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wer Bridge: From the Tower of London by Richard Willis
本屆世界盃的廝殺進入尾聲，被中國網友戲稱為“三喵”軍團的英格蘭隊挺進八強，表現令人側目。對於英國文學我們可能並不陌生，但是如果透過學者的視角來看，又會是怎樣的風景呢？
今天也讓我們跟隨王佐良先生的腳步，進行一場前互聯網時代的倫敦文學之旅。
那個時代的文人文筆純潔，有別於今天互聯網時代自媒體網文的一驚一乍，搔首弄姿。本文選自王佐良隨筆集《心智的風景線》，原文標題《文學的倫敦，生活的倫敦》。
曾經有多少英國作家寫過倫敦?或者不如問：一部英國文學史上，有哪幾個重要作家不曾寫過倫敦?我走在倫敦的街上，似乎聽到過去英國文學作品中某些詞句、某些段落的迴響。似乎莎士比亞、瓊森、狄福、約翰蓀、蓋依、狄更斯、濟慈都在說話，還有小品文大家蘭姆，還有二十世紀寫意識流小說的維吉尼亞·沃爾夫，等等。蘭姆寫過一封致友人書，說他如何常在晚上站在泰晤士河邊大馬路上看街燈下的過往行人，以此為樂，並且下了一個結論：“誰要是厭倦了倫敦，誰就是厭倦了生活。”
不止是英國作家在說話，還有許多外國作家。我想起朱自清先生，他的《歐遊雜記》裡就有用純淨的散文寫的關於英國博物館、國家美術館等處的篇章。
Charles Dickens
然而一個城市，如果僅僅靠過去的記憶而存在，那又有什麼意思呢?我跟著朋友去參觀狄更斯住過兩年多（一八三七～一八三九）的家宅，在陶提街四十八號，一所三層樓的平常屋子，裡面到處都是紀念品，連樓梯邊的牆上也掛滿了畫和照片，屋子小而東西多，令人感到氣悶，我只匆匆走了一個過場，趕緊出門透氣。相片裡的狄更斯神情肅穆，似乎並不快樂。樓梯邊有一張他晚年的伴侶艾倫·特能的小相片，一個年青的演員成了一個老作家的秘密情婦，她的神情似乎也不快樂。狄更斯筆下的倫敦城是有特殊的魅力的，然而天地不廣，屋子連著屋子，盡是人和物件，他自己也曾說過，這城市“只是一個大垃圾堆”，無怪乎他一有機會，總要讓他的主人公騎馬或乘車跑出城去，在那鄉間大道上放開奔馳。只在那種時候，我們讀者才跟著他自由自在地呼吸清新的空氣!他的神來之筆，往往是在那些段落裡。
濟慈故居
濟慈的故居則給我完全不同的感覺。一座白色的兩層樓房，房間大而明亮，傢俱不多，起居室有落地長窗，看得見外面的草地和鮮花，靠窗擺了一把椅子，這就是詩人常常獨坐思索的地方。樓上臥室裡有一張掛著帳子的單人床，床單和枕頭布潔白如雪。一八二○年二月三日晚上，濟慈從倫敦城裡回來，途中受了涼，到家趕緊上床，輕輕咳了一聲，就在這潔白的床單上咳出了一滴鮮血。我看了床旁的文字說明，幾乎不敢逼視那床單了。多麼殘酷的命運!那樣早就從年輕詩人的心房裡逼出了血，拿它染上了他那潔白的想象世界!
