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每一位妈妈需要给女儿一份“爱”的保护——在她从女孩成为“女人”之前，接种疫苗预防HPV病毒感染，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2018年1月9日，浙江温州市疾控中心为温州的一名女孩接种了第一针HPV四价疫苗。为这一天，长眠于杭州西湖边青山上的周健博士，等待了19年，他的遗孀孙小依医生专程从澳大利亚回到温州，见证全过程。温州，是周健博士医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生命的终点——他是在1999年3月例行回国查看温州医学院宫颈癌疫苗临床试验时，突发重疾，在杭州逝世。
宫颈癌疫苗，是上帝借科学家之手送给女人的一份礼物。祂挑选了两位科学家，中国的周健和澳大利亚的伊恩·弗雷泽，一个研究病毒，一个研究免疫，两人携手发明了HPV疫苗。
1991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实验室里，周健夫妇“神奇的手指”，人工合成了首个HPV病毒样颗粒。15年后，由这个颗粒制成的疫苗“佳达修”正式上市，至今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2个国家先后被批准使用。自2006年以来，应用这疫苗的人群，HPV的感染和宫颈癌发病率均有明显下降。
这支疫苗，使得宫颈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个能预防的癌症，不仅为人类战胜癌症带来希望；同时也为人类疫苗的研发开创了一种全新模式，即，不是对病毒进行灭活，而是人工合成。
这是一支爱的疫苗，不仅因为它是预防与性生活有关的宫颈癌，还因为它的发明之路闪耀着爱情、亲情、师生情和友情。
在2017年初，在默沙东中国的年会上，瘦削的孙小依医生独自站在空旷的舞台上，台下3000余人，饱含泪水聆听，报以数次掌声。曾经，她是作为周健的妻子和助手，协助他创造历史；如今，她是作为周健的遗孀，讲述他创造的历史。
演讲结束后，我问，如果周健亲自站在舞台上，他会怎么讲述这支疫苗。孙小依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来，他宁愿把时间花在做实验上。”
（被上帝选中的两位科学家，弗雷泽和周健）
1
当将弗雷泽和周健两人的成长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时，你不得不惊叹于命运的奇妙：
他们年龄相差仅4岁，出生在地球的两端，分别在自己的轨道上成长，却在性格、爱好、品质等各方面如此相似。
弗雷泽195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科学家家庭，中学大学一路名校高举高打，一天也没耽误，顺理成章走向科学研究之路。
周健1957年出生在杭州，爷爷曾是鲁迅同时期的留日学生，医生父亲参加革命，在部队与母亲结为夫妻。解放后，父亲成为杭州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母亲在教育部门工作。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无法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周健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然后回杭州在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20岁的周健考上了温州医学院，成为一名本科生；弗雷泽则已经从爱丁堡大学免疫学毕业，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
1982年，周健考入浙江医科学大病理学研究生，对分子生物学产生兴趣；弗雷泽已经移民澳大利亚，开始研究性交传播的传染病。这一时期，科学界取得重大进展，1980年，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Zur Hausen）证实，宫颈癌是由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所致，这一领域变得更加热门。
1985年，周健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病理学博士，开始研究HPV病毒；弗雷泽已经在昆士兰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也开始了HPV和宫颈癌疫苗的研究。
（周健在河南医科大学攻读病理学博士学位，导师沈琼教授是我国食管细胞学创始人。1987年周健在大量食道癌活检标本中发现了人类乳头状瘤病毒，《人民日报》做了报道，此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7年，周健博士毕业，被选入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中国一流的实验室继续研究HPV。第二年，他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免疫学与癌症研究中心肿瘤病毒实验室，这是世界最领先的HPV研究平台。
