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戰大敗,馮玉祥輸的叮噹響,閻錫山爲何照樣當上了山西土皇帝?

蒂亙花海

民國曆史中規模最宏大的軍閥大戰爆發之後,閻錫山和馮玉祥都進入了蜇伏中,他們都從歷史的舞臺中退了下來,在暗中時刻準備著要重新奪回自己的權柄。


但是最終他們兩人一個步入了天堂,一個被打落了地獄,兩人有著共同的命運,有著共同的地位,但卻出現了兩種完全不一樣的餘生。

馮玉祥在中原大戰後之所以沒能像閻錫山那樣重新坐回自己西北王的位置上,最主要就是他性格的原因,我們都知道領頭人的性格是可以影響自己下屬的。



一名將領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都會影響到手下士兵的性格,這一點我們從歷史中的很多例子就可以看出。

例如原本在一名悍將的帶領下,軍隊的士兵們戰鬥力會極其威猛、戰鬥意志非常高昂,他們會成為真正的驕兵勁旅,但如果換了一個酒囊飯袋管理,無論有再強大戰鬥力的軍隊,最終都將會變成貪生怕死的蛆蟲。

憑藉著反覆無常以及向被投靠者捅刀子上位的馮玉祥

從馮玉祥的很多作為上來看,我們可以得知馮玉祥並不是一個酒囊飯袋的軍閥,他本身還是極其有能力的,在作戰方面一點都不差於別人。

但是他反覆無常的性格卻深深影響了他手下的很多將領士兵們,馮玉祥因為反覆無常擁有了一個很為人們所熟知的名號:九姓家奴。




馮玉祥的一生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背叛、捅刀子,他經常會為了自己勢力的強大,而隨時地背叛自己投靠的人,然後轉投另一名更強大的人,而且馮玉祥的背叛還不都是簡單的背叛,每次他的背叛往往都意味著會向自己曾經投靠的人捅一次刀子。

他總會把自己的意圖隱藏得很好,把自己偽裝成一個豪爽儒雅的君子,在談笑恭維之間、在最緊要的關頭、在別人最不注意的時機向別人捅上一刀子。

正因此他數次的背叛、捅刀子,馮玉祥最終才成為了西北王,成為了時代週刊上被譽為世界上擁有私人軍隊最多的軍閥。


馮玉祥向吳佩孚捅的刀子

馮玉祥最出名的兩次捅刀子分別是直奉大戰他對吳佩孚捅的刀子以及郭松齡反叛張作霖時他對郭松齡捅的刀子。

1924年,直奉大戰爆發,直係軍閥在吳佩孚的帶領下取得了對東北張作霖的節節勝利,在戰績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投靠在吳佩孚直系陣營中的馮玉祥對吳佩孚的老大、直係軍閥的大佬曹錕動手了。


馮玉祥這一次隱藏的很好,他表面遵從著吳佩孚的命令,但卻在吳佩孚大軍進逼奉系大本營的時候直搗了吳佩孚的大本營,最終使得吳佩孚兵敗如山倒,只能宣佈下臺然後逃到了南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反覆無常的手下們註定了馮玉祥的失敗

民國時期局勢雖然非常混亂,但是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卻是很講究道德與人情的,我們都知道民國的軍閥反覆無常、為了利益可以不顧一切,但是這終究只屬於一小撮人。

民國的大軍閥們都是有著自己尊嚴的,如吳佩孚、張作霖、段祺瑞、閻錫山、李宗仁等人他們雖然改換過無數的立場。


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把事情做得如同馮玉祥這般無恥、這般絕,所以他們收穫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他們雖然偶爾會下臺,但這並不能影響他們的東山再起。

而馮玉祥就不一樣了,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大多數手下們也被他感染成了如同他這般為了利益、不顧尊嚴的人,最終在中原大戰失敗之後,馮玉祥手下的部隊將領們沒有如同閻錫山、李宗仁手下們那樣排斥著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滲透,最終被蔣介石和張學良分而殘食,將其瓜分了。

