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的李濟深
1936年10月10日，陳誠和李宗仁、白崇禧合影於廣西南寧
陳誠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從黃埔軍校特別官佐到國民黨政權退踞臺灣後的“行政院長”“副總統”和副總裁，他的一生跌宕起伏，與中國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陳誠非常重視個人資料的保留與整理，20世紀40年代特設“石叟資料室”，整理治軍從政數十年間所蒐集的各種檔案文獻。筆者最近檢閱其中的“兩廣事件函件”，發現李濟深與陳誠的幾通信函很有意思，解讀起來十分耐人尋味。
粵桂政潮，局勢外張內馳
1936年5月，國民黨兩廣地方實力派精神領袖胡漢民突然因腦溢血去世，蔣介石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趁機要求兩廣取消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改組粵省政府。陳濟棠一心維持廣東半獨立局面，聯合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打出抗日大旗，以要求南京中央領導抗日的名義，出兵北上，以進為退，試圖迫使南京繼續承認兩廣半獨立地位。這一事件通常稱之為“兩廣事變”或“六一事變”。
事變剛一發生，蔣介石就接連致電陳濟棠等，強調“今日救亡圖存，必以整個國力，取一致之步驟”，規勸兩廣派代表進京協商，任何意見均可討論。事情發展至7月初，廣東內部嚴重分化，先是粵軍第2軍副軍長李漢魂通電服從中央；9日，粵軍第1軍軍長餘漢謀由贛飛京，毅然參加中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表示一唯中央之命是聽。18日，隨著廣東空軍人員紛紛駕機離粵北飛，眾叛親離的陳濟棠連夜出逃香港，通電宣佈下野。
廣東瓦解，廣西便呈孤立之勢。李宗仁、白崇禧願意接受五屆二中全會發表的人事任命，擔任廣西綏靖公署正副主任。此時，蔣介石變得不甘心，想要從根本上一舉解決兩廣半獨立局面，變更任命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主席。也就是說，非把李、白調離廣西老巢不可。蔣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對桂，調李、白新命雖冒數分危險，但此命不下則李、白陽示和平，而中央軍亦無機入粵，是則不僅桂逆不平，而粵事亦不能了也。”
另據桂軍總部憲警隊副隊長蔣文度說法，白崇禧交代他們去長沙、武漢刺殺日本人，製造能引起國際交涉的事件，蔣介石要應付日本人，則廣西之圍就自解了。“鐵血團”團長祝子書選在漢口日租界下手，半夜裡乘日本警察疲勞之時，對之連開兩槍。日警（吉岡庭二）被殺事件果然引起一場外交風波，但白崇禧得到報告有些疑問：“這就難說了，張學良派去的人也說是他們乾的。”蔣、祝心裡揣測，“白之所以不認賬，主要是想賴我們那一萬元獎金”。
奔走斡旋，陳誠呼籲和平
陳誠早年在粵軍擔任過參謀、連長、營長，與粵省軍政各界素有良好互動，蔣介石知人善用，派他協助餘漢謀整理廣東軍務，並設法疏解廣西難題。7月30日，陳誠得知李濟深已從香港到達南寧，誠懇地寫了一封書信：“任公賜鑑：誠於日昨抵粵，頃晤益能（鄧世增）、幄奇（餘漢謀）、翰屏（香翰屏）、庚陶（徐景唐）諸兄，均盼吾公蒞粵，特請益能兄赴桂面陳種切。書不盡意，神馳無已。耑肅，敬叩鈞祺。舊屬陳誠敬叩。”
1923年春，陳誠南下粵軍第1師發展，表現朝氣蓬勃，得到團長鄧演達和師長李濟深雙雙器重。不久，鄧、李聯名介紹陳誠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如今兩廣政局動盪，陳誠奔走斡旋，放下姿態甘願“舊屬”，委託曾任李濟深第八路軍時代的參謀長鄧世增充當“和平使者”。李濟深很快回信，開頭部分如下：“辭修吾兄勳鑑：大旂南臨，方欲有所啟奏，益能兄來，忽奉寵召，其為驚喜，何可言宣。然轉念弟以待罪之身，又似於兄有所未便，惆悵何似。聞兄已將此事請示於蔣先生，或俟有報告，相見之時未為晚耳。”