（1988年，周健成为剑桥LionelCrawford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CRF）的第一个中国研究员）
在这里，地球两端的这两个年轻科学家终于相遇了。
1989年，周健来到剑桥大学的第二年，弗雷泽利用学术休假也来到这里，他进修的病理系实验室正好与周健工作的实验室毗邻。
弗雷泽和周健有很多的共性，两人每天都是最早到达最晚离开，弗雷泽还经常跑来借用周健的实验室和试剂；两人经常在喝咖啡时相遇，彼此毫无保留地讨论HPV病毒的研究；两人都热情奔放、风趣幽默，从小都酷爱拆装电器，都做得一手好菜，都是居家型的男人。
两个人相遇，不在于相识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心灵与理想的契合。弗雷泽和周健在剑桥短暂的相处，便已认定将做一生的拍档。
弗雷泽结束休假返回澳大利亚时，盛情邀请周健夫妇一起到昆士兰大学他所在的实验室工作。1990年，周健夫妇来到了昆士兰大学，不到一年，这支伟大的疫苗就在周健的实验室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周健与孙小依，相濡以沫）
2
制成宫颈癌疫苗的第一个病毒样颗粒，就是诞生在周健和孙小依夫妇的手中。
“在实验室并肩作战、相濡以沫的八年，是我们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片段。”回忆已故丈夫，60岁的孙小依医生自然流露的天真烂漫，犹如两人1977年考入温州医学院后的一天，周健将一张豆腐干大小的纸条悄悄塞在她的手心时的模样。
纸条上写着：我想和你比学习，互相帮助。一纸定终身，他们携手走过的22年，无论在何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彼此塑造，互相影响。
（夫唱妇随，孙小依放下手术刀，赴英国在剑桥大学实验室里给丈夫当助手）
1988年，周健到剑桥大学实验室三个月后，帮妻子申请了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此时孙小依已经是浙江省人民医院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但她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手术刀，在实验室里给丈夫当助手，一干就是8年。
他们是实验室最佳拍档。早在周健读硕士研究生时，孙小依就经常到实验室给他帮忙，做细胞培养、刷试管等。正式成为他的助手后，两人更加默契和勤奋。
（他们是“住”在实验室的）
以至于，弗雷泽在剑桥大学遇到时甚至觉得“他们是住在实验室的”，因为无论白天黑夜都会遇到这对夫妻。面对经常来“打扰”的弗雷泽，孙小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要浪费实验器材好不好？！”她没想到，这个男人后来成为自己多年的老板。
1990年，周健夫妇接受了弗雷泽的工作邀请，来到了澳大利亚，并把母亲和儿子也接到了身边一起生活。孙小依婚后一直与公婆一起生活，相处非常融洽，1988年公公过世后，婆婆随着他们走南闯北：“婆婆是我和健坚强的后盾，前方后方一起忙，军功章里有妈妈的一半。”
（一家四口一起走南闯北）
12月的一天晚上，天气有些炎热，儿子睡着后，周健和小依如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了。周妈妈不懂儿子的研究，但她知道，儿子和儿媳妇散步从来不是谈情说爱，而是在谈工作。
周健的思维天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满脑子都是科研“点子”，常常走几步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周妈妈说，经常半夜突然听到汽车发动，儿子又带着灵感冲去实验室了。
作为助手的孙小依条理清晰，随身都带支笔，不仅要把周健随时蹦出的灵感抓住写在纸上或手心，回到实验室还要做试验一一验证。
所以8年里，孙小依手里从来都是好几个课题齐头并进，一旦被证明此路不通就马上更换跑道。她忙得常常连上厕所都一路小跑，但她从来都是夫唱妇随，指哪打哪，应付自如。弗雷泽曾形容这对“夫妻老婆店”说：周健眼睛往哪里一瞄，孙小依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那天散步时，周健又想出了一个“鬼主意”，他叫住孙小依，说：“我们把L1、L2两个晚期蛋白加到一起放在组织液里，看看它们能不能合成病毒样颗粒。”
全世界数千科学家多年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这么简单的1+1？孙小依觉得周健在开玩笑，还嘲笑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过个半个月，周健问孙小依那个实验做了没有，孙小依说：“我记下来了，但我觉得你不会在开玩笑吧？”在确认丈夫是认真的之后，孙小依就开始做实验，试一试。
她把两个现存的已经纯化好的HPV晚期蛋白L1和L2放在试管里（也是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成份），然后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就像幼儿园小朋友过家家一样简单。