因此馮玉祥徹底失去了東山再起的資本,徹底遠離了民國最大的權力。

在馮玉祥的手下中如吉鴻昌這樣的有情懷的將領還是很少的,其他人就如同馮玉祥一樣,近墨者黑,他們都繼承了馮玉祥的反覆無常,所以就註定了馮玉祥最終的失敗。

在山西有著巨大凝聚力的閻錫山

而閻錫山就不一樣了,閻錫山是一個有操守、有情懷的軍閥,我們都知道閻錫山是一個吝嗇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方面以及對自己手下將領們的打賞都是偏向於吝嗇,但是因為閻錫山是以身作則的原因,所以他手下的將領們都沒有產生太大的怨言。


而且最重要的是閻錫山對小事吝嗇,但是在大事方面卻極其的闊綽,閻錫山在經營山西的38年時間中,一直在努力地將山西打造成他的理想國,他在山西大肆的發展實業經濟、發展小學的義務教育。

在閻錫山的經營下,山西的經濟一片上升,在當時的山西,讀小學也是不用錢的,在民國,閻錫山絕對算是先軀一般的存在,還有當時山西的方方面面閻錫山都做得很好,在這些公事上,閻錫山的吝嗇是不復存在的,在這些方面閻錫山的手筆非常之大。

因為閻錫山奉行著山西人治山西的理念,所以他手下絕大多數將領士兵們都是山西人,閻錫山的所作所為,他們都是看在眼裡的,他們作為山西的本地人,對閻錫山在山西的耕耘他們也是由衷敬佩的。

閻錫山在他們的心裡有著巨大的凝聚力,因此,無論蔣介石和張學良怎麼努力,他們都是無法挖瓦解閻錫山軍隊的,所以閻錫山才能在後來東山再起。


所以說馮玉祥之所以不能東山再起的原因是他反覆無常的性格導致的,他沒有閻錫山那般在自己手下心裡強大的凝聚力,他的手下們都是因為追逐利益匯聚在他身旁的,一旦他得勢一切都好說,但如果他慘遭失敗的話,那他的末日就終將會降臨,所以很多時候,人格魅力決定了一切。


孤客生



馮玉祥與閻錫山皆是苦心鑽營於投機之事,但是馮不如閻甚矣。馮玉祥的騎牆功夫絕對是民國時期的“執牛耳者”,馮教主神功蓋世,當時應該沒有人可以看得到他的項背。

我輩唯有佩服佩服。



1930年5月,國民黨內部圍繞“反蔣”這個核心爆發了蔣馮閻戰爭,也即中原大戰。1930年11月,閻錫山和馮玉祥通電辭職,蔣馮閻戰爭最終以蔣介石的獲勝結束。

自從在蔣馮閻戰爭中落敗以後,馮玉祥幾乎徹底淪為破落戶,馮玉祥所部被老蔣收買的收買,收編的收編,他曾經引以為傲的西北軍成為老蔣的盤中美食,“老蔣吃撐,馮生餓暈”,最後老馮只好灰溜溜跑去山西汾陽寓居了。在馮玉祥的人生中,他經歷過很多次倒戈,但是在這次蔣馮閻戰爭中他無疑敗得最慘,甚至已經被老蔣壓得翻不了身。

但是閻錫山的結局卻與馮玉祥不同,閻老西在明面上也是通電辭職了,而且對老蔣擠了擠眉毛,老蔣你放心,我辭職後要去日本了,雖然最後只是躲在大連,但是人老閻將山西老巢經營得很好,仍然5可以在暗中掌控山西的運營,在這方面老馮真是拍馬難及。後來,老閻給老蔣拋了拋媚眼便順利迴歸了。

閻錫山穩坐山西“煤老闆”38年,這本事馮玉祥是真學不來,在政治方面,三個馮玉祥恐也抵不過個閻錫山。



即使中原戰敗,閻錫山仍然穩坐釣魚臺,馮玉祥也被擼成“窮光蛋”,這又是為何呢?

首先糾正下問題,閻錫山可不是在蔣馮閻戰爭打完後才當上的山西土皇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遠在山西的閻錫山即響應革命號召發動了太原起義,然後成立軍政府,閻錫山則被推為山西都督。從這時候開始,閻錫山便已經掌控山西了,直到1949年解放軍攻破太原方告結束。

馮玉祥和閻錫山其實是有相似之處的,馮玉祥有“倒戈將軍”的綽號,既說明馮玉祥喜歡翻臉不認人,也說明他投靠過很多人,比如倒戈滿清,倒戈袁世凱,倒戈直系等等。閻錫山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在辛亥革命後投靠袁世凱,袁世凱死後又投靠段祺瑞,最後投靠蔣介石。但是閻和馮又有不同,馮玉祥喜歡翻臉,老閻投靠袁世凱則忠於袁世凱,投靠段祺瑞又為段奔走賣命,投了老蔣後明面上也沒怎麼反對過老蔣,當然當時老閻是國、共、日三方通吃,被說成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

