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主義盛行久矣。天下苦於消費主義亦久矣。“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開篇所描繪的這種景象，道出了當今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背景。
反諷的是，正是在此繁盛景象中，出現了“佛系”現象：部分都市青年（所謂“佛系青年”）以低慾望、低需求、低消費的姿態“拒絕”（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加入這場消費盛宴。
這類現象表面上以“怎麼都行”為其表現形式，但其實質卻在於“低慾望”，即對消費社會所推崇的五花八門的“善”，不管是物質性的還是精神性的，都持一種不參與或低限度參與的態度。這就無意中觸及消費社會的諸多問題。“佛系”現象同消費主義有何關聯？它對消費社會意味著什麼？它是消費主義的一種症狀，還是對消費主義的一種抵抗？倘若是抵抗，那麼這種抵抗的意義何在呢？
也許可以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視角把“佛系”現象理解為危機。社會經濟發展離不開消費，主流經濟學一向把消費、投資及出口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以此來看，“佛系”式低消費顯然會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增長。日本就是活生生的實例。日本部分青年低慾望、低消費，甚至不結婚、不生子，已經對日本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威脅。
然而，“佛系”現象的社會意義絕非僅僅侷限於社會經濟發展這一較為狹隘的領域。如果說“佛系”現象意味著危機的話，那麼這種危機恐怕主要是消費主義的危機，甚至是消費主義背後的生產主義的危機。要把握其間玄機，須從澄清何為消費主義之消費開始。
消費主義之消費首先是資本逐利之手段。雖然消費作為滿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古已有之，但消費主義卻完全是一種現代現象。工業革命以來，生產主義大行其道，生活世界日益被殖民：首先是生產對生活世界的強力殖民，使人成為純粹的生產者；然後是消費對生活世界的“柔性”殖民，使人成為純粹的消費者。消費主義實際上是現代以來日益興盛的生產主義在消費領域的一種表徵。
生產主義把一切存在者都視為生產的質料，把存在者的豐富性狹隘化為單一的生產意義。在此基礎上，消費主義如法炮製，進一步把存在者質料化，結果導致在其他存在者被視為消費品的同時，人這種獨特的存在者則被視為消費者，甚至被視為被消費者。消費者難逃被消費的命運。這可謂是消費主義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後果。
消費主義之實質在於強制消費。通常所謂的刺激消費其實就是強制消費的一種形式。這裡所謂的強制消費當然不是指無良商家設陷強制消費者過度消費，而是指消費邏輯本身具有強制性。這看似有違事理。消費本身既然是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一種方式，何以需要外界的強制？
原因在於消費主義之消費是服從於資本的。資本的增殖既離不開生產，也離不開消費。沒有生產則沒有可供消費的產品，沒有消費則產品不可能真正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利潤，無從實現資本生產之增殖目的。消費邏輯的強制性來自資本。資本支配著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的循環，這個循環本身就是一套環環相扣的強制機制，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具有強制性。無論哪一個環節停止行使自己的功能，整個循環就會中止，而這是資本所不能承受的。
就消費環節而言，資本擔憂的不是社會充滿慾望或慾望過剩，而是缺乏慾望或低慾望。這一點是資本的夢魘，是其恐懼之所在，所以資本從一開始就要刺激慾望甚至生產慾望。整個資本體系在這個意義上無異於一臺日益加速的“慾望機器”。刺激消費正是這一邏輯的展現。因此，消費主義之消費貌似一種個人權利或個人享受，其實是一種社會義務，是消費社會暗中強加的一種以權利形式出現的義務。社會成員被消費主義編碼為所謂的“消費者”，同時社會則被構造為所謂的“消費社會”。
消費主義把一切事物、活動與關係都納入消費框架中來衡量其存在的意義：能夠消費或被消費則有意義，不能消費或被消費則無意義。消費天經地義，不消費自慚形穢。你沒有權利不消費，正如你沒有權利不幸福。消費直接關乎你的生存狀態。這就是消費主義的基本邏輯。