半个月后，夫妻二人看到电子显微镜下的结果，“我们顿时傻眼了，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病毒样颗粒。”20多年后说起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孙小依仍然抑制不住的兴奋，他们真的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在体外人工合成了第一个HPV的病毒样颗粒。
就像当年哥伦布手中那只能立着的鸡蛋，不复杂，但就是没有人能想得到。
传统疫苗的原理，是需要获得某个病毒，对它灭活后使其不具致病性，却能刺激身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实现对该病毒的免疫。
可是HPV病毒很古老很小也很狡猾，它一侵入人体细胞，就会将DNA整合到宿主细胞内隐藏起来。所以，科学家们一直无法在细胞培养中得到完整的HPV病毒，也没有动物模型可以获取。这个难题困扰了几百年，导致HPV的研究非常缓慢。
如今，按照周健思路合成的这个颗粒，就像个病毒‘稻草人’，只是一个空壳，没有病毒的DNA内核，所以没有感染性，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进入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而产生抗体——这本身就是一个疫苗。
这个病毒样颗粒因此也被称为“周颗粒”，它的成功，不仅使人类有了第一个预防癌症的疫苗，还为人类疫苗的研发开创了一种全新思路。
当即，周健夫妇一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赶紧将喜讯告诉了弗雷泽。随后，周健和弗雷泽用这个合成的HPV病毒样颗粒开始做动物实验，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
周健和伊恩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学》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当年7月，两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乳头状病毒国际会议上首次报告了这项成果。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认为这是我们编出来的。”孙小依说，但第二年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许多实验室都把这个结果重复出来了。
（弗雷泽和周健）
3
生命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金钱、青春甚至生命。
1991年病毒样颗粒成功合成后，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在世界各地开始进行。然而，临床试验做到某一阶段时，昆士兰大学已无力承担昂贵的科研费用成本，于是将部分专利转让给澳大利亚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几年后，这家公司的资金也撑不下去了，1994年，实力更加雄厚的美国默克制药公司接下了这支接力棒。
这十年里，宫颈癌疫苗的研发继续推进，周健的事业也步入高峰，到1998年，他成为了昆士兰大学历史上在一年内申请到经费最多的研究人员。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在世界各地进行，每年3月，周健都要回到温州医学院查看在那里进行的临床试验。他一直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想把国内HPV的科研带上新的高度。
1999年2月底，他日夜赶写完科研基金的申请，他说他觉得很累，但还是坚持每年3月的例行回国进行学术交流。3月8日晚，他从杭州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自己很累，好像得了重感冒，并答应儿子给他买新型的LEGO。没想到，放下电话竟是诀别，第二天一早，周健突然昏迷，病情急速恶化，下午便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42岁。3月10日，当小依带着80岁的婆婆和13岁的儿子从澳大利亚赶回杭州时，已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
（工作再忙，周健也从来不会减少陪儿子和家人的时间）
“我们家的顶梁柱就这么倒塌了。”十几年了，小依还是难以抑制悲痛，丈夫突然离世至今都让她难以接受。
周健离开了，但是他的科研成果留了下来，他的实验也没有停下来。他的伙伴弗雷泽继续着他们共同的疫苗事业，澳、美两国的医学科学家对33个国家的2.5万名妇女先后进行了3期临床试验。
从一个实验室产品，到大规模生产，这漫长的十多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不仅需要无数科学家的智慧，还需要雄厚的资金作后盾，但直到最后一刻，都不知是成功还是失败。
2005年10月7日，澳、美科学家在纽约宣布，HPV疫苗预防宫颈癌非常有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弗雷泽非常兴奋地从纽约给小依打电话传达喜讯，但又十分悲伤，说:“可惜周健没能看见这一天!”
