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失官，莫如书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按玄武门之讼，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伏兵门侧，而隐太子无衷甲之卫，是太子无欲杀太宗心，借曰计虑不及，魏征之智，岂后于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征亦未尝劝之杀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愬（音“诉”，诽谤意）于神尧者，与炀帝愬太子勇语绝相类，被鸩心痛，亦饰为之耳。又攻及隐昧，云太子与宫嫔乱，谁见之谁证之？
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吴兢刘昫不能为同异，虽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独一刘餗明杨文干事为诬告，而国史不采。司马公颇欲阙疑，然不能尽汰也。夫以神尧素染胡俗，非滞于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过于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惮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隐太子无所变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议之谋，本裴寂、刘文静启之，太宗在侧，故附成其说。隐太子不在侧，故不得附成其说。太宗非有以过其兄也。其决策之大者，莫如师次贾胡，久雨乏粮，群议欲返太原，惟隐太子兄弟沮其计，使神尧仡然西进，终成大业。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所记，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温大雅后亦为太宗所用，而《创业起居注》未尝剟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编今其书具存。）知太子非庸谨不可与立者，神尧所以卒无异志为此也。
其后削平东夏，实太宗之功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劝太子亲将讨刘黑闼以立功，事虽卒就，比于太宗尚不逮，要创业时功非有异也。太宗以削平东夏自伐，故思夺宗。与炀帝以平陈自伐无异。夺宗之事，太宗与炀帝等。房杜为之谋主，与杨素等。凡事为耳目所习者，其取法也易，其虑之也亦深。神尧虽暗，独惩于隋之高祖。讼者知其不决，则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于炀帝者矣。盖史者所以督视人君，唐初《两朝实录》，则房玄龄删定以奏御者，其书玄武门之变，太宗且教令肆言之，是故论功则尽归于此，举恶则尽委于彼。此犹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狱。狱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虽然，有时直坐罪齐王而称建成仁厚，此亦周内之不能尽也。
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千百年来，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以一个不光彩的失败者的形象留在历史的长卷宗里。
我们只能依据《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这类书去认识唐初的历史。据这些史书中记载，李建成与李元吉互相勾结，排挤李世民；李建成与父亲的后妃私通，并通过后妃时刻在老皇帝那里拨弄是非；东宫蓄积三千甲兵，这是为阴谋造反作准备的；李建成准备逼皇帝让位……总之，李建成是非杀不可的。而李世民呢，十八岁开始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他能够团结各种力量，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讲道理，明是非；他虚心听取意见，有时甚至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还是认真听下去；他从善加流，让人民安居乐业。总之，两相对照，一切好处都在李世民身上，而一切恶行都让李建成和李元吉占了。
但是，史学家们却不这样看。从宋朝至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如：北宋吴缜的《新唐书纠缪》，清人的《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等，特别是近代世界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胡如雷、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胡戟等研究著作中，可以清楚看到，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人。
李世民曾经先后三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前两次，都为史官婉言拒绝。第三次，他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表白自己的动机。他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帝王不一样，亲自观看国史记录，可以了解自己以前言行的失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房玄龄等人于是将删改成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20卷呈上。经过李世民授意改定的这“两朝实录”中，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十分丑恶，他们在反隋战争中的功绩也被一笔抹煞了。这个英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的独特，而在于让门人整理出了他的那么多语录。好话记下来了，混帐话听见只当没听见；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也有理。只有今天的理跟明天的理产生了矛盾时，才能一悟天机。如果照此历史，夏桀商纣隋炀帝等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人，也未必就不曾说过几句象人样的话。把他们的话选择一些出来，同样可以编出一本类似《贞观政要》的书来，或许还更崇高。