消費主義之消費不僅是資本逐利之手段，而且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控制方式。
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是需要及其滿足手段的“殊多化”（黑格爾語）。也就是說，消費社會不斷產生新的需要，不斷產生滿足需要的新的手段。這些社會需要，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有一些是直接的自然需要，更多的是觀念的精神需要。對於人的發展來說，觀念的精神需要比直接的自然需要更加重要，因為它具有解放性，能夠使人擺脫自然的必然性。這是需要及其滿足手段“殊多化”的積極意義。
黑格爾甚至稱讚它“證實”著人的普遍性。但是黑格爾也承認這種“殊多化”不乏消極性：一是許多需要是那些企圖從中獲利者人為地製造的；二是它必然導致奢侈與貧困並存於社會。這個“殊多化”過程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使消費者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驅使下，消費者不得不竭力獲取新的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新手段，然而所獲得的需要與滿足在消費話語中立即就轉化為不需要與不滿足，不得不尋求新的需要與新的滿足手段。依據黑格爾，這裡必須滿足的已經不是需要，而是意見了。從此“消費漩渦”中抽身而出似乎成為不可能之事。
更加弔詭的是，一方面“消費遊戲”日甚一日，另一方面部分消費者卻發現自己缺乏應有的消費能力，面臨著被消費社會淘汰的危險，因為在資本邏輯下，需要必須成為有效需求方能消費。沒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根本不被承認為有效的需求。
在鋒利無比的市場剃刀面前，無效的需要形同不存在。並且，消費社會需要部分人難以滿足自己的消費慾望，因為這會大大提高其他人的消費滿足感。倘若眾生的消費慾望都得到滿足，則消費主義的駕馭方式勢必失靈。
因此，對於資本來講，消費不僅可用來謀利，而且可用來控制。也就是說，在不斷刺激消費以逐利的同時，資本把消費變成了一種吸納、規訓或控制整個社會生活的手段。這種意義上的消費已經完全淪為資本遊戲的犧牲品，與其說是滿足消費者之需要，不如說是滿足資本操縱消費者的需要。消費不足因此伴隨著財富豐裕而成為常態。正是在此背景下，“佛系”現象應“運”而生。
在消費領域，“佛系”行為方式包括低消費，不攀比，把有限的收入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別人的眼光中，自得其樂，心安理得。“佛系青年”或主動或被動地拒絕強制消費，拒絕履行消費義務，表現出一種鮮明的低慾望狀態。面對諸多貌似鼓勵個性其實意在消費的廣告，如“想幹就幹！” （Just do it!）或“一切皆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佛系青年”傾向於以“又怎麼樣呢？”（So what）來回應。
這一回應背後的無奈或決斷是：我有權不消費，我有權不幸福。這同消費主義的基本邏輯顯得格格不入。就此而言，“佛系”現象乃是消費社會的一種“反消費症候”。
鮑德里亞所謂的“反消費症候”，正如他所言，實際上是一種“消費變體”。在這個意義上，“佛系”現象似乎難逃消費主義的旋渦，不得不以反消費或低消費的方式繼續參與消費遊戲。因此，如果說“佛系”現象是對消費主義的一種抵制的話，那麼這種抵制是消極被動的。在消費旋渦中疲於奔命的“佛系青年”因無力消費而拒絕消費，或低限度消費，這終究是對高昂的消費成本的一種消極反彈。然而，慾望、需要與消費程度再低，也仍然置身於消費遊戲之中，仍然遵循著消費邏輯。佛系現象的消極性或許在此。
當然，由於消費主義從來都離不開高消費的支撐，所以“佛系式”低限度消費終究會對消費社會構成一定程度的挑戰。至於這一挑戰是否可能導致資本邏輯所主導的消費遊戲難以為繼，這就另當別論了。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生產主義與消費主義依然大行其道。因此，作為一種反消費症候，“佛系”現象目前最多也只是對消費主義的一種消極抵制。
這種消極抵制要上升為積極對抗，要真正克服消費主義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就必須“退出”生產主義與消費主義，轉而開闢新的生命政治實踐。顯然當下的“佛系”現象遠未達到這一高度。但是，一種被動消極的“反消費症候”在一定的條件下或許可以轉化為主動積極的“內置式出走”。
當代西方左翼激進思想家哈特與奈格里對《聖經》“出埃及記”中的“出走”（exodus）一詞情有獨鍾，把它視為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不二法寶。“出走”在他們那裡被規定為“一種通過實現勞動力的潛在自主性的方式而從資本關係中退出（subtraction）的過程”。這種“出走”乃是一種“內置式出走”，就在原地進行，即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通過拒絕參與資本與權力的遊戲而使之陷入崩潰境地。這種“出走”不是地理或空間上的離開或脫離，而是政治、社會或文化上的不合作不參與。