馮玉祥的“翻臉屬性”讓他根本沒朋友,馮給人的感覺就是他跟誰合作最後就會倒誰,你跟他打交道你就不得不時刻防著他。比如說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時候,馮玉祥是直系陣營的人,讓他去打奉系,結果他偷偷跑回北京捅直系的刀子,發動北京政變,還將當時的直系老總曹錕給囚禁了。因此,當時閻錫山雖然同意和馮玉祥組成反蔣聯盟,可是閻錫山始終給自己留著後手,正是因為不相信也不放心馮玉祥,怕被他在背後捅刀。反蔣聯盟只是看似聲勢浩大,分開了或許是虎狼,可是強行組隊後便離烏合之眾不遠了。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馮玉祥能倒戈,他的部將當然也可以,馮玉祥為了自己的利益倒來倒去,受到馮玉祥價值觀“薰陶”的部將們做起這事來也是沒什麼心理負擔。在蔣介石的收買下,馮玉祥手下越來越多的人投靠了蔣介石,馮玉祥打著打著忽然回頭看,呃,我的人哪去了?馮玉祥打到最後,將自己打成了孤家寡人,在那年頭手裡沒有兵你就只能老老實實趴著,手裡沒有兵的話,想東山再起?簡直白日做夢。

馮玉祥沒有閻錫山會經營,這是馮閻在中原戰敗後擁有不同結局的根本原因。

閻錫山講道理真是民國時期為數不多的成功軍閥,不僅在搞軍事方面是好手,搞起政治來也是把好手,山西雖然曾經差點脫離閻老西的掌控,可是他硬生生憑藉自己在山西的威望穩定了局面。在經濟建設方面,閻錫山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將山西從“貧困戶”建設成為“模範省”,沒點斤兩還真做不到。在教育上,閻錫山也是不遺餘力地推行義務教育,陶行知更是稱讚閻錫山治下“山西是中國義務教育策源地”。閻錫山在山西威望高,也有民心,這是他能夠在戰敗情況下依然保持“土皇帝”寶座的根本原因。

馮玉祥被打成孤家寡人便是吃了不會經營的虧,總想著依靠投機投機來壯大自己的實力,就沒認真想過通過自己的發展來壯大自己。馮玉祥的地盤應該是比閻錫山的大,但是馮玉祥這人很怪,你說自己西北軍,按理說老巢應該在西北,你說西北荒涼不好發展,你搶地盤,可是搶了地盤你又不搞發展,你想幹嘛?北洋時期,老馮就盯著北京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他就盯著南京看;好像拿下北京和南京了就能掌控所有人似的,想玩“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馮玉祥越往後走越沒人心,後面直接是兵敗如山倒了。




輪船失火原因至今是謎。


吾與吾國

中原大戰,多方勢力縱橫交錯,勝者自不必多說,蔣介石、張學良,敗者如桂系李宗仁、晉系閻錫山都能東山再起,而馮玉祥卻再無翻身之力。

因為根基和背景不一樣,所以結果也不一樣!

晉系的閻錫山,之所以能夠稱一個“系”字,就說明閻錫山已經自成一系,如李宗仁、白崇禧之新桂系,如龍雲之於滇系。


而馮玉祥在辛亥革命中及之後的表現,可謂三起三落,多次倒戈,第一,沒有自己的根據地,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大戰中陣前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後被奉系和奉系聯合進攻形勢下被迫下野,赴蘇聯考察,1926年李大釗先後電請馮玉祥回國。1927年馮玉祥在多方支持下,成立了國民軍聯軍,就是後來的西北軍。但是1929年到1930年中原大戰距離西北軍建立前後也只有兩年左右,根基不深。

而且最主要的是,馮玉祥根本就沒有朋友,馮玉祥被稱為“倒戈將軍”那是有名的,據史學家分析,馮玉祥前後倒戈達九次之多,先後從背後捅過清政府、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郭松齡的刀子,在中原大戰的時候,捅的是蔣介石的刀子,像這樣的人,根本不會再有立足之地,北洋軍閥可以說是一個系統裡面出來的,大家打歸打,罵歸罵,過後都會握手言和,總體上來說還是有一定規矩的,但是馮玉祥鬧完就下死手。

