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否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的确并不令人奇怪。
中国的先贤，如诸子百家，他们所关心的命题，更多的是“人事”，或者用近代社会科学的分类来讲，属于“伦理学”的范畴。
而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更多的是“物和理”，以物为研究对象，探寻背后的规律和原理。虽然现代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但也是将人“解剖”了，当作“物”来看的。因此，古代先贤，并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唯一打了一点擦边球的先贤是墨子，对光学有一定的发现，但对于整个墨子学说而言，“人事”方面的“兼爱、非攻”才是重点。
此外，由于兴趣在“人事”，中国先贤建立学说体系的时候，比较喜欢大而化之，也不注重逻辑思辨，更要命的是，几乎所有的先贤，都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但却没有清楚的说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反倒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老子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不告诉你什么是道。
对于自然科学来讲，首先就得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然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
但我们不能责备我们的先贤，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点，选择了一条与自然科学并行前进的路。和自然科学一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推动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继续推动。
自然科学解决了“人与自然”的问题，而我们的先贤，则为解决“人与社会”与“人与自身”的问题提供了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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