John Keats
我不是第一次來此。三十多年前，我也是跟著一些同學來過這裡。那時候，我已是濟慈的詩的愛好者——哪個讀英國文學的年輕人能不愛濟慈呢?——但是我對他了解得很不夠，注意力放在他同範尼·勃朗的愛情關係上，看過了這屋子裡所陳列的她的小畫像，也就像普通遊客似的走開了。三十年後重來，我仍然未必真正瞭解濟慈，但是我讀他的詩和日記的時候多了，我自己經歷的事情也多了，這才體會到濟慈的銳氣和深度。一個無名的青年作家，在種種不如意的情況下，向英國詩的新天地猛進。一八一九年他二十三歲，一年之內寫出了他全部最好的作品，包括那六首不朽的“頌歌”，而不以此為足，還要更拔一個高峰，寫出了莎士比亞式的詩劇片斷：直到肺病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寫的是當時最尖端的作品：美到了尖端，崇拜古希臘到了尖端，對人世災難的感受也到了尖端。《夜鶯頌》寫得何等的美，然而詩人也在這裡，寫出了當時英國人民的身體和精神上的苦難：
這裡眾人呆坐，聽彼此呻吟，
老人僅有幾絲白髮，瑟瑟抖動，
青年骨瘦如鬼，蒼白而死；
只要想一想就充滿哀傷，
更有絕望鉛一般沉重；
明眸的美人難保一夜的丰姿，
到明天只等得新歡來悼亡!
這首詩就是在這所屋子外面的花園裡寫的，時間是一八一九年五月。
我同陪我來的裘克安兄在這園子邊上一條長凳上坐了好久。那草地修剪得整齊，在陽光下一片碧綠，四邊有幾處花池，也是一片鮮豔，另外有兩棵大樹，給這園子帶來了野趣，其中一棵桑樹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這園子離漢姆斯退特荒地很近，那是一片草木叢生的高地，濟慈當年就是常到那裡去聽夜鶯的歌聲的。
我沒有時間去漢姆斯退特荒地；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得儘量在倫敦西區公園裡的草地上散步。從我旅館所在的“王后門”街，幾分鐘就走到了堪星頓花園，那裡就有大草地，與之相連的是海德公園，有更多更大的草地。英國式公園的特點就是有空曠的草地，不像法國式公園那樣修飾得整整齊齊，拼成了大小若干塊幾何圖案，而是不甚規則，大片草地往往連續幾里，偶然有孤立的大樹，有些地方還有圓池或長河，但沒有多少人工點綴，而草地本身卻十分引人，一來是草的質地高，厚而密，是多少年來培植、經營的結果；二來它不是隻為觀賞，而是可以在上面散步，也可以坐著躺著，甚至打滾玩耍，一概無人干涉。這些草地不僅給倫敦城帶來了野趣，而且使得倫敦人有一個地方可以聞聞青草和土壤氣味，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去。
我於是注意倫敦人的神態舉止。像學生時代一樣，我一到西歐名城，總是手執地圖，按圖尋求有名的街道、橋樑、建築，能步行處總是步行前往。走累了我就進一家咖啡店或快餐館臨窗坐下，看過往行人。倫敦各區不同，但都有值得停留之處。雖然有了些高層建築，但中心區大體仍是原狀，只不過我感到屈拉福爾加廣場等處比我記憶中的要小多了。我到的那幾天，正值公共汽車和地下鐵道罷工，所以街上也有不少自行車，騎車的多半是年輕的家庭婦女，我站在街口看她們從我身邊快踏而過，騎車熟練和靈活的程度不減北京的女同志們，陽光照耀在她們的臉上，臉色是愉快的。另外，我注意到街上亞洲人、西印度群島來的人和阿拉伯人都明顯增加。他們也都或莊嚴或活潑，在這西方大城裡各操其業。