比如在拉攏郭松齡反奉的時候,約定好郭松齡、馮玉祥、李景林三方一同出兵,結果馮玉祥趁機要奪李景林的地盤,導致郭松齡孤軍奮戰;比如和皖系不和,後來直接派人做了皖系的徐樹錚;和直系不和,陣前倒戈直接囚禁了當時直系老大曹錕,給吳佩孚氣的,寧肯不和奉系打了,也要乾死馮玉祥;北洋軍閥得罪了個遍,最後國共兩黨也得罪了,還有什麼立足之地。

另外,馮玉祥做事的風格,深得其部下真傳,比如石友三,前後倒戈七次,雖然沒有青出於藍,但是也被人活埋了,馮玉祥最後也死於暗殺(我認為的)。


閻錫山則不一樣,閻錫山一開始就是同盟會的成員,而且閻錫山從政以來一直主政山西,有自己強大的根據地和鐵桿粉絲。

閻錫山和馮玉祥幾乎是同時起步,但是在辛亥革命中,閻錫山的太原起義是成功的,馮玉祥的灤州起義是失敗的。而且,閻錫山每次政權交迭,勢力變化時,都能把握好時機,在袁世凱勢力強時,擁護袁世凱,在段祺瑞起來的時候和皖系稱兄道弟,在蔣介石北伐厲害的時候,就改組加入國民黨,閻錫山唯一一次不識時務就是和馮玉祥反蔣。

在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收編了馮玉祥的部隊,卻發現吃不下閻錫山的部隊,因此九一八事變後又請閻錫山回山西主政,經過和蔣介石的一次交手,閻錫山是明白了,不是老蔣的對手。因此,閻錫山得以東山再起,在山西繼續當他的土皇帝。


俗話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江湖上,有時候憑的不是功夫,不是打打殺殺,而是有人與你志同道合。在這一點上,閻錫山比馮玉祥做的好多了。


史論縱橫

中原大戰之後閻錫山之所以能東山再起,很快重新執掌山西,主要原因在於他有識人之明,晉軍內部夠團結;同時也要“感謝”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


閻錫山相比馮玉祥、張作霖這些軍閥,閻錫山在山西實行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山西本位主義。


閻錫山在山西,至少在軍事領域決不搞什麼“五湖四海”,相反,他堅決的任人唯親,正所謂“會說五臺話,就把洋刀挎”。


他這種做法有好有壞,壞的一面不消說,這種地域主義根本沒有辦法廣招天下英豪,也不會有英雄豪傑來投奔他的,事實上晉軍早期著名將領商震之所以在中原大戰後接受張學良的招攬,帶領晉綏32軍脫離晉軍這個小團體,最終效忠南京政府就和閻錫山這種地域主義分不開。


商震不是山西人,他是河北保定人。


順便說一句,32軍脫離晉綏軍序列後逐漸變成國家軍隊,師旅一級軍官裡幾乎沒有山西人的身影。


而閻錫山這種“任人唯親”做法好的一面則在於在晉綏軍內部有極強的向心力,甚至最後發展到不是“五臺人”進不了閻錫山核心圈子的地步,比如傅作義儘管可以稱得上閻錫山的徒弟,但由於傅作義並非“五臺人”而是山西榮河人,所以他一直沒有進入閻錫山核心圈子,再加上傅作義志存高遠,看不上安心“龜縮”在山西做土皇帝的閻錫山,所以最終兩師徒還是分道揚鑣。


說遠了,說回來,正因為閻錫山“任人唯親”,使得晉綏軍軍官團幾乎都是閻錫山的老鄉或者親戚,而閻錫山在平時對這些核心部下也很尊重,不像馮玉祥動輒罰跪什麼的,所以,晉綏軍軍官團對於閻錫山有一種樸素的,源自鄉里鄉親和血緣關係的忠心。


閻錫山中原大戰下野後,蔣介石不是不想拉攏肢解晉綏軍軍官團,但是毫無效果。閻錫山下野後故意讓商震做山西總負責,讓楊愛源擔任晉綏軍最高軍事長官,徐永昌副之,而之前說過,商震不是山西人,山西根本不賣他的賬,而徐永昌一來避嫌,二來也確實看不上閻錫山“不思進取”安心做一省之主的作風,於是乾脆自解兵權,這樣,山西軍政大權就落在了閻錫山同鄉,精通後勤練兵,拙於打仗的楊愛源身上,楊愛源成了閻錫山的替身。