2006年6月8日，用“周颗粒”制成的“佳达修”宫颈癌疫苗被美国FDA快速批准上市。
弗雷泽也开始向全世界介绍周健，并将每一项荣誉都留一半给他，与周健的夫人和儿子共享成果——这两个家庭的友谊，亦超越了生死。
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弗雷泽为一对昆士兰少女姐妹注射了世界第一例子宫颈癌疫苗，孙小依和儿子周子晞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世界第一支宫颈癌疫苗接种时的周健之子周子晞和弗雷泽教授）
2006年至2016年十年内，“佳达修” 已经在132个国家上市，接种超过2亿剂次。除了4价疫苗（预防4种HPV病毒），9价疫苗（即预防9种HPV病毒）也在美国获批上市。该疫苗除了可以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HPV引起的其它癌症和疾病，比如肛门癌、阴道癌、喉癌、尖锐湿疣等。
2014年，宫颈癌疫苗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拯救生命的英雄之一。2015年6月，周健和弗雷泽发明的全球首个宫颈癌疫苗“佳达修”获欧洲专利局主办的“欧洲发明奖”。
孙小依在获奖感言中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周健的心愿，希望这个疫苗可以尽早用到中国同胞的身上，周健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2015年6月，“欧洲发明奖”）
弗雷泽也将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周健的那一份责任——尽快推动疫苗在中国的上市。
2017年，这支爱的疫苗，终于来到了周健的祖国，千千万万的中国女性可以在家门口就享受“中国儿子”周健带来的福祉。作为周健的妻子，孙小依为已故丈夫感到欣慰，也很感恩。
她说：“宫颈癌疫苗成功上市，离不开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和为之奋斗的人们，这十几年的艰辛常人很难体会。我感谢默沙东为此默默无闻工作的科学家们，是你们让周健的发明变得有意义。”
（周健去世后，母亲抚摸着竖立在温州医学院的儿子铜像）
4
周健的生命只有短短的42年，但全世界世世代代女性将因为他的发明而将免受宫颈癌之祸，这种福祉将是永恒的。
然而，宫颈癌疫苗仅仅是他留下的财富中的一部分，他去世前已经拥有了10项专利，其中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至今仍在继续。孙小依说：“我记得当年周健说过，如果这个课题可以做成，它的意义甚至大于宫颈癌疫苗。”
有人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高度和广度。
周健用42年的生命已经做到近乎完美。弗雷泽说，周健在分子病毒学领域1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许多科学家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
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他也将42年时间利用到极致。孙小依说，很多人都以为，科学家大都像陈景润一样，而其实，周健和他身边的许多科学家都是家庭和事业兼顾。他从没有因工作而减少陪伴、照顾家人和孩子的时间，一家人经常去郊游，去海边，去钓鱼，去世界各地旅游。他的“小资情调”和风趣幽默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我们相信，对于周健，如果给他生命的长度，他将给生命赋予更大的意义。
孙小依说：“‘佳达修’疫苗的成功问世，造福了全球女性，助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升级，也是这些科学家和周健一生的愿望。作为他的妻子和助手，能在旁与之并肩作战、一路见证，我感到很幸福。”
周健离世十几年了，各种以周健的名字命名的研究奖励基金、中国博士生全额奖学金还在继续；他的母校温州医学院竖起周健铜像；昆士兰大学每年以周健名字命名的学术活动还在继续，新建立的报告厅以周健的名字命名,永久纪念他；周健博士基金会每年仍为中国的年轻科学家提供全额奖学金，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
采访快结束时，孙小依说：“你应该去和我婆婆聊聊，她是一位真正豁达大气的母亲，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军功章里有妈妈的一半。”
半个月后，我利用去杭州开会的机会，如愿见到这位见证了一个世纪的周妈妈。在周妈妈卧室窗前的暖阳中，我替所有女人，尤其是像我一样有女儿的妈妈，紧紧地拥抱了这位95岁的老人，感谢她的儿子留下的礼物。
（2017年1月，95岁高龄的周妈妈翻开自己思念儿子时所作的诗篇。我本不忍勾起老人的伤心事，但周妈妈如此豁达，在这个家中，爱，超越了生与死的界线。）
周妈妈说：“我的儿媳妇很贤惠，儿子的成就是他们一起做出来的。”
这个男人离开18年了，还能让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彼此赞美，并微笑着讲述他的每一个故事，可见这个男人拥有怎样强大的爱的能力，所以能超越生与死的界线，让爱永远地留下来。
我想，这应该正是上天选择周健的理由吧。
————（全文完）————
戴戴（戴志悦）
曾任人民日报《健康时报》编辑部副主任
曾任腾讯健康频道副主编
现为独立医学人文记者
《遇见肿瘤名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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