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小說除外)。
到了40歲,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也會寫點雜文。
王二寫過:
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真。
這是出於一種責任感:
一個社會里,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
《沉默的大多數》這本雜文集,開篇文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王二講了自己為什麼會保持沉默到40歲。還說:
我可沒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40歲,要是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
至於沉默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是信不過話語圈。
話語圈裡總是說些不會遇到反駁的話。說話的對象好像都是些弱勢群體。
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
以同性戀來說,就是因為這些話沒說出來,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存在,但不知道他們是誰。
直到現在,好像也沒有多大改變。
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王二有個建議:
讓我們來檢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瘋不瘋?
沉默的人,不管是在王二的時代,還是在現在,都有很多。這話說的好像王二跟我們不是一個時代似的,關於這點,好像還真不是。
沉默的意思是:
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說,在私下裡什麼都說。或者,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
起初,王二以為這是因為經過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
龍應臺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她把保持沉默看成是懦弱。
這話王二很不以為然,在王二看來:
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中國人,外國人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他還舉了個例子,蘇聯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很長一段時間,就靜靜的寫自己音樂,一聲不吭。
當然,肖斯塔科維奇,經歷的也是一個嚴酷的時期。蘇聯的三十年代,很多人忽然就不見了,大家都很害怕,人與人之間都不怎麼說話。
一般人七歲開始走進教室,接受話語的薰陶。王二可能更早些。
因為,他經歷的可是一個神奇的時期。
到處裝著高音喇叭,沒日沒夜的嚷嚷。
從喇叭裡,王二知道了土平爐可以鍊鋼,一畝地能產30萬斤糧食。。。。
然後,大家都餓的要死。雖然一畝地能產30萬斤糧了,但大家還是餓的要死。
這就不能不對聽到的話產生懷疑了:和任何話語相比,飢餓都是更大的真理。
總而言之,王二寫:
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
文革開始時,王二14歲,上初一。
有一天,班上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成了黑五類。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
接著就是,一些紅的同學把腦袋剃光,束上大皮帶,站在校門口,盤問每一個進來的人什麼出身。見到出身不好的,就從牙縫裡擠出三個字:“狗崽子!”。
這讓二覺著很過分:
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咱極惡劣的印象。
王二寫:
當年我就這麼想,現在也這麼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恆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王二的家教,那就是含蓄。
在畝產30萬斤糧大家還餓得要死的時期,有一天吃飯,每人碗裡有一小片臘肉。王三(王二的弟弟)見了很激動,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到陽臺上大喊: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
結果,王三當然是被爸爸狠揍了一頓。
這樣的教育,讓王二以後的日子裡,很是深沉。
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很大的誤會,以為人的種種想法是話語教出來的。
說是個誤會,是因為同樣的話語,可以教出不同的想法。
從王二懂事起,聽到的就是:
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肩負著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
其它同齡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
但二總有些疑問:
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們趕上了。假如真遇上這麼多美事,不說出來會不會更好。
王二上小學六年級,暑假作業是《南方來信》。
這是一本講越南抗美救國的書,裡邊充滿了處決、拷打、虐殺。。。。
看完後,王二心裡有了些怪怪的想法,正是青春期前沿,按王二的話說:
差點要變成了性變態了。
假如對我的這種教育完全成功,我就想象不出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麼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能在書本和話語上學習,還能在沉默中學習。
40歲時,王二走出沉默,寫了一本書,拿給長者看。長者不喜歡,認為,書應該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靈魂。
王二以為:
在這世界上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
十九很同意這話,十九讀書、寫字,都是希望提升自己呀。這話,很誠實,也很自私。
閱讀更多 紅桃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