蔣介石為了拉攏楊愛源也是廢了心血的,曾經給楊愛源90萬大洋的鉅款,想換楊愛源背叛閻錫山,結果楊愛源召集晉軍高級將領開會,公開討論怎麼分配這90萬,最後把分配結果電告蔣介石,蔣介石這才瞭解閻錫山對山西把控程度。


當然,如果沒有九一八事變,就算晉軍內部再團結也終究無用的,畢竟中原大戰後晉軍只有四個軍,其中兩個軍掌握在商震和傅作義手上,別說蔣介石,如果給張學良一些時間,張學良很有可能用武力解決閻錫山的五臺小團體。


但是對於閻錫山來說,“幸運”的是他趕上了長江大水災和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九一八之後,東北軍老巢被端,再無力圖謀山西;蔣介石注意力也不再放在北方几個省身上,而放在如何與日本外交上。


在這樣關鍵時刻,留學日本,和多名侵華日軍高級軍官有同學、師生關係的閻錫山成了穩定北方局勢的重要棋子,蔣介石也害怕如果對山西逼迫太厲害,閻錫山一怒之下率山西投降偽滿洲國,南京還真沒有什麼反制措施。


與其把閻錫山推向日本和偽滿,不如把閻錫山拉進南京,拉到抗日統一戰線裡來,畢竟閻錫山在山西威望依舊嘛。


所以出於兩方面考慮,在1932年2月,蔣介石再次任命閻錫山為太原綏靖主任,變相承認閻錫山“土皇帝”地位。


蘭臺

中原大戰大敗,馮玉祥輸的叮噹響,閻錫山還當上了山西土皇帝。馮的西北軍與閻的晉綏軍在中原大戰後的不同命運,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

第一:對部隊、內部把控力的不同

一般說馮玉祥部內部的分崩離析開始於二次北伐後,蔣馮戰爭,其實不是這樣,在1926年的馮閻戰爭中,國民軍戰敗,石友三、韓復榘就一度投靠閻錫山。到了中原大戰的時候,石友三已經單列為方面軍,韓復榘已經為對面。

相對而言,閻錫山對晉綏軍內部的控制力很強,在後來李生達有離心傾向,就被刺殺了。

對山西省,閻錫山有一套自己的治理方式,控制嚴密;馮玉祥在西北,後方經常變亂,馬仲英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戰爭形成的損失不一樣

中原大戰,晉綏軍敗退後,全師退回山西,軍政人物都在一塊商量對策。整個系統沒有受到大的損失。

(晉綏軍能保留下來,徐永昌功不可沒)

而西北軍傾巢東下,當時劉汝明就感慨在西北有一師都不會無歸路。戰後各軍有的歸中央、有的流隅山西。

第三:蔣張善後的方法不同

當然這還不夠,更關鍵的是中分天下的蔣、張善後方法,蔣對西北軍就是分而治之,比如調孫連仲南下江西,很難讓其形成一個整塊。

(蔣介石、張學良的善後方法很不一樣)

第四:後來的歷史境遇與選擇不同

閻錫山回山西不久後,遇到九一八,國難當頭,自然對其寬限。在回來後,閻錫山一心搞建設、做區域開發,擁護蔣介石中央。作為華北的戰略支撐點,自然是上下相宜。

(1932-1937年閻錫山的選擇,基本是他和白崇禧、馮玉祥命運的風水嶺)

馮一方面聯絡起兵,比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另一方面西北軍將帥自己坐大,更難以節制,諸如宋哲元在河北、韓復榘在山東,抗戰初,其任六戰區長官指揮不利就是明證。

總結:

基於如上原因,閻、馮命運不一致,但客觀而言,在亂世中如馮這樣才是常態,閻錫山這樣算是變態,很少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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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明粉

