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中記載了一個春秋時期著名的故事：衛國第十八任君主衛懿公喜歡鶴，甚至給這些鶴祿位，遭致臣民怨恨。他在位八年後的魯閔公二年（前660）冬十二月，北方的狄人入侵，將士們拒絕作戰，衛懿公因此國破人亡。
此事一直以來被視為荒淫亡國的典型，明初劉基所著《郁離子》中有一篇《好禽諫》，從儒家的邏輯認為，國君喜好禽獸，是捨本逐末，長此以往必定損害國力，衛國由此而亡。劉基所生活的時代距離衛懿公已有兩千年，裡面的很多細節從未見於此前的文獻，《郁離子》中的篇什也往往類似寓言，不可據以為事實，但卻很好地表明瞭儒家對此事的觀點。“好鶴亡國”作為一個道德教訓，深合儒家訓誡，《尚書》所謂“玩物喪志”，統治者不修德勤政，向來被認為是災禍之本，因而歷代的亡國之君看起來都道德可疑，在歷史回溯時常又強化了他們的負面形象。衛懿公和周幽王都因荒唐之舉被夷狄亡國，這種敘事本身強調了慎德始終的重要性。
“失德”之所以造成“失國”，是因為戰國以降的儒家正統觀念認為民心向背是王朝盛衰決定性的因素，即孟子所言“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在清末蔡東藩所著《東周列國志》第二十三回說：“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於車前，號曰‘鶴將軍’；養鶴之人，亦有常俸。厚斂於民，以充鶴糧。民有飢凍，全不撫卹。”這些當然都是小說家的想象與渲染，因為最初記載其事蹟的《左傳》中僅有一句“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恐怕也很難說這就是招致亡國的原因。歷代學者幾乎都未對此提出懷疑，但他的行為看起來還是非常離奇，這需要一個解釋。
亡國的原因
後人都說衛懿公“好鶴亡國”，這預設了一個前提：如果他的行為不是這樣，那將士就不會拒絕作戰，衛國也就不會被攻破了。歷史無法重演，但檢視史料來看，這個假設恐怕是有問題的。
衛國在當時不過是個小國，前719年衛國大夫石碏便說“衛國褊小”。《左傳》記載衛懿公時亡國，宋桓公出兵救助，衛國遺民僅有730人，此後齊國出戰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護衛新立的衛文公。由此推算，衛國原先的總人口恐怕也最多就十萬上下，甲士三千人可能也就是其原先軍隊的大致規模了。衛國兵力之弱，從另一個側面也可看出：在此之前衛國發生的多次政變，往往僅靠少數人就成功了，如前719年州籲聚集衛國流民就成功弒君。此外，狄人攻破衛國，其實主要是指其首都，以那個時代城邑的規模，恐怕大不了也就一兩萬人，以這點力量要想抵擋入侵的狄人，想來不易。
在春秋中後期，北方的狄人（分長狄、赤狄、白狄三支）是一個強大的存在。根據《左傳》的記載，自魯莊公三十二年（前662）到魯宣公十三年（前596）這不到七十年的時間裡，狄人入侵中原各諸侯國竟多達29次，幾乎每兩年就有一次。其中，齊國被入侵7次，被害最多；其次便是衛國，6次（入衛1次，侵衛3次，伐衛1次，圍衛1次）；再次便是晉國，被入侵5次，鄭國、邢國各3次，魯國2次，其餘宋、周、秦均曾被入侵，黃河中下游各主要諸侯國幾乎無一倖免，有三個諸侯國還被攻滅：衛國（前660年）、邢國（前659年）和溫國（前650年）。
從各國的反應看，當時華夏各國普遍承認狄人是個很難對付的敵手。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所攘的對象也是針對這一北方異族。在狄人滅溫之後不到兩年，前648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左傳·僖公十二年》），只能強化衛國首都的城防；儘管如此，到前629年衛國為了避讓狄人的兵鋒，還是不得不遷都帝丘。
