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1月在商贸促进会供应链论坛上的发言）
党的十九大强调，在实现“强起来”现代化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是要以改革带来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在这个认识框架下，我们可以从产业经济视角，结合产业链条上分工合作完成最终产品有效供给的“供应链”理论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收益分配视角的“价值链”概念，作一些展开的分析认识。
生产经营活动，可以理解为一种旨在满足人们需要、从各种要素的最初投入而一直环环相接地推进到产品和服务送达其消费者的全过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和体现其供给能力，并力求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简明地表现这种要素的主体在供应链不同环节上价值回报水平的演变，有直角坐标系上的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像个微笑嘴形），就是在整个生产经营从初始投入到产出形成和最终消费这个物质资源配置环环递进的演变过程中，最前端的主体你如果有好的创意，和有好的实施方案，在这个直角坐标系纵轴上表现的收益水平是很高的——这是在微笑曲线的左方。然后这种实施方案进入生产制造过程，随着环节后续的延伸，横轴中部表现的是发挥作用的主体，收益有一个降低过程。当这个降低阶段推展到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后端，在右方到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一茬又一茬的产品的推出，它又变成了升到右方上端，是高收益的。两头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已被人们讨论了不少年。实话实说，中国在变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们大量主体做出努力后的结果，是不得不落在中间这一段，所以，就出现了以珠三角为代表，被称为世界工厂的情况——在那个地方我们玩具的生产占全球供应总量的80%-85%，即4/5以上。但是在这个以东莞为主的区域生产出来的玩具，实际的价值分布是什么呢？比如芭比娃娃，主要生产在中国本土，但是它的创意和掌握它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主体，是微笑曲线左侧高收入的外国主体；到了中间阶段由我们制造出来，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全球去，我们只取得了中间较低的收益，当然，也有了这方面的GDP，有工人的工资和政府的税收收入，促进了就业和制造区域的经济繁荣，但收益的水平是相当低的。到了人家掌握的全球分销环节以后，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合在一起，主体收入又回到了微笑曲线右端的较高位置上。所以，在这样一个供应链、价值链的分工中，中间环节上的主体，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卖苦力”的特点，虽然在这里面是分享了发展的成果，但是毕竟从收益水平来说，是明显低于左右高端的。
这样一个情况，也有它不可回避的必然性，因为在人类各个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共享发展成果的特征，但确实又有这方面实力比拼上的高中低之别，也确实有这里面不可能齐头并进、大家按照一个收益率水平来共享发展成果的客观制约。与此伴随着的，是人类社会各个经济体总是在你追我赶，总是在合作中有竞争。经济学过去分析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已经可以比较好地从理论框架上解释一般竞争性领域这种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低廉劳动力，以及地皮开发起来成本低，还有我们在政府的推动组织下可以比较快地在发展中完成一些前期的组织活动。地方政府竞争之下引进外资，人家带来的是资金、技术和已经成熟的有创意的产品制造方案。我们做中间这个阶段，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必须是从微笑曲线中间进入全球供应链的，进入后我们可以积累我们所需要的各种从经验到资金的发展要素，完成原始积累过程。而现在，我们必须顺理成章地提出，在这个合作进程中，中国要进一步升级发展，就意味着我们还必须提高自己投入所带出的增加值，我们要争取从微笑曲线的中端，向左右高端上提升，这就是所谓升级换代，也就是在珠三角早早就喊出来的所谓“腾笼换鸟”的发展。那些传统的大路货的制造业，我们不得不把其产能向外转，除了向我国中西部转移之外，还不得不向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等等地方转移，这在竞争时代跟当初别人那些产能往我们这里转，是一个道理。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一是原来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很快丧失，二是我们的土地征地拆迁补偿的成本越来越高，三是资金虽然雄厚起来，但是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普遍发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挑战性的新考验。在你追我赶的竞争发展中，中国现在要抓住全要素生产率，就要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等供给侧常规的竞争性要素旁边，聚焦于怎么样释放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潜力——全要素生产率不是各个要素等量齐观，供给侧要素里，中国要抓住的龙头要素，是科技“第一生产力”，而科技这种第一生产力乘数放大的作用发挥出来，一定要依靠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制度红利的取得。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核心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转轨过程中，必须依靠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转轨过程中，“制度高于技术”，否则我们大量的一线人员、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并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来充分发挥。这都是中国面对全球价值链而要加入你追我赶国际竞争的挑战性任务，它紧密联系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改革中，从实际的市场表现来看，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有信心，就是在比拼改革成果、比拼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中，中国天然具有一个别的经济体望尘莫及的优势：我们整个经济社会体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的发展纵深非常可观。