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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著名考古學家、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他是我國第一個受過西洋的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的學者，一生致力於考古事業，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開拓者之一。
來自父親的期待
梁思永是梁啟超的次子，可謂身出名門。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梁啟超不斷鼓勵他們發揮個人所長，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梁啟超與梁思達（左）和梁思永（右）
照片攝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早在19世紀中晚期，現代考古學已率先在歐洲誕生，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巨匠的梁啟超，是最早將西方考古學理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1901年，梁啟超首倡“新史學”，那時他已注意到考古學作為一門新的學科正在興起。
《新史學》（節選）梁啟超
《新民叢報》原文
1926年，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來華訪問（這位皇太子因痴迷考古，將近半個世紀不當國王，只做王儲），時任中國考古學會會長的梁啟超做了題為“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的演講，他指出，憑藉中國悠久的歷史，首先加強田野考古發掘，其次注重方法進步，定能使中國考古學在世界上佔據極高地位。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關於中國考古學的總結。
中國雖然有傳統的金石學，但與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還不是一碼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開創時代，但在中國境內從事考古挖掘工作的人卻全都是外國人。讓梁思永學習考古學，梁啟超有子承父業的考慮，同時更是希望考古學這門新生的學科能在中國紮根、生長。
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
正是出於梁啟超的期望和引導的結果，1923年，梁思永在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畢業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他是留學生中選現代考古學做為專業的第一人。哈佛大學的學風注重地質學、人類學、古生物學、社會學、化學及物理學方法的綜合運用；注重田野調查，把地下的實物分析與人類社會史的研究結合起來。梁思永獲得學士學位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主攻東亞考古。在美國求學期間，梁啟超多次致信勉勵梁思永苦學本領，將來好回國報效。
1926年冬，李濟、袁復禮主持了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挖掘，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現代考古挖掘。梁啟超不僅支持這次挖掘，還希望梁思永能參與其中。
此信是1927年梁啟超在聽完李濟的報告後，給還在美國學習的梁思永所寫，信中寫道：“李濟之在演講中說，他們‘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專門研究考古的人還在美國······是梁先生的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家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7年夏天，梁思永聽從父親的建議，中斷學業回國，回國一年間，梁思永擔任清華國學院助教，兼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的審察員。這些工作大都沒有薪水，但這些經歷卻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梁啟超不僅把梁思永帶在身邊，言傳身教，還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交際，為他創造學習機會。他不僅寫信請朋友陳仲恕指導，還請他介紹瓷器鑑定名家郭寶昌指點梁思永，開闊他的知識面。
青年時期的梁思永
梁思永利用在美國的所學，對山西西陰村發現的一萬多個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這批陶片沒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復原的器物，他通過與國內外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進行對比研究，肯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遺存。他還敏銳地注意到，仰韶村有個別器形，西陰村卻沒有，並提出了自己的質疑。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繼續深造。正是基於回國一年間的經歷，他完成了《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的碩士論文，這是中國考古學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專題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對後來的考古研究具有示範意義。
1930年，梁思永自美國哈佛大學畢業歸國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成為當時國內第一位受過專門訓練的考古學者。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梁思永在實踐中建立起科學的考古方法，以其自身深厚的學識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考古人才，在理論和實踐上推進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展，是中國考古史上一座劃時代的豐碑。