福建人民政府失敗之後，李濟深等人被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明令通緝，所以自稱“待罪之身”，字裡行間不無芥蒂。李濟深在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為今之計，弟敢為國家民族請命於兄，即欲兄與幄奇兄去電中央，請收回德（李宗仁，字德鄰）健（白崇禧，字健生）兩兄調職之命，並一面停止向桂進迫之兵，則和平即可實現。不然困獸猶鬥，蜂蚩有毒，不特非國家民族之福，抑亦非中央之幸與兄之願也。”
鄧世增馬不停蹄，帶著桂方意見返回廣州，陳誠立即把往來情形電呈蔣介石，建議採取政治方式解決廣西問題，具體辦法：李宗仁繼續主桂；白崇禧調離廣西。8月3日，蔣介石覆電陳誠，“對桂謀政治之解決，本為原定之方針，一遇機緣，即當進行”。原則上同意李宗仁以行營主任名義留桂，但必須是在白崇禧離桂以後方可發表。6日，鄧世增、香翰屏帶著陳誠的信函二度前往南寧，苦勸李、白“無取於一時一地之介介，而努力千秋後世之勳名”。陳誠認為“年來國力所以不競，外侮所以日深者，實由於國家不曾統一。而究其所以致此之故，中央措置容有未當，地方分立似亦責無可辭”。真誠希望桂方能夠換位思考。
另一封信，陳誠囑咐鄧世增當面交給李濟深，強調中央更換李、白新職之意，“實為共同努力於整個對外之設施，以期完成一致抗敵之陣線”；期盼李濟深就近敦促李、白“速下決心，為國珍重，作今後一致對外之地步，此桂民之幸，國家之福，亦我公愛人以德之義也”。
信使往返，難解蔣李積怨
百粵政潮洶湧，兩廣信使往返。9日，李濟深函覆陳誠，“藉悉吾兄斡旋大局苦心，以敬以佩”，旋即質疑李、白之調新職，顯然是蔣介石企圖解除廣西地方兵權，“而所以必欲解除德健兩公之兵權，則因曾督促中央抗日而已”。接著毫不客氣地指出：“在吾人思之，以為唯有整個媚日設施與完成漢奸陣線，乃需如此處置耳。與對外抗敵，有何關乎？”走筆至此，李濟深話鋒一轉，“回憶吾兄四年以前，固亦曾忠勇奮發，而有請纓抗日之義舉矣。當時全國人士以吾兄一鳴驚人，乃亦有介石部曲不乏志士之感”。
遙想1931年“九一八”事變，陳誠請纓抗日，慷慨激昂，“職等份屬軍人，責在衛國，願率所部與倭寇決一死戰，成敗利鈍，概不暇計。寧可致死於亡國之前，不願偷生於國亡之日”。蔣介石當時幻想國際聯盟制止日本侵略，反而要求陳誠“堅忍沉毅，力持鎮靜，取穩健團結態度，務須避免軌外行動，致滋口實，貽害大局”。
結合過往歷史，李濟深提醒並反問陳誠：“今日德健兩公所遭遇，與兄實先後相輝映也。蓋介公之不能抗日，固已為鐵定之事。五年以來，介公一手遮天，對外為無限度之降服，對內為最殘酷之屠殺。德健諸公此次目擊民族之危機，已至最後關頭，而夢想介公抗日，無異俟黃河之清，因此一方通電督促，一方出兵為倡，如果介公有一分抗日誠意，則正可乘此時機領導全國抗戰，使兄等部向南而指北，不仇內而攘外，全國人士誰不願瀝血誓日以擁護中央乎？”
由此可見，李濟深強烈不滿國民政府長期對日妥協，對於蔣介石更是厭惡至極。但要說蔣介石沒有半點抗日之心，恐怕亦不盡然。面對日本步步緊逼，南京抗戰準備按部就班，僅就蘇浙滬境內的抗日國防工事來說，截至1936年已經完成相當規模。而在1935年底，蔣介石也曾表示“只要川滇黔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復興國家”。
難解蔣李積怨，陳誠心裡五味雜陳，他在給夫人譚祥的家書中感慨萬千：“桂事屢經交涉，結果可謂凶多吉少。此次中央所下新令，固有令其難堪者，但最近之種種委屈，彼輩應當以國家民族為重，不應專爭意氣。而我對於李、白，私情公義，亦只能至此。如戰事開始，恐須兩月方能了結。”
令人欣慰的是，兩廣事變最終和平解決，在國民黨元老居正、程潛、朱培德等人調解之下，廣西當局的態度漸漸軟化。黃紹竑與李、白並稱“廣西三傑”，後來不再參與內爭，改至中央任職，黃勸慰李、白：“此次糾紛，已將月餘，何如適可而止，在兄等立場，面子、實力皆風頭十足，亦可謂不戰而勝。故弟勸兄等，得好休時便罷休，不必再過於爭持也。”9月5日，蔣介石下令撤退西江駐軍，先示和平誠意。李、白隨後就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和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桂省主席仍由黃旭初擔任。（馮 傑 白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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