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其实总体而言就是中期，沿海到了中后期，中西部很多地方是初中期，伴随着工业化继续往前推进，我们又可以有后发优势明显的高科技化。同时，又有我们的城镇化——真实城镇化水平现在综合一下，只有百分之四十几（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1%，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57%），我国的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只走了不到一半，后面还至少有20个点的高速增长的潜力空间，一年提高一个点还要走20年。其间，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和建成区扩大，一轮一轮的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的培育，在释放中国市场于全球来看首屈一指的巨大需求潜力，而我们在和平发展中与全球做生意，就形成了和平发展中通过经济手段得到全球供给回应的机制，以这样经济的大循环，来弥合中国的二元经济，走完中国的现代化从追赶到赶超的过程。这里面如讲我们的信心，具体落实到市场主体，以及支持市场主体，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机遇俯拾皆是——不仅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了好的创意后的巨大开发空间，就说最基本的，有这么大的市场潜力和纵深的全球联动下，怎么考虑适应人群的需要。我前面所举芭比娃娃的例子，是对应于人群里老少男女里的“少”——儿童要有玩具，我们就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过去为什么只能是给人家代工打工，中国是不是可以在这么多年发展的基础上，最后走到创出中国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像芭比娃娃几十年长盛不衰，一茬一茬推出它的换代产品，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方面也加入这个价值链的高端，即微笑曲线左右高端，我们也加入进去。当然这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做应对挑战的努力并获成功。
老少男女，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女”的例子。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中国妇女的需求是什么？很显然跟全球其他经济体一样，时尚用品，妇女服装，还少不了化妆品。那我们问一下，在中国市场上不断销售的女性化妆品里，有什么叫得响的中国品牌吗？很遗憾，经过多年努力以后，现在仍然没有。这么几十年，我知道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没有成气候，包括刘晓庆推出的晓庆化妆品系列，没成气候。但今非昔比，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微笑曲线里能不能争取把化妆品往左右高端踏上个台阶呢？我前几年跟商务部和工信部的同志座谈时，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动动脑筋：综合国力提升了，在财政资金里有没有可能形成比较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咱们在全国本土的化妆品生产厂家里挑个八家十家，配上我们的资金支持？过去有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现在有产业引导基金，支持这些企业让他们创品牌，三年五年不行，八年十年行不行？只要这里面有那么两三家脱颖而出，整个世界市场上女性化妆品竞争的格局就会改变。这只是一个假设，现实生活中可能远比这个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来，面对全球合作分工的供应链、价值链，我们不能甘心于已经有的“世界工厂”的中部位置，固守这个微笑曲线上的分工。我们一定要努力地通过供给侧改革，在左端和右端往上提升。前端的创新创意、方案设计，会有很多的困难，但中国一定要在这方面往上走；有了前面的创意，后面还要积累经验，品牌营销、轮次推行、售后服务这方面，我们也乘势往微笑曲线的上方提升，这是一个必然要选择的方向。
再往下，需再谈一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守正出奇”的概念。对别的经济体发展过程中怎么占领微笑曲线高端的经验，我们当然要注意，比如改革开放的改革说的是什么？就是要走市场化这条道路，邓小平认定，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南巡引出一锤定音，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自此以后，二十几年中国出现了更加有希望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的态势，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一个提升的认识，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紧跟着又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面的关系处理确实具有挑战性。我所说的守正出奇，就是要在战略思维上认识到中国走市场经济之路，一方面必须充分地尊重、认识、顺应市场的规律，敬畏市场的力量，中央说到“决定性”，意味着中国一向强势的政府，就资源配置全局而言不要想唱主角，市场是决定性的，政府在总体上只能是辅助性的；但另一方面，实际生活里又不是在一切领域、一切场合、一切的事项上，由市场决定一切，在某些领域、某些事项、某些阶段、某些政策必须发挥作用的场合，政府作用可能又是主导性的，以弥补市场缺陷，服务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等方面，政府必须发挥应有的、甚至主导性的作用。这样总体来说的“守正”，是有效市场，后面跟着的“出奇”，又涉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有的学者已经强调了政府有为，另外的学者强调光讲有为是可能产生偏差的，我觉得这个讨论很有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有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旁边，所谓有为的政府是必须注意到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这方面的责任，抓制度供给必须推进“革自己的命”和整个改变制度安排“攻坚克难”的改革，虽然非常困难，虽然步履维艰，但是深水区的改革我们是一定要通过配套，冲破它的瓶颈期的。这个有为的政府在推动改革这一制度供给旁边，政策供给也不可或缺，但又面临着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可以说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这个概念，绝对不能抛之一边——有的学者说得非常痛快，说产业政策的概念应该完全抛弃，但实际生活中这不可能。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除了特殊个别的、很小的一些经济体可能不提产业政策之外，稍微有一定规模的经济体和政府，都不能不涉及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问题，关键是这个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具体化和实施机制，非常具有挑战性。