現在的考古發掘執照制度始於民國，第一號“採取古物執照”是由內政部和教育部於1935年4月9日合發的。執照的申請人是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蔡元培，發掘的領隊是梁思永。
留下首部考古發掘報告
田野是考古學者的工作天地，從事考古工作首先需要的是身體力行。1930年回國後，梁思永加入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考古組工作。當年9月，便赴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然後轉道通遼，進入熱河作田野考古調查，在38天裡步行路程逾1000公里，調查了五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採集了大量文物標本。
此後的6年間，梁思永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田野調查和挖掘工作，共參加田野發掘7次。
梁思永的加入，不僅帶來了標準的考古操作規範，還提出了新的觀點。1931年之前，中國境內不管是瑞典人還是中國人進行的考古挖掘，發掘遺址都採用按照深度來劃分地層的方法，而實際上這是很機械也是很不科學的。1931年，梁思永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的地層劃分方法：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為科學而準確地認識古代文化遺存打下了基礎。
城子崖第一次發掘前的大合影
兒童的瓦罐葬
遠方屬於遠方的人
山東城子崖遺址於1930年進行第一次挖掘，1931年的第二次挖掘便由年輕的梁思永主持。田野發掘報告作為考古發掘成果，本來應當是考古者的重要工作內容，但在城子崖之前，由於國內的考古者缺少此項專業訓練，所以只有挖掘沒有考古報告。1934年，由梁思永主要編纂的發掘報告《城子崖》出版了，這成為第一部由中國的考古機構組織挖掘並由中國的考古者自己編寫的田野發掘報告。梁思永當年在《城子崖》報告裡創造的田野發掘報告的基本體例，至今仍在沿用。
《城子崖·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
開啟科學挖掘新時代
河南安陽殷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站點。中國年輕的考古隊伍採用近代考古學技術，獨立自主進行了首次大規模挖掘。第一次挖掘始於1928年10月，在梁思永學成歸國之時，挖掘已經進行了三次，之後又進行了12次挖掘，梁思永從第四次開始，共參加了六次挖掘。
梁思永並不是中國最先從事現代考古的學者，卻是經受現代考古學正規訓練的第一人，在殷墟的考古挖掘中，他的加入顯示出了重要價值。前三次殷墟挖掘，目的多限於尋找甲骨文和其他遺物，幾乎與民間所說的“挖寶”無異；而真正的考古學，關注點遠遠超出發掘出來的文物，它應當是以研究和發現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為目的。
中央研究院安陽殷墟考古隊
對於梁思永所發揮的作用，當年參加安陽考古的夏鼐先生說：“梁先生確是野外考古工作的頭等人才，不僅工作技術是頭等，更重要的是那種負責的精神，能照顧到全局，同時又不遺漏細節，小屯殷墟發掘工作的頭幾年，參加的人都沒有受過正式的田野考古訓練，大家都在暗中摸索，想由嘗試和錯誤中獲取經驗和教訓，梁先生參加工作後，才加以整頓，面目一新，他費了大力來改進田野考古技術，擬訂各種記錄表格，組織室內整理工作，訓練年輕人員，使一切都漸入正軌。”因此，有梁思永參加的安陽殷墟的第四次挖掘，由於他對考古科學規範的倡導，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由草創轉入正軌。
梁思永和梁思成在河南安陽發掘現場合影(1935)
梁思永的考古實踐與貢獻
從回國到1937年七七事變的七年間，梁思永先後參與昂昂溪、安陽殷墟、山東城子崖等遺址的發掘，在田野發掘中注重科學方法的運用，使中國田野考古水平邁向新臺階。其中，昂昂溪五福遺址的發掘是我國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學發掘，奠定了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礎。
在其主持的後岡遺址發掘中，梁思永在地層上證明了小屯、龍山和仰韶的先後關係。梁先生認為“龍山文化的時代早於小屯，而仰韶文化又早於龍山”。此外梁先生還認為，“小屯文化是對龍山文化的繼承關係，仰韶本是彩陶文化的領土，被龍山文化侵佔”。他的這一發現被眾多學者視為中國考古地層學成熟的標誌，也為其贏得了“中國考古地層學之父”的美譽。
西北岡第二次發掘，傅斯年所長(左一)及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左二)及梁思永(左三)
梁思永因在1932年田野考古中患烈性肋膜炎而落下病根，纏綿病榻，1941年夏，肺結核發作，1945年實施大手術，截去幾根肋骨，受傷的左肺萎縮下來，身體十分羸弱。
1948年，梁思永與梁思成、郭沫若、董作賓一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這是對梁思永考古成就和學術定位的最好肯定。
1950年夏，梁先生受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堅持以帶病之軀主持所裡工作。雖不能出門，卻計劃和指導田野調查發掘和室內研究工作，為新中國培養考古人才，為解放後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五十年代初,梁思永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院中與同事們合影留念
1954年春梁思永心臟病再度發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這位心繫田野的天才考古學家就這樣過早地告別了他執著的事業。正如李濟所說：“梁思永先生，中國一位最傑出的考古學家，已經把他全部的生命貢獻於這一件事了。”
梁思永
梁思永通過一生的實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展壯大及考古人才的培養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他繼續為新中國考古事業的建立和考古學學科規劃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是功不可沒的。梁思永的許多學術活動， 贏得了國內外考古學界的大力讚譽。他對考古學的鑽研，使我國的考古學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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