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极端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情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革命、指导工作。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共进行了17次比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从风云突变的1929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多次到闽西，不仅亲自主持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辛耕别墅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古田会议、闽西一大、南阳会议等，而且还进行了7次较长时间和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从而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调查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论著，对中国革命道路、党和军队建设、党的思想路线及其根据地建设进行了科学概括，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油画）

毛泽东极端重视调查工作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表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这是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一页）说的一段话。

善于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基石。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才能获得改造中国的良方。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每到一处，就查阅地方志书，了解当地历史；阅读各种报纸，掌握时事政治；搜集军事情况，调查敌情敌况；而召开调查会，则是他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策略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1929年，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设于新邱厝

毛泽东重视行军途中调查：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到闽西、赣南一带迂回，以牵制敌军的行动。毛泽东就布置曾志做调查工作，给一张表。表的内容大概是当天行军从什么村庄出发，经过什么村庄，村里有多少户人，是砖瓦房屋还是土砖破旧房屋。村子靠山、靠水还是靠大路，山的高矮、树木的多少，周围田地作物是些什么，土地的亩数，村子的贫困情况如何，村与村之间有多远的距离，地势地形情况如何等等。每天出发前，曾志都召集直属队宣传员，按照表的内容布置调查，宣传员随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一面调查，一面写标语，一到宿营地，宣传员马上把调查情形记下来，集中时口头上讲一讲，然后曾志把宣传员记下来的和口头上讲的，每天到宿营地向毛泽东汇报。有时毛泽东还当面交待明天行军途中还应调查了解的事情。如果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两、三天，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同志和连队宣传员，则要分头到群众中去做调查，访贫问苦。先到房屋最破旧的家庭去访问、宣传，首先了解村子里最富最坏的是谁，最苦最穷的是谁，了解气候、年成，了解租佃、借贷、买卖、流通等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做了什么群众工作，都向毛泽东汇报。除了打仗，每走一程，就要调查了解一程。

毛泽东还创造性地将调查研究应用于红军游击战术之中，把调查同宣传工作、打土豪、筹款等列为红军的重要任务。“游击部队到达某地之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这样才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是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调查的内容大至为阶级分化与阶级比例，普及土地、房屋、财产占有状况，小如土特产品与市场物价，十分周祥。红军指战员认为这是“一个极为有趣味的工作”。

毛泽东重视向报纸杂志作调查：毛泽东特别重视报纸，看报纸非常仔细，连报纸中间的小广告和寻人启事都不放过。红军每到一个有邮政局的镇子，第一大任务是去邮局找报纸杂志。为了找报纸，有一次派了两个连，打进一个城里去取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大事，也可以了解一些国外大事，从中发现军阀之间的矛盾，了解军阀混战的情形，分析敌军的行动方向等。毛泽东常常把报纸看作军队行动的指南。

才溪乡光荣亭

毛泽东重视召开调查会：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毛泽东极为重视召开调查会了解情况，收集资料。1929年，毛泽东病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苏家坡休养，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召开了很多调查会。在他住的屋檐下，放一张四方桌子，一大壶开水，几个饭碗，他分头请一些乡亲们谈话，每次人数五至六人，他请雇农、佃农，也有中农，谈种田，谈收成，谈生活，谈过去和现在对比。毛泽东要谈的，都是农民们日常很熟悉的事，你一言我一语，甲谈乙补充，商商量量，无拘无束，好像是在谈家常。毛泽东要调查的都得到了，而农民们很高兴，他们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毛泽东还找商人谈，他总是提出各种问题，启发和引导他们高高兴兴地讲。毛泽东在闽西时期召开了许多调查会，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重视向熟悉情况的干部做调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期间向邓子恢、张鼎丞、古柏、曾山等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把握决策分寸。有一次，毛泽东和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田野散步，毛泽东问邓子恢：“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邓子恢沉默良久。毛泽东指着田间劳动的群众笑着说：“我看领导者没啥子大不了的本事，他的任务就是为群众当好传达员，把劳苦工农的要求带到领导机关，分析研究，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再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这不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体现吗？

毛泽东在闽西进行调查的概况

毛泽东在闽西的社会调查，较长时间的有七次，长到四五个月，短则十几天。涉及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根据地建设及红四军等问题。目前，毛泽东在闽西的调查已经形成材料的就有10个。包括《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南阳会议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

　1929年6月19日摄于闽西龙岩城的照片，从右到左分别是陈毅、毛泽东、谭政、朱良才

2．1929年7月中旬，毛主席在闽西一大召开前与参加闽西一大的部分代表进行交谈后，发现他们对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便向邓子恢建议，把代表分散到各地去进行一个礼拜的调查。这期间，毛主席还亲自主持各种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闽西一大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作准备。7月20日，闽西一大正式开幕，毛泽东出席大会指导。会上，他代表前委作报告，指出了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

中共闽西第—次代表大会

3．闽西一大后，毛主席在上杭、永定农村进行了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贯彻落实闽西一大会议精神，指导永定、上杭建立苏维埃政府，指导闽西特委培训干部，倡导创办贫民小学。

4．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听取了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在新泉整训期间，召开农民调查会、士兵调查会，在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毛泽东从“望云草室”到农家村舍，从部队驻地到练兵场上，召开了一个个座谈会，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的思想、政治状况，对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梳理分析，对如何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广泛听取官兵的意见，为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5．1930年5月，毛主席在江西寻乌调查后，率领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在武平主持召开区、乡苏及赤卫队干部和活动分子调查会，并于6月第一次进入上杭才溪进行社会调查，推动了才溪农业合作社运动，使才溪乡的互助合作组织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农业合作组织。

7．1933年11月下旬，为了总结典型经验，推动全面工作，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在完成了江西兴国长岗乡的实地调查后，又风尘仆仆来到了中央苏区模范乡———才溪乡进行调查。调查了解了才溪乡在扩大红军、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模范事迹，以便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全局工作，同时为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一行在才溪列宁堂住下的当晚，就开始了调查工作。他怀着满腔热情，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找来区乡苏维埃干部、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召开各种调查会。毛泽东根据事先列出的提纲，口问手记，平易近人地与代表们展开热烈讨论，鼓励大家干革命坚决勇敢，不怕牺牲；要搞好物资交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要搞好生产，保证群众吃饱穿暖，建设根据地，保卫苏区政权。除召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访问。经过10多天的调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素材，并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文，从7个方面总结了才溪乡的先进经验。称赞“才溪乡在成年青年男子成群的出去当红军工作后，生产超过了以前百分之十，荒山开尽，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的改善到百分之百以上”。强调“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毛泽东郑重地指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人生产了。”1934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将《才溪乡调查》连同《长冈乡调查》两本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代表，并在大会上号召全苏区向才溪乡和长冈乡学习，搞好根据地建设，发展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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