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史參考》2011年第12期
作者｜李廣厚 劉璞元 姚素芳 李響
原題《中蘇交惡下的邊境小城》
中蘇兩國關係發展到1969年走到最危險的地步，戰爭一觸即發。3月2日，蘇聯邊防軍侵入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打死打傷中方邊防人員多人，中方被迫自衛還擊，雙方發生武裝衝突。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說：“我們要準備打仗”，矛頭直指蘇聯。10月18日，林彪口授了四條緊急戰備指示，隨後被整理成“林副主席指示（一號命令）”，迅速傳達到全軍各大單位。
林彪的“一號命令”本來是保密的，但在“文革”那個特殊的時期，許多秘密是保不住的，即使是軍事秘密。有的革委會主任向地方作了傳達，很快，林彪的“緊急指示”被連夜刷成大字報貼到街上，群眾慌了，有個別省鬧得很厲害。
姚素芳：“老毛子”亦敵亦友，是一個關係複雜的近鄰
現年78歲的姚素芳回憶，1969年，她所居住的邊境小城黑河的街頭巷尾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老毛子又要打過來了。”
“老毛子”原是黑龍江地區對沙俄侵略者的貶稱。黑河對岸的布拉戈維申斯克，俄語意為“報喜城”，那裡本是中國領土，原名海蘭泡，1900年，沙俄製造“海蘭泡慘案”，將當地5000多中國人驅趕至江中屠殺殆盡，僅有幾十名百姓僥倖泅到對岸的黑河地區。從那時起，“老毛子”這個稱呼在黑河地區始終延用，無論對岸的人是 “蘇聯老大哥”還是“蘇修”，黑河人一直叫他們“老毛子”，感情色彩並不明確。據姚素芳介紹，黑河的許多方言都來自於俄語詞彙，衣著、飲食習慣也受俄羅斯深刻影響。
20世紀60年代，黑河多次遭遇蘇聯方面的挑釁和襲擾，從1965年就開始，蘇聯直升飛機先後十餘次侵入黑河上空，汽艇、炮艇多次非法越境，1968至1969年，蘇聯部隊甚至幾次越境綁架中國公民。然而，黑河百姓對於蘇聯的這些襲擾行為可以說“習慣了”，在姚素芳童年的記憶中，“他們（蘇聯人）過來搶東西簡直太隨便了，小時候我家就住在江邊，一旦聽見江上響起汽艇的隆隆聲，就知道老毛子又來了，家人就趕緊躲起來，等到老毛子搶了東西走掉才敢出來，他們主要搶雞、鴨、豬等牲口，老毛子那邊好像很缺吃的。另外，年輕婦女一定得藏好，老毛子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抗日戰爭後期，蘇聯紅軍來攻打日本關東軍時，黑河百姓主要提防的是蘇聯紅軍，而不是日本鬼子。”
對於黑河人來說，很難說“老毛子”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只能說，他是一個關係複雜的鄰居。
地委幹部不想撤也得撤，不是地委幹部想撤也必須留
1969年3月，在黑河南部的珍寶島上，中蘇發生了武裝衝突，一時間，全國盛傳著“蘇修亡我之心不死”，掀起戰備高潮。姚素芳的大女兒於靜參與了“人防工程”建設，她回憶：“當時我正在上中學，黑河地區響應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學生們都要參加挖地道，挖地道無人指揮，哪裡可以挖，哪裡不能挖，大家都不懂，就是按照命令拿著鐵鍬滿城隨便挖，有的單位把辦公樓的地基都挖壞了，造成房屋的倒塌和斷裂。”
1969年秋，根據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提出的“我們要準備打仗”的指示和林彪的“一號命令”，黑河地區革委會由黑河鎮遷至黑龍江省內地城市北安，地區直屬機關家屬遷至龍鎮農場。當時姚素芳36歲，家中有一個年邁的姑媽和三個孩子，她回憶到：
1969年時正是“文革”時期，地委書記及整個領導班子都被打成“走資派”，另成立了革委會領導地方事務，原地委直屬機關單位也都撤消了，按行業整合，成立了5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原在工業部門工作,被分到第四學習班，工作都不幹了，整天就是搞政治學習，以及成立各種“專案組”清查干部等等。
當時的黑河行政區劃分為黑河地區、愛輝縣、黑河鎮三個級別，按照地革委規定，地革委及其直屬五大學習班的機關幹部必須搬走，而愛輝縣職工要留守本地不許擅離崗位。因此我可以搬，但我愛人不能搬，她在副食品商店工作，是縣屬單位。於是我們商量決定，我帶上兩個大兒子搬走，我愛人帶著還在吃奶的小兒子留在黑河。