一百多年以來，倫敦就已是一個國際都市。我看到許多保養得很好的舊房子，如阿爾伯特大會堂、有名的高級百貨商店哈羅茲，都有一種印度式的建築風格，顯示維多利亞女皇當年君臨四海的神氣。如今情況變了，倫敦城裡樹起了一些跨國公司的現代派高樓。在文化上，一位兼通科學與文藝的名人C.P.斯諾曾說：英國現在只以三種東西見長：一是自然科學研究，仍有英國科學家不斷獲得諾貝爾獎；二是安排大的典禮的能力，如國王加冕禮之類能組織得井井有條，而且形式美觀；三是英國演劇仍然十分出色，仍然是吸引世界各處遊客的大項目。
我也是關心英國戲劇的。所以當招待我的朋友們問我在倫敦特別想看什麼的時候，我的回答是：看戲，附帶也看新的戲院。由於我的時間很緊，結果只能安排兩次這類活動。一次是去參觀了新近開幕的巴比肯中心。這裡不僅有戲院、電影院，還有陳列室、圖書館、會議廳，以及供來開會的人住的兩座大樓，一曰克倫威爾高塔，一曰莎士比亞高塔。在城區中間一小塊地皮上，要安排這麼一大片的房屋，可真費了英國建築師的心血!我和裘克安兄去時無戲可看，只在裡面走了一下，看見有一個印度歌舞團就在一處過道里排練，另一處過道的牆上展出了一個攝影家的若干幅作品。我們略事瀏覽，就到附設的餐廳吃午飯。近年新蓋的外國大戲院總有兩種方便觀眾的設施，即一個廣大的露天咖啡座，和一個很像樣但又價目公道的飯館，而且兩者都有很長的營業時間，沒有服務員盯著讓你吃完快走。
國家劇院
另一次是去國家劇院。七月八日下午六點，我剛從劍橋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到倫敦旅館，就接到英國文化委員會接待我的W女士的電話，說是晚上請我去國家劇院看戲，於是匆忙洗澡換了衣服就往外走。我從未去過七十年代才建立的國家劇院，時間又緊迫，好容易在泰晤士河南岸找到了，又是一大片現代建築，其中有大小劇場三個，還有書店、飯館等附屬設施。走了很久，好像一直在沿螺旋形的過道上升，最後才到達了那個中等大小（八百九十個座位）的利特爾頓劇場。W女士在門口拿著票等我，兩人趕緊入座，總算沒有遲到，不一會就開幕了。
演的是一個喜劇，原名《恣意行樂》，作者是十九世紀奧國演員兼劇作家約翰·耐斯特洛，現在經過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柏特改編，劇名也變成《大玩一氣》（Tom Stoppard：On the Razzle）。斯托柏特是當代英國著名劇作家，在改編過程中對原劇作了很大變動，加重了性愛成分，對話中關於性的暗示和雙關語大量出現。這種做法是目前西方常見的。就連莎士比亞的劇本也常有如此改編的。我看過邦特改編的《李爾王》，他把一個本來已經有不少殘酷場面的劇本渲染得更是血淋淋的，另外就是突出性的勾引。同這類根本性的改編相比，斯托柏特的變動還是屬於技術性的，還沒有改掉原劇的十九世紀維也納情調，人們看到的仍是一位店老闆當了市長之後向一位有錢寡婦求婚的中心情節，而其中最活躍的角色仍是一個叫做克里斯多弗的小學徒，並且按照傳統他仍是由一位主要女演員穿了男裝來演的。
舞臺上的佈景仍是現實主義的，服裝也有當年中歐色彩，演技也符合英國傳統，適度而不過火。劇的靈魂則在對話，改編者之功在此，演員之長也在此，真是爽脆靈活，速度極快，但仍字字清楚，說者似不費力，聽者也不緊張。話劇畢竟主要是說話的藝術，喜劇更要求充分發揮口語的機智、活潑，這一點，那晚的演出是做到了。
看完戲，W陪我慢慢走下那盤旋的過道，一邊說著話，不知不覺就到了華特盧橋頭。此處泰晤士河面特寬。橋上燈火輝煌，而對岸的許多大建築都有泛光燈照明，一大排白色屋子臨河而立，連倒影也壯觀。我好像從未看到過這樣一幅倫敦夜景，不禁想起華茲華斯的一首十四行：
華特盧橋上口占
一八○二年九月三日
大地拿不出比這更美的風景，
誰能看到這一動人的奇觀
而不停留，誰的靈魂就已遲鈍。……
當然，他寫的是晨光中的倫敦，而我看到的是夜倫敦，時間不一樣；但是立在同一座華特盧橋上，我感到我似乎對他當時的心情多了一分了解。
