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說：“我在差不多三四十歲之前，我都活得像一個孩子，特別簡單。我的生活就是我和安娜（崔永元養的貓）這樣的感覺，直到遇到了馮小剛，遇到了方舟子，我才變成了今天這樣一個人，一個完全成熟的人，可以面對世界的人。”
看到崔永元在視頻裡說這段話，我差點留下眼淚。善良的人也會做錯事，正義的人也會被逼成壞人，被網絡暴力的人，有可能由被暴者變成施暴者，或者兩者都是。崔永元對還是錯，我無法評判，網上的罵戰爭吵，我也不關心，分享這篇文章，更不是站隊，站隊沒意思。
我只是突然想到那句流傳很廣的話——我原以為人是慢慢長大的，後來才知道，人是一瞬間長大的。人間很苦，江湖水深，身不由己，一不小心經歷一些事，一個原本快樂的人可能就沒了。所以才有另一句話——長大後，你想做什麼？我想做個孩子。下面一起看看柴靜的文章吧：
《分家在十月》是他做的，很多人都看過。
在2000年的年會上，
看了這個片子之後，我來了評論部。
剛到就趕上評論部的主持人合影。
在《焦點訪談》的演播室裡，
前排是敬大姐，白巖松，水均益…還有他。
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後面。
他轉頭看到我，輕輕扶了一下我的胳膊，
把我帶到第一排中心他的位置。
那個時候，他還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也不知道，後來每一年評論部的年會，
看他的主持都是我的大節目，
看他在臺上手揮目送，
開領導的玩笑，戲噱鋒頭人物，逗逗女同事，
但讓大家永遠在最真摯的東西面前掉下眼淚。
臺下眾人呼喝，叫彩，吹口哨。大家都愛他。
後來常常在食堂遇見他，遠遠看著，
面色不太好，我們幾個都為他擔憂。
有次去部裡開會，他晚來，
眾人面前，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鬱症…”
我呆住，只顧看他。
很久後，發短信，去看看他。
他那時正寄望於童年幻夢，
一大屋子，都是老電影的劇照，
他自己穿了各種各樣的舊年代的衣服，扮戲中人。
我們坐談數小時，他說得病的前後經過。
他說的淡定，我聽得揪心。
再見他，是某個下午。
坐在電腦前頭的時候，
突然辦公室門開了，他走進來。
“咦？”我很驚喜。“你找誰？”
“找你。”他坐下了，在我對面。
然後我們聊天，我坐他對面。
杜小靜過來說“荷，真象調查的採訪。”
真的，這不似普通辦公室裡的談話。
也不是普通的聊天閒談。
他一句寒暄沒有，
那麼認真，談的是直見性命的事。
他談的問題我當然不陌生——
社會的良知的失去。
缺少希望，缺少堅守的人，讓人想要放棄…
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
很多人在文章裡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
但是他只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
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
他談起這些的時候，並不僅僅是在表達，
就好象，就好象這些東西都是真的，
就象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
我只能對他說他不能放棄，因為我們需要他。
並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
而是他代表著我心中評論部的
——“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還有他身上的真誠，和絕不偽飾，
有了這個，
他才有勇氣和智慧
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東西。
大姐找我問號碼，他立刻起身走了。
臨走的時候他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只覺得有一點心酸。
今年年會，他仍在臺上。
只是沒有像《分家在十月》那樣的片子了。
“評論部，現在也得了抑鬱症麼？”
他站在臺上說，底下悄然無聲。
這一場年會，他親自張羅，
請了趙本山，郭德綱…
一個部裡的小小年會，不知他花了多少功夫。
但是陸陸續續，
臺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著手機出去了。
最後一個節目，他請來羅大佑。
羅大佑一直坐在場下，
喝了兩瓶酒，一直到11點多上場。
大佑也不登臺，踩支凳子抱住吉它，一束光。
對著話筒說：
“小崔，不怕，我也抑鬱過，
不是我們有病，是這個時代有病”。
他們擁抱。
我和大群人離開座位，
圍坐在他身後側的地上。
小崔向我招招手讓我去他身邊坐，
那裡正對羅大佑坐著，
看著他晶光閃爍的雙眼。
我怕擋著大家，
腳手著地地爬過去，與他並肩坐。
大佑說“唱什麼？”
“光陰的故事”——四百多條漢子齊聲喊。
大佑輕捻絃索，琴聲清洌。我們高唱：
“流水他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淚的青春……”
我看到對面坐的小宏眼裡的淚水。
後來他說：
“知道嗎？不是因為歌聲，
是因為我看到小崔熱淚盈眶。”
今年，是他到評論部的十年。
我聽過他提起過一個夢。
誰都知道他睡不好，更不要說深度的睡眠。
但只有一次。他說：
“我做過一個夢，
夢到象白洋淀一樣的地方，
和朋友們在船上，
能聽見船槳劃過水波的聲音，
還有水鳥從耳邊掠過。”
然後他醒來，發現自己睡了三分鐘。
他是一個在這個時代裡，
在這樣的夜裡，一直醒著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擁有那個只有水波和飛鳥的，
寧靜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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