中原大戰,西北軍馮玉祥、晉系軍閥閻錫山,桂系軍閥李宗仁都敗給了蔣介石。那麼為什麼馮玉祥輸得一敗塗地,而閻錫山能夠繼續統治山西,東山再起呢。


馮玉祥的西北軍,因地處西北,部隊一貫比較貧窮,裝備落後,但以善戰聞名。他手下的十三太保石友三、韓復渠等將領,也以善戰聞名。但馮玉祥對待十三太保較為苛刻,與十三太保之間矛盾漸生。

有江浙財團做後盾的蔣介石,趁機大舉進行金元攻勢,以高官厚祿來拉攏賄賂馮玉祥部下。如十三太保之一的韓復渠,就被任命為山東省主席。


因此,馮玉祥手下將領紛紛率部叛變,投入蔣介石麾下。馮玉祥頓時成了光桿司令。“有兵才是草頭王”,沒兵的馮,也僅僅是隻是名義上的軍官將領罷了,從此一敗塗地,再也無法復起。

而閻錫山對部隊的控制比馮玉祥要強很多。中原大戰後,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仍在。閻錫山雖然通電下野,但仍暗中遙控指揮著部隊。代替閻錫山接手山西的楊愛源,對閻錫山忠心耿耿,蔣介石多次拉攏仍未成功。因此蔣介石沒有辦法,再次任命閻錫山為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正式東山再起,繼續掌控山西。



鳶飛九天2018

中原大戰,群雄逐鹿,是國民黨內部以左派代表汪精衛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張發奎等,反蔣地方軍閥與蔣介石展開的大戰,其意圖是奪取南京政府權力。結果以老蔣中央軍完勝,致使幾大軍閥敗逃的敗逃,收編的收編,紛紛下野。


閻錫山下野後,為逃避蔣介石的追殺,他託庇於日本人控制的大連,其在大連蟄伏期間,一面總結自己的從政經驗,一面遙控山西軍政大局,伺機而動,為其重返山西做準備。

閻錫山在大連時,用儒家思想中庸之道,總結了自己二十年的從政經驗‘中的哲學’,這為他以後東山再起起到了很好的理論指導作用。

而在他下野前,為了以後能夠回到山西,閻錫山也留了一手暗棋,他秘密將一封信交於忠於他的愛將,也是他嫡系中的嫡系楊愛源,要楊以他信中所說的佈置山西軍政,而後楊也如實照辦。
閻錫山戰敗後,其部隊被張學良改編為四個軍,而楊為三十四軍軍長,雖已改編,但楊一直卻是這幾個軍的核心人物,蔣為了拉攏腐蝕楊,多次以重金贈於,但都未得其成。這也是閻錫山能夠重新主導山西軍政的重點。


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看見國際形勢大變,覺得時機快成熟了,於是他偷偷買通飛機機師飛回大同,並輾轉來到老家繼續做準備。
九.一八事件,標誌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正式開始,一時全國各地抗日呼聲漸漸高漲,各地學生、群眾、愛國人士紛紛舉行抗日遊行,而山西學生在一次舉行抗日遊行活動時,遭到山西國民黨黨部的鎮壓,於是山西上下群情激憤,這時閻錫山覺得時機成熟,他密令楊愛源帶兵封鎖山西國民黨黨部,並逮捕其負責人。閻錫山充分利用山西人民對國民黨鎮壓遊行學生時,這一不滿情緒為鍥機,而兵變山西,一舉獲得群眾和軍隊支持,從而再次掌控山西軍政。這一逮捕也使的蔣介石充分感到閻錫山的力量還有如此之大。雖以下野但還能掌控山西。


而這時蔣介石在全國抗日情緒高漲之時,卻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立刻引來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和唾罵,使的他無法分心閻錫山重回山西,不得不與之妥協,重歸於好。而當時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見事不可為,也不得不以力不從心為由,退出山西。

閻錫山再次執掌山西軍政後,他立即以異地審判為由,將山西國民黨黨部人員送往鄭州,交予蔣介石派來接收的人,其目的不僅掩人耳目,而且還緩和了他和蔣介石之間關係。從這一可以看出,閻錫山比從前對蔣介石的態度已經開始改變。


其原因是,他雖能再次執掌山西,但是卻不能如從前一樣如臂使指,從而閻錫山改變策略,一面對蔣介石示之以好,一面大力發展山西經濟,以示自己不在窮兵黷武,不會威脅蔣介石的地位,事事都擁戴蔣的決策,並致電蔣介石,誓死追隨均座,為國赴難,為均座分憂,最終蔣介石看到閻錫山的服軟,而自己也是自顧不暇,於是蔣介石也就諒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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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話傳奇