在倫敦的最後一天又是忙忙碌碌，但我總算擠出時間到國家美術館走了一趟。這裡也是舊遊之地，我首先看了近年來新購的名畫，其中有一幅畫面很大的莫內的《睡蓮》。莫內畫了好多幅《睡蓮》，但據說現在倫敦所藏的是其中分外出色的一幅。它陳列在一間地位顯著的房裡，佔了整整一面牆，果然是色彩淡雅，光影交錯，寫實而含象徵意義，水鄉宛似仙境。我也藉此機會重看了過去喜愛的一些畫家，如梵高、馬奈、塞尚、戈雅，都有佳作，都仍然叫我停留好久。當然，這裡陳列的英國畫派的作品更豐富，從荷加斯的《賣蝦女》、蓋因斯波羅的肖像畫一直到透納的海洋景色。但我特別欣賞的是康斯退勃爾的《乾草車》。這幅畫畫出了英國的鄉村景色，一輛運乾草的馬車正過一條溪流，兩個鄉下人坐在車上，一個揚鞭趕馬，一個注視著輪子在水中的走向，岸上近旁是大樹、雜草，過去是草地，接著是樹叢，後面則閃耀著一片金黃色的田野。它的複製品是美術書裡常見的，但是今天看了原作，我才體會到它的畫面之大，透視之深，給了我一種寬闊感。康斯退勃爾喜愛農村生活裡的普通事物，曾說：
從磨房水壩流下來的水聲，快坍的舊河岸，發亮的木柱，磚房——這些景象使我成了一個畫家——我是感激的。
他的傳記作者萊斯利也說：
我曾看他注視著一株好樹，欣賞到了出神的程度，就同他看見一個可愛的孩子要一下抱在手裡一樣。
僅僅說他喜歡大自然是不夠的，而且對於他，大自然不是人跡罕見的高山大谷之類，而是鄉村常見的景象：兩個人趕車過河，一群孩子在水邊釣魚，長堤上一行楊柳，天空中幾堆彩雲……所以才畫得這樣真實、純樸，又這樣長遠地吸住我們的靈魂。這一天最後一個約會是去拜訪我的老師威廉·燕卜蓀教授。我已在幾星期前在都柏林見到了他和他的夫人海塔，抵英後又收到了他們約我在七月九日去吃晚飯的信。他們住在倫敦西北區離漢姆斯退特荒地不遠的地方。我從地鐵車站出來，走向他們住宅時正在下雨，問了幾次才找到了。一座兩層樓的紅磚房子，有一個相當大的花園。雨一停，他們就請我坐在花園草地上，喝起酒來，那時溼淋淋的樹葉還在滴水，陽光把一切照得閃亮，空氣新鮮極了。那幾天倫敦相當熱，雨一下也就涼爽了。
我進門之後，先把從北京帶來的幾樣小禮物送給老師夫婦：兩幅榮寶齋複製的吳昌碩的水墨畫以及我在不久前重返昆明時在石林買的白族的方巾和掛包。後者是給海塔夫人的，她對那些棉織品上的白族圖案十分喜歡。她本人是一個雕塑家，吃飯之前還邀我參觀了她的工作室，就在樓上，我看到了一些成品和半成品。燕卜蓀先生本人對於吳昌碩不甚瞭然。一聽說是比齊白石略早而且為齊所佩服的人，他就問：為什麼那個時期中國出現了這樣幾個大畫家，屬於老傳統而又各有創新?我說這問題我答不上來，只能提供一個情況，即兩人都是又精篆刻與書法。
在座還有一對客人，即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夫婦。馬先生的漢語說得很好，他夫人則是原在成都生長的中國人。有兩事湊巧：一是這對夫婦將與我乘同一班中國民航的飛機去北京，二是馬先生說他曾譯過我在昆明時代寫的兩首詩，收入他所編的瑞典文的《中國詩選》。
燕卜蓀一家同中國的因緣是深長的。他本人一九三七年就來到正處於抗日戰火中的中國。這時期他三十多歲，教書極認真，自己用打字機打教材（而且由於師生在流亡途中，圖書奇缺，大部分材料，包括莎士比亞的《奧賽羅》整個劇本，都是他憑驚人的記憶力從腦子裡拿出來的!），同時他實行了導師制，同我們每個人當面討論作文。他單身一人來到萬里外的異國，生活條件艱苦而不以為意，還在南嶽山裡寫出了關心中日戰局的詩。一九四六年秋天他帶了妻子和兩個兩三歲的孩子重來北平，我剛從昆明覆員到了清華園，也帶了妻子去看他們。記得有一次他同我坐在景山頂上，看著滿城的秋色喝茶閒談，他的兩個孩子就在我們身邊的山坡上爬著玩。