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做了皇帝之后，便责令当朝史官抹杀李建成、李元吉的功绩，这就使李建成“史官杰作，沉冤千年”了！ 正如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猛烈抨击李世民亲手射杀同胞兄长，穷凶极恶，简直不齿于人类。宋人范祖禹直接指出，建成是“父之统也”，你李世民根本就是篡逆作乱，“无君父也”。就是这么一个逼父杀兄的唐太宗，口口声声说的是什么呢？唐太宗对儒学是很推崇的，对群臣说，“朕只喜欢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
从法制的角度讲，既是李建成、李元吉犯有过错，那也是由皇帝由朝庭来处置，哪里轮到李世民“越殂代庖”呢？！李世民心虚胆怯，他不敢让李建成与他在老皇帝面前对质，连夜布置死党埋伏在玄武门，第二天凌晨，等他的哥哥和弟弟上朝的时候就下手，把他们杀了。我们翻开唐初的各种版本的《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资治通鉴》等书册，从那些自相矛盾的史料中，清楚地看到李建成真实的一面：
一．论军事才能：
建唐初期，晋阳起兵，定西河、下绛县、驻永丰、入长安等军事活动中，李建成冲锋陷阵，一马当先。是李建成率先攻破长安，奠定了唐都基础。
在李世民、李元吉、李瑗、罗成镇压河北、山东刘黑闼叛军相继败退之后，李建成于危难中主动请旨，领军出征刘黑闼，恩威并进，平定山东、河北一带多年的反叛势力。充分展现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他的军功与建立唐初的一系列的军事活动是相一致的。
诚然，李建成的军事才干也许稍逊李世民。但做皇帝首要的乃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军事家的本事。更不必说李建成手下也网罗了魏征、王珪等人才，这些人后来都为李世民所重用而成贞观年间一代名臣。可见李建成也是擅长招贤纳俊的。而他在第二次对刘黑闼作战中，采纳魏征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迅速而彻底地平定了叛乱，也显示出他的政治和军事完美结合的才能。
二．政治才能：
李渊作为一代开国之君，决非平庸之辈。大唐新建，危机四伏，李建成立为太子之后，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得中规中矩，并未发生什么大错，可见他是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在制定大唐律法，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安定国内，镇守边陲，平定内乱，还要铲除高丽国、突厥、日本等奸细的颠覆和破坏，助理朝政方面，文治斐然。有名的“均田令”“租庸调制”等颁布和推行，极大地发展了农业生产，繁荣经济，富民强国，李建成确实功不可没。
三．人品修养：
古代史书为了粉饰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畋”之徒。在诸史书中，倒以“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平实可靠，肯定了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这可算不上什么大缺点，甚至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这些毛病？作为封建统治者，这样的小毛病也实在不足为诟。
总而言之，李建成决非史书上所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德无才的人。若他能继位，据现有的史料推测，其政绩，至少可以媲美于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在史学家的眼里，李建成的文武双全、军功政绩和他仁慈宽厚的悲剧人生令人痛惜而同情！
而李世民呢？被一道道“赞美”的“英雄”的光环笼罩着。千百世来被人歌功颂德，誉为英明神武的大唐的甚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化身。
其实，只要你认真地翻开唐史，从那些自相矛盾欲盖弥彰的字里行间，你就会清楚地大失所望地看到李世民其实真的很差劲：
一．军事上屡打打败仗。推过于人，夸功于已。
据史书所载，第二次出战薛举时，李世民患了疟疾，卧病军营，将兵权交托于刘文静和殷开山，并嘱托他二人不可轻易出兵。但二人却认为李世民这样说是信不过他二人的能力，于是不听嘱托，私自出兵，结果在浅水原被薛举偷袭而大败，士卒死亡竟高达十分之五六，许多大将被俘。李世民只得率残兵退回长安，以致“京师骚动”。李世民在此次大败中，不管他是真病假病，骄兵致败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再说，以李世民治军之严，刘文静又长期做他副手，岂有不听将令而擅自出兵之理？刘文静即使未得出战的明确将令，恐怕也必经李世民的默许。
李世民大肆吹嘘的河东道打败刘武周、宋金刚，其实都是高祖李渊亲征的结果。李世民不但没有多少功绩还打了败仗，被撤去太尉之职。李世民纵兵四出抄掠血腥屠城使他名声极臭。
在镇压河北、山东刘黑闼叛军时，差点被刘黑闼叛军活捉。最后还是在太子李建成的恩威并进下平定山东、河北一带多年的反叛势力。照李世民打法，山东（包括今河北山东等地）人将死绝。只是太子建成在魏征辅佐下去山东才解决了问题。高祖曾下诏赦免窦建德余众，受到了李世民的抵制。太子”悉解囚俘，放其家属，慰谕遣之，人心始定”。
武德七年，高祖令李建成出秦州，李世民出并州击突厥。结果，李建成大胜，而李世民败于突厥，丢了并州，张谨战死，被高祖一顿臭骂，以李元吉取代李世民陕道行台之职权。