1928年底,張學良實行東北易幟後,蔣介石著手開始進行全國軍隊重新“編遣”。由於蔣介石持有削弱地方軍閥、增強中央軍的私心,引起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戰爭由中國國民黨內北伐戰爭後失勢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衛聯合反共右傾西山會議派和國民黨軍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發起,意圖奪權挑戰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最終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中原大戰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軍閥混戰。


最後,張學良率領東北軍於1930年9月18日,入關武裝調停,幫助蔣介石打贏這場戰爭。閻錫山等被迫下野,自己原來職務全被免去、開出國民黨黨籍。然而,令人詫異的是隨後不久閻錫山重獲蔣介石的器重,逐漸照樣成為山西土皇帝。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由於蔣介石在華北地區地區需要閻錫山來多方幫助與制衡,另一方面閻錫山的言行契合甚至有力支持了蔣介石。當然,閻錫山自己出色的政治才能也是重新當上山西土皇帝的重要原因。

一、閻錫山的言行有力支持可蔣介石。(閻錫山有著準確的政治敏感性、看齊意識,摸準了蔣介石的內政外交的脈)閻錫山主張消餌內憂,以御外患。這與蔣介石所倡導的“攘外安內”政策不謀而合。閻曾於1932年和1933年致電:“今日救國不外兩端:一為發揮民族精神而奮鬥,一為保全國家領土而忍辱。無論何端,“均非內部切實團結難期實效”。“強鄰在側,有隙必乘,自腐不去,蟲生難免。自古未有國內不和,外侮能已者。前此之錯誤,大家應同警惕。今後之痛悔,大家應共努力。這裡既是建議全國要統一團結對外,同時也是反思以往教訓,表示與中央一致行動的決心。

二、閻錫山拒絕日本及親日分子拉攏。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對抗擊日本武裝進攻也作過建議和策劃。最為大家讚賞的就是極力維護華北統一在中國之內,而非日本鼓動分離。王揖唐曾寄信:“外交內部均已辦妥,擬以入宋哲元軍中,效馬廠誓師法,通電抗日驅張,只得公一諾,即行發動。”。閻終不為動,予以抵制。1932年春,韓復榘亦派人勸閻共攻天津以驅張,擁閻再出,不讓馮玉祥參加。閻答覆說:“豈可再生內江?且山東已在日人虎視中,若此正所以與敵以隙,國事更不堪問矣”。他堅予拒絕。1935年六七月,駐華武官高橋垣、日本陸軍省滿蒙科科長等先後到山西,勸閻參加“華北自治”。閻發表公開信揭穿其陰謀。

日本在策動華北獨立的同時,還策動內蒙獨立。國民政府為對付日本挑撥內蒙與中央關係,穩定內蒙局勢,1933年12月8日,內政部長於太原晤閻會商,蒙古自治政府組織原則,晉綏察三省皆同意。在日本策動內蒙獨立日益囂張時,1935年閻錫山曾與中央政府派來的特使三次會商。閻認為蒙古事件日趨嚴重,建議中央處置辦法如萬不得已時,可在察綏各設一蒙政會,以免一丟全丟。

三、努力勸止福建事變及西安事變,斡旋調停中央與地方關係。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閻錫山自始即持勸止態度。6月4日閻致電陳、李、白(崇禧):“弟深知政府決非不抗日者,前此之多方設法,亦欲為國家民族謀安全耳。以抗戰求生存,雖敗亦不致為民族留遺憾,歷史留非議。況尚有不敗之道存乎此,則政府當局不能不負之責任也。我輩身與國家同休慼,自不能不以此重責政府。然若事前未能內外一致,則禦侮之熱忱反演成招侮之事實,似非計之得者也。

閻錫山顯然站在國民政府中央一邊,說明政府並非不抗日,對政府措置有不當者可以進言,政府力量不足之處,可盡力扶助,更不便向中央直言者他可轉達。他強調全國要精誠團結,若內外不統一,則“禦侮之熱忱反演成招侮之事實”,非為得計。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楊虎城竭力想求得閻的支持,南京則倚重閻斡旋調停,閻之態度舉足輕重。閻氏責備張、楊“以救國之熱心,成危國之行為”.要他們慎重考慮如何處置善。