現在這兩個孩子中的一個已經成了漢語專家，中文名燕謀各，正陪著我們吃飯——不僅他本人，還有他的夫人和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子。原來我的老師的屋頂下，也是三代同堂了。
使人欣慰的是老先生研究的勁頭還不小。他出自學院派，然而又能突破學院派的侷限，因此他寫的書總帶開創性：青年成名之作《七類晦澀》開闢了詩義分析的新領域，五十年代的《複雜字的結構》是後來西歐“闡釋派”文論家引為先驅的大書，六十年代的《彌爾頓的上帝》又破傳統舊說並進而對教會一擊，一直到幾星期前他在都柏林紀念喬伊斯誕生百年的討論會上駁斥美國教授和愛爾蘭教士，他的建樹又何止僅僅在“‘詞的詩學’的演化”（喬治·斯泰納語）一點上!他也是有名詩人，作品少而精，有人說是寫得太智理化了，誰想到在五十年代又成了英國一群年輕詩人——即所謂“運動”派——競相仿效的範本。他認為象徵式的詩雖好，但已流行過久，所以主張要有一種“辯論式”的詩。他自己寫的就是“辯論式”的詩。我想寫詩的親身經驗對一個文學理論家是有好處的，而英國文學的長處之一正是由於有一連串的作家兼文論家，從十七世紀的瓊森、特萊頓，經過十八世紀的蒲柏、約翰蓀和十九世紀的華茲華斯、柯律立治、雪萊、濟慈、安諾德，直到二十世紀的艾略特，構成一個獨特的傳統。這些人知道創作的甘苦，所以談起理論來也有血有肉，見解精闢。
燕卜蓀的可親處還在於他毫無架子。他歷來就平易近人，他在蒙自、昆明的宿舍和他後來在北京沙灘附近的家成了我們這些學生常去的地方。最近幾年內，他得了一連串的榮譽：爵士封號，劍橋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英國學士院院士身分（F.B.A.）。這後者在英國公認為一位文科學者能得到的最高榮譽，要經過全體院士選舉才給。那晚喝酒時，我笑著問他：“當了院士什麼滋味?”他說：“沒有什麼意思。英國學士院搞關門主義。我寫信給院長艾撒亞·柏林談這問題，他回信說確有關門主義。他們寧可拿錢去資助考古發掘之類的事，而不肯去幫助有才華的年輕人。”他自己則與此相反，總是盡力幫助年輕學者。我知道最近他還幫助一位中年中國學者取得了去牛津一個學院進修的機會。
他對於他教過的多少屆中國學生是關心的。當我拿出一本北京出版的《外國文學》雜誌的《莎士比亞專號》，告訴他哪幾篇文章是他的老學生所寫，而且這些人至今還在大學裡教英語和英國文學，他那平素不露感情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並且對在座的客人說：“這些人都是我去中國第一年教的學生。”
然而等我問他是否還想再去中國的時候，他卻說：“恐怕不容易了。年紀太大了。我願意把剩下的時間用來趕緊寫書，還有幾本書是我想寫的。”
吃完飯一直談到快一點，我終於起身告辭了。他握住我的手說：“幾時再見難說了。保重!”
燕謀各先生駕車送我回旅館，在路上他表示感謝我這次去訪他家。“今晚威廉的情緒多好，他多麼高興看見你們這些老學生!”
我說：“我們也高興見他。他是我們尊重的老師，他也是我們青春歲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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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風景線》
王佐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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