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观点回顾:中国的税制改革

学术研究观点回顾:中国的税制改革

贾康对于税收制度的改革及相关问题做了多年的研究,除有关不同税种如何优化的大量研究成果之外,还应提到如下几方面的独到见解:

1.澄清关于税收的几个认识误区

贾康指出有必要澄清关于税收的四个认识误区。第一是“税收万能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容易有这种倾向,因为过去对税收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那么在重视这个经济杠杆作用以后,似乎税收手段一应用,就能决定性地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实践中间,有80年代不得已的“烧油特别税”——这是打补丁而不得已,后来又有曾经想用以遏制社会上大吃大喝、然而无疾而终的“筵席税”。这个倾向现在已经不是主导的倾向。

这个误区旁边,以后又有第二个误区,是渐变成为主要倾向的“税收无用论”,包括我们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士,也都在一些场合强调税收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要太看重税收。还有例子:比如说讨论房地产税,很多人会说,我们研究了美国、日本的情况,推出房地产税以后,那里房地产市场上的价格没有看到回调,所以这个税对于抑制房价是没有用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在学理上不能成立。税收不可能包打天下,的确它不是万能的,然而应该建立的税收制度迟迟不建立,又是万万不能的——说到美国和日本,那我们需要反问: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不约而同地都必须讨论和解决建立这种直接税制度的问题?如果不建立这种制度,那么他们的房地产市场和以后的社会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在经济分析里都应该知道,不能仅仅拿一个参数去跟某一种结果简单地一对一形成因果关系,就来论证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注意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因素太多了,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是由合力来决定房地产市场价位的走势。至少在经济分析里可以说明,住房保有环节的税负可以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产生压舱促稳的作用,特别是这个房地产税的作用是多目标的、综合的,包括地方政府职能怎么样内洽地优化转变,也包括人们特别关心的怎样遏制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的两极分化等等。所以,对税收不能一下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说它无用,税收确实不万能,但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它无用又是错误的。

第三个误区,是近些年有一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的“税制自然演变论”。其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在税制改革这方面揠苗助长。但是如仔细想一下,可知税制自然演变论,其实是否定了对于税收这种制度建设人们主动把握它的可塑性而推进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因为这种可塑性是确实存在的:人类社会的税制,是必须通过人为因素来追求高水平地将它确立的。我们面对的历史考验,就是争取在中国“税收法定”的过程中,能够经受时间考验,让我们的税制立法和改革方案设计的水平尽可能高一些。

第四个误区,是近年有影响的“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论”。现在看起来房地产税等等有了比过去清晰得多的信息,全国人大宣布要启动立法以后,有人强调,这种直接税改革应该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再进行,甚至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而现在启动这种直接税改革,是政权的自杀,可能引发社会的骚乱。这样的想法,贾康认为其实是有合理内核的,就是需要注意审慎地防范风险,但是它在思路和顺序上,却没有看到中国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怎样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美国1880-1920年进步时代,也没有正面设计政治体制改革,但是通过税制改革,可以让社会上广泛的公众参与,来一起促进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税收法定”所应构建的是一个政治程序,需要引出政治生活中“规范的公共选择”这个机制的生成和发展。贾康提出中国税制立法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有高透明度的电视、广播直播的听证会,各派意见摆自己的观点,理性地讲自己的论据,这就是政治生活的一种进步,包含着“走向共和”的实质性追求。这些将有可能以实际生活中的进步,渐进地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所以,应以税改促成税制立法过程中的广泛讨论、公众参与,在充分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不同利益集团诉求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寻求“出以公心”的合理的税制现代化解决方案。

2.关于中国直接税改革的攻坚克难

中国的税制改革中,直接税改革阻力与难度极大,但势在必行。贾康指出,这方面如何攻坚克难地完成改革任务,是达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所必然要求的税制现代化的一种历史性的考验。

直接税改革的重点是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基于多年的相关研究,贾康提出了有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参考作用的一系列认识与建议。他强调,在“改革的深水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推进直接税改革的重点,是紧紧抓住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地产税法应尽快启动立法的一审,在税法草案公之于世、充分征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以公开的听证会和内部专题研讨会等形式,集思广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处理好在我国绝对必要的免税部分的设计问题,并注重配套解决不动产开发、交易环节相关税费的清理、整合与减负问题。个人所得税方面,应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法的新一轮修订,在中央已明确提出多年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大方向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回应社会诉求提高个税“起征点”(基本生活费用扣除额)的同时,应把可能归并的各种非劳动收入与工薪收入等劳动收入归并,使之接受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同时可较大幅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并进一步优化家庭收入按年度申报后作出赡养负担、特定支出(如刚需住房按揭贷款月供中的利息支出)的专项扣除的办法。

遗产和赠与税,在强调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中国,理应纳入相关直接税制制度建设框架之内,但贾康也明确指出,推出此税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在配套改革中先确立官员财产报告与公示制度,才能顺理成章地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对政府管理部门作财产报告和接受遗产赠与税的制度性调节,所以在“研究开征”的基础上,还有待于前提条件基本具备,此税才能真正纳入改革的议事日程。

3.建设与完善中国地方税体系的构想

地方税体系建设,既是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市场经济全局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建设中十分关键的一项系统工程,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贾康与梁季研究员近年合作形成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条理化的相关认识,强调需以服务全局的开阔视野看待我国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完善,多方位、多层次理解地方税体系。

构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目标,不应仅着眼于稳定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也应看重对社会主体收入、行为等的规范、引导和调节作用,还应一并考虑对国家各项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乃至其他配套改革产生推动作用,从而有效提升国家政权体系的治理能力,服务于国家现代化赶超战略和“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地方税体系是包括地方税种以及共享税种在内的所有能为地方政府筹集税收收入的多税种的有机组合;地方税权不仅应包括税种选择权和税率调整权,还包括条件成熟时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设税权。

地方税体系的完善,还应与非税收入等其他税费制度改革统筹配套、协调联动。

贾康等在构建和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的整体构想中提出:针对当前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税体系的要求,应从地方税基确定、税收下放、地方税种制度改革以及共享税收入划分办法的完善四个方面作为重点切入。第一,我国地方税税基应有商品服务(消费)、所得和财产共同组成,近中期以消费和所得为主,中长期以消费和财产为主;第二,逐步下放地方税权,条件成熟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设税权;第三,完善地方税体系的相关税收制度建设和收入划分办法。

2014年,贾康等提出的近中期构建、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点任务、基本设想,可参见下表:

学术研究观点回顾:中国的税制改革

全套设想不可能在短期实现,需要攻坚克难,循序渐进,稳妥协调联动推行。近中期需要推进的改革重点包括:

(1)积极推进营改增改革,研究开征居民二手房交易与租赁税;

(2)推进消费税部分税目征税环节后移改革,适时将车辆购置税归并至汽车消费税中,研究开征电力消费税。

(3)积极推进和优化资源税从价计征方式改革,以适当提高煤炭资源税税负为契机,统筹资源税费改革和我国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

(4)积极立法推进环境费改税和环境税制体系建设;

(5)积极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为房地产税改革及相关税、费、租配套改革奠定基础;

(6)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为基本要领适时推进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将非劳动收入的一部分也并入综合计征,并调低最高边际税率,优化设计家庭瞻养系数、住房按揭给付等因素的专项扣除。

(7)积极推进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在大力推进信息定税管税体系建设的前提下,有效协调各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由社会信息共享机制支持的各相关税种的监管、治理体系。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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