我愛人留在黑河後，被黑河軍分區抽調，參加“動遷辦公室”，負責動員“危險分子”搬遷。
哪些人是“危險分子”呢，比如“右派”，比如中俄混血的人——我們習慣叫做“二毛子”。當時的說法是，一旦打起來，這些人都是容易“投敵”的，不搬的話動員甚至強迫他們搬，不過基本沒有強迫搬遷的情況，這些人本來就很擔心自己的“政治歷史問題”，地革委說要讓他們搬，哪敢不服從。地革委專門成立了一個“搬家辦”，提前通知各戶收拾東西待命，幾天之後派人開了大卡車過來搬運。黑河到北安的公路上，每天都有卡車車隊，浩浩蕩蕩。不久之後，整個黑河機關幹部人家都搬走了，空出很多房子，一到晚上，街上空空如也，那時也沒有幾盞路燈，一派肅殺恐怖的氣氛。
那時的人家都比較貧窮，沒什麼家當，一輛卡車裝一家的全部東西綽綽有餘。人們都很節省，不僅搬走全部傢俱，連煤和木頭柈子（即柴火）都拉上了，畢竟家裡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木頭柈子確實算得上財產的一部分。
龍鎮是個很小的勞改農場，沒有足夠的房屋，為了安置大批黑河搬遷過來的人家，只好把原來勞改人員的泥草房騰出來，這種房子透風漏雨，搬到那裡的兩年生活非常艱苦。
姚素芳對龍鎮的艱苦生活體會更深：
到龍鎮一看，農場空出來的房子原來是給勞改犯人住的，屋內沒地板，土地露在外面，整個房間沒有隔斷，進門就是一個大通炕，旁邊有簡單的灶臺。我帶著姑媽和三個孩子，一家五口睡在一個大通炕上，搬去不久就入冬了，凍得要命。
房子背面是一大片荒地，再遠處是墳地，到晚上還有狼出沒，嚇得我們根本不敢出門。兩個姑娘到龍鎮後都轉學併入龍鎮農場的學校，上學要走十幾里路，途中還要經過那片荒地，當時兒子7歲了按理說應該上學，但是他太小，沒法徒步走那麼遠，只好先不上學在家由我姑媽照看，直到9歲搬回黑河才上學。
姚素芳的二女兒於巖回憶說：龍鎮農場的中學是個非常小的學校，一個班也就十幾個人，我們黑河地委幹部的子女一下子全轉學過去，把那個小學校都脹滿了，班裡擠滿了學生。
姚素芳說：最要命的是搬去龍鎮後，各家各戶的孩子都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症狀，我家二姑娘沒事，大姑娘和小兒子身上長滿膿包，開始只是起些小疙瘩，後來越長越大，又疼又癢，孩子難受得整宿折騰，睡不著覺。搬到龍鎮不久，我又調往黑河地革委工作，革委當時是在北安，不在龍鎮，所以我每週一至週六要在北安上班，週日回龍鎮，當時我老伴在哈爾濱參加學習班，一家老小三地分居，那段日子過的很不容易。
就在姚素芳、李廣厚等地委幹部為背井離鄉感到痛苦時，被這次搬遷行動排斥在外的百姓懷著十分擔憂的心情抱怨：“地委的幹部都跑了，把人民留下來打人民戰爭。”當年黑河雷鋒小學的喬老師就是其中之一，她回憶：
（戰備搬遷前夕）學校的學生每天都在減少，家裡有點門路的都把孩子送出黑河了，後來學校都沒幾個孩子了，就把班級合併了，我還在堅持給這些孩子上課。好多鄰居跟我說，就算你走不了，也好歹把自己家孩子送出去，可我往哪送呢，我家在內地幾乎沒有什麼親戚。我的兩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在上小學，後來我囑咐孩子們，萬一打起來，媽媽得到學校組織疏散，你們就跟著鄰居的叔叔大爺跑，等打完了再回來找爸爸媽媽。我給孩子們打了行李包，告訴他們一旦打起來了就帶著行李趕緊跑。
1969年6月18日，愛輝縣成立戰備領導小組，縣革委會主任李光弟任組長，李光弟經常發表講話，安撫愛輝縣的職工，讓我們不要跟地區幹部攀比，安心留守在工作崗位上。可是大家心裡怎麼能平衡呢，當時人們都說，黑河地委幹部連家禽和柴火都裝上卡車帶走了，咱愛輝縣的職工和家屬還不如地區幹部家的雞鴨豬狗。
是受戰爭形勢所迫，還是遵從領導號令？
在喬老師的丈夫劉璞元看來，恐慌是大可不必的，他認為仗打不起來：
1965年，我32歲，調往中共黑河地委，因任地委書記王釗的秘書，“文革”中成了“保皇派”。1969年，我被派往黑河北部的呼瑪縣參加整黨宣傳隊，剛調去一個多月，黑河就掀起備戰撤退高潮，地革委發來通知，夫妻雙方都是地委幹部的，趕緊回去搬家，一方是縣委直屬的，就地留守。整黨宣傳隊的幹部幾乎全是屬於前一種情況，他們接到通知馬上就回黑河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公社。因為我愛人是愛輝縣管轄的小學老師，我家是不能搬的。