大唐的半壁江山是赵郡王李孝恭打下来，而不是通常史书上所谓的“李世民打下了大唐天下。”在抵御外寇入侵方面。李世民武德年间与突厥作战却从未胜利过，武德六年，他在并州被突厥打得大败，丧师失地辱国，李世民被罢了司徒的官，由齐王李元吉接替。
二．人格卑劣，阴谋下流。
李世民得国不正、逼父、弑兄、屠弟、夺妻、灭侄，血腥篡权上台。为给玄武门阴谋制造合理依据，就对父亲、兄弟和武德大多数功臣大泼污水，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罪过归于别人，竭力为自己贴金。
史载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李建成将一匹劣马付于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有四：一是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其挑马，又如何会乘上这马？二是李建成如何会在父皇面前使出这等拙劣手腕？三是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如何不识蹶弓劣马？四是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
另一桩公案是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此事捏造之嫌恐怕比上例犹有过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无可收拾，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鸩酒又居然不死，难道李世民内功深厚到“吐血数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时糊涂，从黑市上买来了伪劣产品？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便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
设计杨文干嫁祸李建成。李建成虽无作乱之心，但已陷于嫌疑之地。当时李世民在李渊身边，李建成自然会害怕自己孤身前往，一旦李渊听信李世民的唆摆，他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当时东宫僚属中有人提议李建成据长安起兵，但李建成若听从了这一建议，可就正中李世民下怀了。因为这样一来，不管李建成最初是否有心作乱，他已造成了反叛的事实，李世民若领兵前往镇压，乘乱将之诛杀，那是名正言顺，不仅不存在“手刃亲兄”的诟责，反而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他就成了大义灭亲的功臣。李建成受到李世民的诬陷时，他选择了遵旨前往拜谒李渊，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明智，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的确没有造反之心，所以胸怀朗朗，有信心李渊会明察是非，查出他是无辜的。
玄武门政变更加卑劣残忍。李建成、李元吉何罪当诛？太子府、齐王府上下三千多人何罪当诛？妇婴何罪，必欲杀之而后快？！本来是约好到老皇帝面前对质的，李世民心虚胆怯不敢对质，不正好说明李世民作的卑鄙事情见不得天日？！
三．治国无能，好大喜功。
现在的人们总爱说李世民“贞观之治”。可是，“贞观之治”的实质内容却都是空洞无物的虚词。没有实际的东西。
由于高祖李渊和太子李建成一贯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关中农业大丰收。贞观初李世民上台不久，关东农业还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人相食，丰裕的关中严重饥荒，李世民不得不率百姓到洛阳就食。
贞观政治便进入中期。租庸调制实际上也废弃了。农民劳役极其繁重，兄去弟还，道路相继，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虽加恩诏，使之裁损，徒有文书，曾无事实。甚而有春耕前服役至秋收仍未回家的。可他竟还提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逼得有些农民自断手足以避重役。可李世民比隋炀帝还冷酷，竟下令凡自残者罪之，并继续服役。日益奢纵、大兴土木，徒起边衅，灭高昌，置西州、不听魏征言致使劳民伤财，以后更见骄纵。对谏言虚心接受，一犯再犯。正象魏征所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
有人称李世民能抑制豪强大族。事实上门第观念极重，他只是不满意关东士族与南方士族爬到自己这个武川镇军官后代的头上去。对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士族官僚反而日见重用。如不是门第观念，根本不必搞那个《氏族志》，搞《氏族志》是倒退不是进步。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便把持了朝政。连太子之废立也被操纵。长孙无忌一生操纵了三代太子废立，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又失信于薛延陀，耀武于高丽，西部屡屡征讨，以至兵祸连结。收容野心家贺鲁并吞西突厥各部，结果却是唐军替贺鲁扩张势力，为以后贺鲁叛乱，唐与西突厥大战留下了祸患。
加上大兴土木，竞为奢侈，百姓水深火热。在四川、湘鄂西为李世民入侵高丽造船州，百姓死亡十分之七，其余大量逃散。重庆、阆中几乎成了无人区，历一百多年都未恢复。隋炀帝唯一未及残破的地区被李世民残破了。李世民实在不比隋炀帝更好。论功绩他还在隋炀帝之下。有人会说他不及炀帝奢侈。如论奢侈心、好色心、游猎心、他决不在炀帝之下，只是他穷，奢侈不起罢了。入侵高丽发生在户口雕敝时，更是甚于炀帝。贞观时期除了灭梁师都外，李世民从事的战争没有一场是正义的。
俗话说“成者王侯，败则寇”。在历史的长河，有许多失败者恰恰是英雄！而成功者不乏无赖、流氓之徒！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我们应当从胜利者写的史卷的字里行间，却解读、去深思！这才是现代人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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