方向上，我们早已说清应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文化创意产业，这些大方向都不会有多大问题，关键是这些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以公共资金（财政为后盾）去支持，再加上政策性融资和加上我们商业银行金融系统跟进去支持的时候，政府这边要发挥的特定作用，有没有可能走偏？现实生活证明，非常容易出现走偏的情况。这就需要应对挑战处理好，争取出奇而制胜。我们不能不发挥政府对特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应贯穿于发展中间的产业支持政策的作用，同时，怎样处理这方面很难做到完美的情况下，政府一旦出现偏差，它的影响又往往是非常具有负面效应的。为处理好这个事情，就还必须要加上“有限”，这个“有限”我愿强调的就是“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现在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有些同志已经产生了疑惑，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管理部门似乎管理起来非常容易走老路，确实，我们过去传统体制下的那个集中命令经济的特点，就是一种走到极端的供给管理，在供给侧管一切结构问题，自认为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社会中心，一直管到企业里要修建一个厕所也要它审批，它要不批的话你就不能动，一直管到这些结构的细节问题。这是严重违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的，是束缚所有微观主体活力的。我们现在当然不能把供给侧的改革所匹配的供给管理，做成是向这个方向上靠近。我们要处理的，是守正之后怎么样出奇的理性供给管理，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后面，还必须有超越市场一般而言的平均利润率生成过程的追赶，和赶超中出奇制胜的努力——这里面有风险，但是我们必须应对风险，不仅要出奇，还要力求制胜。比如政策性的产业引导基金，它是有别于商业性金融的——支持我们在供应链上升级的金融，是要把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健康、可持续地结合在一起来支持。前面所说到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在实际生活中，怎样防止它走偏，就是不能简单地按原来我们那种已经形成的思维惯性，去由政府直接上阵操作。我观察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积极地运用产业基金这方面的新机制：这个产业基金是要以基金中的母基金方式设立，这个母基金有财政的支持，在财政为后盾的情况下，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资金力量，比财政投入放大若干倍形成整个资金规模，还带有一批子基金，这些子基金的决策团队是不能由政府直接操控的，它们按照政府产业政策的方向，自己独立决定怎样支持一个个具体项目。比如我前面说到的挑选若干个我们本土的女性化妆品生产厂家，那只是一个比喻，类似的支持对象选择，由这个团队自己挑选，他们要考虑怎么防范风险，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强调团队成员必须“跟投”，把他们个人自己的利益和共同基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母基金只是在后边助一把力——这就是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机制上作创新探讨的例子。机制上的创新探讨合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过去一讲产业政策就会在实施过程中走出偏差的可能——不敢说一点偏差没出，但是要最大努力减少这种偏差的可能，形成“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信贷式放大”的可持续机制。
供给侧改革在总体来说，要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我们一些已有的理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自贸区从一开始，就对企业讲负面清单，而反过来对政府讲正面清单。这个大的理念与原则非常好：企业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让它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是不能触碰负面清单的这些事项，一开始所有文件合在一起、多达两三千项的负面清单，以后慢慢要减少它里面的具体项目，这是个渐进改革的过程；到了政府这边，对不起，反过来了，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政府任何一个事权的执行都有问责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框架，这个框架之下，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看机制的创新，比如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去处理我们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包括一些产业新区的建设和运营。我们在打造更有水平的供应链，争取价值链上，逐渐靠近高端的背景下，这个PPP的机制是耳目一新的，它已经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主体各行其道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这个思维，是螺旋式上升走到了政府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一起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强强联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绩效提升。这个重大的机制创新，在全球比较而言，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有把PPP推到前沿的特征，它体现着我们守正后面的出奇，而有希望出奇制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在我们提升价值链上地位的过程中，支撑我们从追赶最后走到赶超状态，落实到十九大明确提出的全面小康之后，还要在2035年左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那时候一定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进一步推进到2049、2050年那个时点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个守正出奇的发展过程，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我们共同面对挑战而必须共同做出的努力。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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