短的42年，但全世界世世代代女性將因為他的發明而將免受宮頸癌之禍，這種福祉將是永恆的。
然而，宮頸癌疫苗僅僅是他留下的財富中的一部分，他去世前已經擁有了10項專利，其中最後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課題，至今仍在繼續。孫小依說：“我記得當年周健說過，如果這個課題可以做成，它的意義甚至大於宮頸癌疫苗。”
有人說，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長度，而在於高度和廣度。
周健用42年的生命已經做到近乎完美。弗雷澤說，周健在分子病毒學領域1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許多科學家一輩子也無法企及的。
作為兒子、丈夫和父親，他也將42年時間利用到極致。孫小依說，很多人都以為，科學家大都像陳景潤一樣，而其實，周健和他身邊的許多科學家都是家庭和事業兼顧。他從沒有因工作而減少陪伴、照顧家人和孩子的時間，一家人經常去郊遊，去海邊，去釣魚，去世界各地旅遊。他的“小資情調”和風趣幽默給家人帶來了無盡的歡樂。
我們相信，對於周健，如果給他生命的長度，他將給生命賦予更大的意義。
孫小依說：“‘佳達修’疫苗的成功問世，造福了全球女性，助推了公共衛生事業的升級，也是這些科學家和周健一生的願望。作為他的妻子和助手，能在旁與之並肩作戰、一路見證，我感到很幸福。”
周健離世十幾年了，各種以周健的名字命名的研究獎勵基金、中國博士生全額獎學金還在繼續；他的母校溫州醫學院豎起周健銅像；昆士蘭大學每年以周健名字命名的學術活動還在繼續，新建立的報告廳以周健的名字命名,永久紀念他；周健博士基金會每年仍為中國的年輕科學家提供全額獎學金，到澳大利亞攻讀博士。
採訪快結束時，孫小依說：“你應該去和我婆婆聊聊，她是一位真正豁達大氣的母親，也是我們堅強的後盾，軍功章裡有媽媽的一半。”
半個月後，我利用去杭州開會的機會，如願見到這位見證了一個世紀的周媽媽。在周媽媽臥室窗前的暖陽中，我替所有女人，尤其是像我一樣有女兒的媽媽，緊緊地擁抱了這位95歲的老人，感謝她的兒子留下的禮物。
（2017年1月，95歲高齡的周媽媽翻開自己思念兒子時所作的詩篇。我本不忍勾起老人的傷心事，但周媽媽如此豁達，在這個家中，愛，超越了生與死的界線。）
周媽媽說：“我的兒媳婦很賢惠，兒子的成就是他們一起做出來的。”
這個男人離開18年了，還能讓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彼此讚美，並微笑著講述他的每一個故事，可見這個男人擁有怎樣強大的愛的能力，所以能超越生與死的界線，讓愛永遠地留下來。
我想，這應該正是上天選擇周健的理由吧。
————（全文完）————
戴戴（戴志悅）
曾任人民日報《健康時報》編輯部副主任
曾任騰訊健康頻道副主編
現為獨立醫學人文記者
《遇見腫瘤名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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