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愛因斯坦是否說過這句話，但這句話是沒有問題的，中國的先賢沒有走上科學的道路的確並不令人奇怪。
中國的先賢，如諸子百家，他們所關心的命題，更多的是“人事”，或者用近代社會科學的分類來講，屬於“倫理學”的範疇。
而自然科學所關心的，更多的是“物和理”，以物為研究對象，探尋背後的規律和原理。雖然現代醫學以“人”為研究對象，但也是將人“解剖”了，當作“物”來看的。因此，古代先賢，並沒有研究自然科學的興趣。唯一打了一點擦邊球的先賢是墨子，對光學有一定的發現，但對於整個墨子學說而言，“人事”方面的“兼愛、非攻”才是重點。
此外，由於興趣在“人事”，中國先賢建立學說體系的時候，比較喜歡大而化之，也不注重邏輯思辨，更要命的是，幾乎所有的先賢，都存在概念不清的問題。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但卻沒有清楚的說明，什麼是仁，什麼是義，反倒見仁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老子將這一點發揮到了極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不告訴你什麼是道。
對於自然科學來講，首先就得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不然一切都成了空中樓閣。
但我們不能責備我們的先賢，他們有自己的興趣點，選擇了一條與自然科學並行前進的路。和自然科學一樣，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同樣推動著世界文明的進步，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會繼續推動。
自然科學解決了“人與自然”的問題，而我們的先賢，則為解決“人與社會”與“人與自身”的問題提供了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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