我留守期間，公社在上級統一領導下，領著各個大隊的農民到山裡建“小三線”，即戰略後方，要設在不太好找的地方，一旦打起來了，老百姓就撤到那裡。農民根本沒心思搞三線， 那時正是秋天，小麥還在地裡等著收割，農民也就是應付一陣，在山裡搭幾個窩棚建幾個地灶。當地人似乎不在乎蘇聯人打不打過來，老一輩人1900年都經歷過“庚子俄難”，老毛子一走一過無非是搶些東西，邊境的百姓對所謂“戰爭”習以為常，都覺得就算打起來日子還是照樣過，犯不著為了建三線耽誤了收莊稼。
我當時認為，仗是打不起來的，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說明要打仗，都說蘇聯在邊境佈置重兵，哪裡看得見，恐怕都是謠傳。1979年那次備戰比1969年傳的還嚴重，也不過是虛驚一場，還鬧了不少笑話，有一次蘇聯那邊幾臺拖拉機犁完地拉到江邊洗刷，被黑河這邊“偵察”到了，報告說蘇聯方面四臺坦克已抵達邊境，用望遠鏡仔細一看竟然是拖拉機。1969年備戰期間也傳出了不少捕風捉影的傳言。
現在再來看那次戰備搬遷，與其說是戰爭形勢逼的，不如說是上層命令導致的，是林彪發出了“一號命令”，指示全軍進入戰備狀態，命令層層下達，到了基層就演變成一場大搬遷。“九?一三”事件後，“一號命令”成了林彪的罪狀之一，說是他揹著毛主席搞的“篡黨奪權的預演”，但後來的研究已經證實，林彪發出戰備指示毛澤東是知情的。
李廣厚與劉璞元持相近的看法，他回憶說：
當時我和一些同事聊天，大家都認為，仗打不起來，我們認為這次搬遷是內政外交的需要，從外交上看，中蘇兩國交惡，備戰是國家決策，搬遷的命令是省裡下來的，省裡自然也是接受了中央的命令，不管是不是真的要打起來，我們都得搬；從內政上看，當時國內“文革”搞的非常嚴重，工作也不幹了，課也不上了，整天搞運動、搞鬥爭，斗的人心都散了，備戰成了凝聚人心的一種手段。
黑河地革委從黑河搬到北安，後來又認為北安不安全，搬到嫩江。據劉璞元回憶，1971年2月28日，地區直屬機關部分黨員幹部給省委上書，反映黑河地區機關搬了兩次家，“國家受損失，工作受影響，幹群意見大”的情況，要求黑河地委搬回原駐地。劉璞元在查閱地區史過程中發現了這封信：北安、嫩江遠離邊境，一旦戰爭開始，地委難以指導邊境戰事……地委移駐嫩江，搬遷安置花費1500萬元，需要黑河地區幹幾年才能填補開支，對地區工作會有很大影響，回黑河有利於節省開支。請省委派人調查，及早決策。
省委很快批覆，要求黑河地委搬回黑河，1972年後，地委機關陸續又搬了回來。劉璞元認為，這次戰備搬遷實際是一次錯誤的決策，“折騰這麼一趟，勞民傷財”。
姚素芳一家回到黑河後，發現原來的住房已經被人佔領，一家老小隻得分散地寄居在親戚家裡，直到單位再次分房才得以團聚。原來，戰備期間很多留在本地的人趁機“串房”。那時的房子都是公家的，私人沒有產權，機關幹部“逃跑”之後，空下的大量房屋被默認為公用的無主房，留守的人看哪間好就撬鎖進去，把自己家搬過來。據劉璞元回憶：“趁戰備期間串房沒人指責，反正大家都這麼幹。但是我沒有串房，雖然我們家的房子在棚戶區，很小很破舊。戰備結束後，很多人說我傻，既不跑，也沒趁機撈個好房子。1972年，搬遷居民陸續回黑河了，原來的房子都被佔了，政府只好又重新蓋了一批房子。於是也有人說，備戰搬家也不是白折騰，無論是留守的還是搬走的，最後都落了一套新房子。”
在姚素芳二女兒於巖童年的回憶中，黑河的王肅公園在1969年戰備之前有多種動物可參觀，兩次戰備過程中，猴子、孔雀等小型動物被送到外地動物園“避難”，再沒送回來，大型動物如黑熊、狍子等，則被就地宰殺。從此以後這座公園的生氣再沒恢復過來。王肅公園的變遷是黑河地區各項產業的縮影，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蘇兩國之間政治對立、軍事對峙，黑河居民兩次撤退內遷又遷回，不安定的環境和氛圍嚴重阻礙了發展。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中蘇關係再次緊張，黑河地區進行了第二次戰備搬遷，那一次搬遷的損失比1969年更大，疏散人口最多的黑河鎮45天內共領取糧票430萬斤，超出正常量的4倍，鎮內居民養豬由1535頭下降到550頭，鎮內出現大量居民領取存款、領取糧票、殺豬宰雞的混亂現象。
20世紀80年代以前，站在黑龍江江心島上眺望兩岸，可以明顯地看出江北蘇聯高樓大廈煙囪林立，而江南中國一派蕭條，這種局面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扭轉，隨著蘇聯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兩岸的面貌幾乎完全調換了位置。
閱讀更多 鄉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