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被提名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这个最知名的标签却没能改变它的冷门，IMDB仅5000多人评分。但是7.8的得分意味着它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原因被忽视了，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部影片的成色其实超过了这届奥斯卡的某些获奖影片。
导演齐德·多尔里的名字对很多观众来说是陌生的，即使《羞辱》已经是他执导的第四部剧情片，并且除了奥斯卡提名，它还获得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提名，但更容易让观众构建起对这位黎巴嫩导演认知框架的，恐怕还是他早先的工作经历——曾以助理摄影师的身份参与了《低俗小说》《落水狗》和《杀出个黎明》这几部著名影片的制作。
《羞辱》采用见微知著的视角，以小切口进入，开始于两个男人之间看似不起眼的争端。故事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居民托尼是黎巴嫩基督徒，因为阳台排水管的修缮问题和工程师亚西尔产生矛盾，两人从语言摩擦到肢体冲突，引发了法律纠纷，而矛盾的根源直指亚西尔的身份——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一个穆斯林。事件从两个人的争端逐渐演变升级为一场轰动全国上下、涉及中东多个国家问题争端的动荡，而这背后又裹挟着历史的腥风血雨。贝鲁特也是导演齐德·多尔里从小生长的地方，影片最初的构思正是取材自他自己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故事。影片完成后，导演最担心的就是影片庞杂的政治、历史背景会不会对观众理解剧情造成困扰。以笔者的观影经历来看，中东很远，人性很近，人类共通多过国情差异的疏远，但了解一下相关国家的历史背景，对于更透彻地理解人物动机，领悟影片内涵，是有重要意义的。
为什么是黎巴嫩？这个国家由于地理环境的独特性，自古以来就是各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的避难所。这里教派众多，最主要的两个教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庭抗礼，矛盾深远，并直接导致了1975年的内战，这场内战断断续续持续了16年之久。1982年的种族清洗事件“贝鲁特大屠杀”导致上千巴勒斯坦人丧命。几次中东战争造成大批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更是不断冲击着这里原本就脆弱的宗教格局。《羞辱》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基督徒托尼因为穆斯林亚西尔骂出的“混蛋”感到备受侮辱，亚西尔因为托尼脱口而出的一句“如果沙龙从一开始就灭绝你们多好”而忍无可忍，这其中不仅是信仰之争，还有种族间的对峙。
同时，由于和基督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历史渊源，黎巴嫩又是中东地区最西化的国家之一，再加之导演本人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让这部影片呈现出有别于典型中东电影的样貌和气质。齐德·多尔里曾就读于贝鲁特的法国学校，在18岁时移居美国，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时正值黎巴嫩内战时期。在美国参与电影拍摄工作的经历让他对好莱坞模式进一步了解。美国“9·11”事件之后，齐德·多尔里回到黎巴嫩贝鲁特从事电影制作，好莱坞模式的印记在这部《羞辱》中随处可见，布局谋篇规整，严丝合缝地依循电影剧作原理，重视视听语言的互补和相辅相成，用细节制造悬念并扩展影片的厚度。虽没有创作手法上的突破，但整部影片的完成度很好，将历史、政治、种族、宗教交织进一场升级的争端当中，又兼顾了对法理与人性的思考。
片中层层递进，抽丝剥茧的手法将两个种族之间的仇恨从两个人的恩怨中放大、具象起来。来自巴勒斯坦的亚西尔生活颠沛流离，作为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无法获得平等的权利，更不要说足够的尊重，他一直力图通过努力工作获得认可，改善生活的境遇。托尼经营一家修车行，有属于自己的寓所、即将诞生的宝宝，这生活看似美满，但托尼一直无法从童年记忆里达穆尔屠杀的阴影中摆脱，他甚至无法面对自己的故乡。片中用大量符号化的表达构架起纷乱的一面，例如海洋一般此起彼伏的黎巴嫩国旗、长枪党党魁演讲台背后硕大的国徽、巴希尔·杰马耶尔反复出现的极具煽动性的演讲，还有托尼修车行边的圣母像、修车行玻璃上被喷涂了象征犹太复国主义的六芒星等等。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事件当中，两个种族都曾充当过刽子手，两个种族的人民也都曾遭遇灭顶之灾，然而真相和是非在这里无法得出公允的判断。托尼和亚西尔都有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又没能阻止伤害的再次发生，那么他们的疼痛还能不能医治？
影片结尾，已经上升到国族与信仰之间的争端，又回归到两个男人身上，法庭内外，他们都获得了内心的释然，硝烟弥散远去。有人将其解释为，是人性弥合了一切。这种正能量的理解，不失为影片鸡汤功效的放大。但仔细想来，电影要讲述的似乎还更多些，人性并不是生命疼痛的万能解药，尤其是对那些被历史的惊涛玩弄于股掌的卑微个体而言。人性可以是你执意变身“杠精”，身赴万劫不复之前，突然想转身回岸时能拉一把的那根绳；人性也可以是万劫不复。
明天无从预测，活着又注定将承受更多的疼痛。和《羞辱》类似的题材，很多电影和纪录片都曾碰触过，其中很多作品直击内心，虽然历史的死结并没有因此松动，但敏锐的镜头会记录下这份痛楚，继续追问下去。或许有一天，文明的演进能够做出回答。
文| 梁坤
本文刊载于2018年06月15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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