當下興起的“佛系”現象能否成為這樣一種“內置式出走”呢？它能否從資本邏輯中退出，重構人的生活方式呢？初看起來，“佛系”現象有諸多“內置式出走”之跡象：以低慾望低需求低消費的方式，來應對消費社會無處不在的消費主義，這似乎確實在嘗試某種“出走”，試圖“退出”同消費（生產/資本）的關係。並且這種“出走”並不從社會空間上離開消費社會，或離開都市避世而隱，而是就在現成消費結構中出走。德勒茲意義上的“逃逸線”似乎就在消費社會內。從這個角度看，“佛系”現象或許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機，一種新的出走方式。
然而，“內置式出走”能否真正成行，正如哈特與奈格里所言，取決於出走者能否實現自己的潛在自主性，從而退出同資本的關係。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改造當下所處的生產關係與社會組織方式，發現並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自我增殖（self-valorization），而不是為資本增殖。從這個方面看，“佛系”現象難免令人生疑。僅僅低限度消費，不參與購物狂歡，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子，就能真正“退出”同資本或消費的關係嗎？
這種低慾望、低需要、低消費恐怕並不足以使“佛系青年”從消費社會出走。即使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出走，其意義也極其有限，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勢必會重新被捲入消費主義的漩渦。倘若如此，則“佛系”現象就談不上出走，而只能是寄生，以一種新的方式寄生在消費結構中。
這樣的話，“佛系”現象就僅僅是在消費主義的結構框架內部產生的一種“反消費症候”。它可以成為消費失敗者的心理庇護所，卻不會成為消費主義的解毒劑，更不可能成為新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組織方式的催化劑。黑格爾曾經批評第歐根尼犬儒式反抗其實受制於其所反抗的對象，也許我們在此可以仿而言之：“佛系”現象對消費主義的犬儒式抵制，其實也受制於其所抵制的對象。
因此，“佛系”現象能否真正成為消費主義的解毒劑，甚至發展成為一種“內置式出走”呢？這有待進一步觀察。
首先，實踐上不利的情況是，“佛系青年”退出——倘若能算退出的話——同消費的既定關係是以逃避的形式出現的：逃向虛擬世界，逃向所謂“二次元社會”。但是“退出”本身並不能自動創造新的社會關係或新的生命形式。創造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集體性認同。否則，“佛系青年”談不上有任何集體性的行動能力。
然而，“佛系”認同的形成似乎非常困難。“佛系青年”——至少就現狀來看——猶如一個個孤立的“馬鈴薯”（馬克思語），雖同類卻不成結構，即使裝在消費社會的麻袋中，還是一個個孤立的“馬鈴薯”，形成不了新的認同。
“佛系青年”若要真正成為積極的因素，就必須著眼於新的生存結構有所希望有所行動，只有這樣才能形成新的集體性認同，而這似乎又同“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的“佛系式”生活方式不無衝突。倘若僅僅停留在低慾望、低消費、怎麼都行的狀態中，“佛系”現象完全可能被消費主義吸納為新的消費方式。消費主義最擅長的莫過於把各種對立面轉化為自己服務的環節。
其次，理論上有利的條件是，雖然資本驅使下的消費主義在消費社會具有極大的強制性，貌似不可戰勝，但是消費主義實際上並不能為所欲為。恰恰相反，消費主義總是“受制於”它所統治的各種主體性。若用哈特與奈格里的“抵抗先於權力論”來看，那麼，或許我們可以在貌似貧乏無力的“佛系青年”身上發現新的創造性。
消費主義一統天下的外觀並不足以證明其永恆性。當各種主體性以各種方式退場時，它們就可能創造出消費主義所不能忍受的真空。雖然“佛系”現象目前尚未創造出這種真空，使消費主義窒息而亡。但是，作為消費主義的“反消費症候”，“佛系”現象或許正在緩慢而深刻地侵蝕著消費主義的基本邏輯。在這個意義上，“佛系”的低慾望或有可能轉化為消費主義的解毒劑，甚至踏上“內置式出走”之道。老黑格爾有言在先：人不能象動物那樣隨遇而安，並且作為精神，他也不應該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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