閻拒絕“華北自治”,蔣讚揚他深明大義。兩廣事變、西安事變中,閻均為南京所依賴進行調停斡旋的重要人物。蔣對閻器重倚仗有加,遇有重大決策向他徵詢。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詢閻“此事應如何應付?”閻覆電:“山意對方利用形勢,野心暴發。我方必須有抗戰之決心,或可有和平的希望。”蔣批示:“尊見先獲我心。當在不求戰而必抗戰之決心下努力一切。”著名學者李雲漢認為,蔣同閻意見一致,於抗戰決策實具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注引此書簡稱《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第五冊。

朱言論史問答團隊·趙士見撰稿


朱言論史

中原大戰中,閻錫山於1930年(民國19年)9月9日9時9分在北平宣誓就職所謂“國民政府主席”,據說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是他根據《易經》中的“九五,飛龍在天”是大吉大利之象的意思,刻意湊出5個“9”,以應封建帝王的“九五之尊”的含義。

迷信中有嘚瑟,嘚瑟中有愚昧,所以9天之後他倉皇通電下臺,就顯得特別狼狽和丟臉。但是,相比馮玉祥的一蹶不振,中原之戰後的閻錫山只不過經歷了一些小波折,還是繼續當山西土皇帝。

要問原因,總的來說,答案很簡單,那就是:馮玉祥沒有地盤,閻錫山有地盤。

但是延伸開去還有進一步的問題。

很多朋友提到了馮玉祥獨行無友、馭下無方,但是假設馮玉祥是一個在部隊中凝聚力更強一些的軍閥,是不是能夠繼續擁兵自重打出一塊安身立命的地盤呢?

回答是當然不排除這種可能,但或許還是比不了閻錫山。因為,地盤和地盤不一樣。

閻錫山能夠盤踞山西,笑看從袁世凱時代開始的民國風雲幾十年,主要還是在地盤上的經營方式和力度不同。

長期以來,山西窄軌鐵路(當時山西境內的正太鐵路幹線採用的是法國型 1米窄軌,而不是全國統一的1.435米寬軌)一直是人們笑話閻錫山固步自封、小氣巴拉的話柄。但實際上這是清代借法國貸款利用法國工程技術修築正太鐵路的遺留問題,和閻錫山無關。這且不論。

從山西閻錫山時代的紙幣樣式其實就頗反映問題:

山西的貨幣,有山西省銀行發行的,有下一級行政區劃發行的(包括有縣村級的信用合作社),從中可以由小見大——山西當局通過這些信用社,把財政的毛細血管深入到農村基層,通過信用社貸款,小農借貸贖買方式的漸進式土改,構建起了以中小自耕農為基礎的,宗族地緣為紐帶的鄉村基層制度,加強了晉系軍閥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控制。

從後來土改的視野看,上述做法當然既不徹底,也有一定的欺騙性。但惟其有這樣的欺騙性,使得以閻錫山為代表的晉系軍閥在一定程度上構建起和其他軍閥有所不同的超穩定結構,這是閻錫山能夠儘量不捲入軍閥混戰而“保境安民”的基礎,也是其對付蔣介石當局和各方勢力的籌碼。


談古論金

前面有很多大佬都說了馮玉祥為什麼不能東山再起,而閻錫山卻能再次翻身的原因。比如說閻錫山實行山西本位的制度,導致蔣介石根本滲透不進來;而馮玉祥卻因為頻繁倒戈,導致對自己的部隊控制力太差等等。

這裡個人還有一點點其他的想法補充一下,不知道對不對,歡迎各位大佬指正。

閻錫山之所以能東山再起,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不過我認為蔣介石之所以沒對閻錫山趕盡殺絕,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二者有著共同利益。


說白了,蔣介石和閻錫山都是代表著舊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於共產黨都非常不感冒。蔣介石和閻錫山之間其實是個利益共同體的關係。

馮玉祥和閻錫山不同,馮玉祥早些年認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參加過北伐戰爭。後來就值西北軍的時候,又接受過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有點曖昧。再後來內戰時期,馮玉祥又組織過民主黨派。


因此,馮玉祥並沒有和蔣介石保持著共同利益,蔣介石更不能容忍馮玉祥和共產黨之間的密切聯繫,說白了他們就不是一路人。自然,蔣介石不太會給機會讓馮玉祥再次執掌軍隊。

以上,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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