當時諸夏中處在抗擊狄人第一線的是晉國，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晉侯增設軍隊對付狄人（“晉侯作三行以御狄”），三年後又“搜於清原，作五軍御狄。趙衰為卿”，隨著軍力的壯大，晉軍屢敗狄人，甚至將狄人編入自己軍隊，兩度率狄人伐周、侵秦，到魯宣公十一年（前598）降服眾狄。此後雖然赤狄有一度迴光返照的“伐晉”之舉，但赤狄各部不久終於被晉國依次攻滅，在《左傳》記載中就此銷聲匿跡。儘管如此，前575年晉楚鄢陵之戰時，晉軍主將之一的範文子仍說“秦、狄、齊、楚皆強”，可見當時在晉國貴族心目中，狄人是可與秦、齊、楚這樣的大國並列的強敵。
回溯這段歷史可以看出，衛懿公亡國時正是狄人侵略浪潮剛爆發那兩年，以齊、晉這等大國的國力尚且應付吃力，衛國可說絕對無力抵擋。不僅如此，衛國還處在狄人向南入侵鄭、魯、宋等國的必經之路上，因而屢屢遭難；但狄人為何在這段時間與諸夏摩擦加劇？這恐怕就遠不是某個諸侯個人道德的問題了，而牽涉到更為深遠的社會變化。
羅泰在《宗子維城》一書中，根據周代青銅器的材料，發現自公元前850年以降，周禮器對外輸出的次數、規模和珍貴程度都降低了，他認為這“也可能說明了周氏族社會對外的自我封閉。換句話說，當時人們越來越難以容忍一種中間狀態，也就是一個非周族群既想有選擇地參與周文化的某些活動，又想維持自身獨立的社會實體，以保留自身的禮儀和習俗。在周文化圈的北疆沿線尤其如此。”也就是說，在前850-前600年間，華夏各國越來越強化了自我內部整合，“華夏”與“夷狄”之間的差異變得越來越難容忍。值得補充的是，這可能部分也因為華夏文化圈加速發展和整合之後，與周邊夷狄各族逐漸拉開了差距，由此在長時段中產生了張力。春秋時期狄人的氏族組織原先與商人、周人接近，雙方世代交往並通婚，但此時由於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差異，矛盾摩擦逐漸加劇。
前771年犬戎攻滅西周無疑給諸夏巨大震動。在此之後，秦晉齊等大國均秉持武裝拓殖政策對付戎狄，其中晉國進展最大。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認為：“今山西一省，當晉霸未興之前，殆全屬狄族勢力範圍。”據《史記·晉世家》的記載，晉軍第一次武力征伐戎狄是晉獻公五年（前672年）伐驪戎（驪山之戎）；晉國連年武力驅逐境內戎狄，到獻公十三年（前664）伐滅翟柤（狄柤）。晉六卿中範氏、中行氏均以征伐狄人起家，範氏從士會到士鞅，中行氏從荀林父至荀吳，幾乎世世代代均鎮壓狄人尤其是白狄。比照後世長城兩邊的攻防戰，合理的推測是：武力引起了對方以武力回應，由此狄人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南下入侵浪潮。
狄人的核心大體在太行山東麓（狄人所建立的中山國便定都靈壽），因而他們避開晉人鋒芒，由東麓南下平原地帶，首當其衝的諸夏國家便是邢國（今河北邢臺一帶）。邢國原為周公四子姬苴的封國，具有對戎狄的征伐之權（所謂“邢侯搏戎”），但到春秋中期，其國力已然衰落。狄人伐邢成功，第二步便是入侵其南鄰衛國——尤其這兩國還屬於當時不同的國際集團陣營，彼此不和，更便於各個擊破。這兩個國家都無法抵擋其第一波入侵浪潮：前662年、前661年狄人兩度伐邢，前660年狄人攻破衛國，再過一年的前659年，狄人入侵邢國，邢侯無法抵擋，不得已向齊國求救，齊桓公率齊魯宋聯軍救援，最終遷都夷儀，邢國遂成齊國附庸。
當時王室衰微，中原諸國並不統一，各有同盟。大體而言，鄭、齊、魯為一派，宋、衛、曹為另一派，互相爭勝。前643年，霸主齊桓公去世，次年春，宋襄公率宋、曹、衛、邾四國聯軍伐齊，而狄人出兵救齊。其結果，造成一個古怪的同盟：原本以“攘夷”為號召的齊國與狄人結盟，而曾被狄人入侵亡國的邢國作為齊國的附庸，也和狄人聯合起來。公元前642年冬邢人、狄人聯合伐衛，這讓衛國感到莫大的威脅，第二年就出兵伐邢。邢國與衛國原應有同盟關係，衛懿公的祖父宣公就曾在邢國為人質，至此徹底反目成仇。前635年衛國終於滅邢，衛國滅絕同宗之國，開啟了“春秋無義戰”的序幕。
衛國在前660年亡國時僅剩730人，在勵精圖治的衛文公（前659-前635年在位）手裡，僅僅一代人時間竟能滅他人之國，到前628年衛人居然能反攻“侵狄”，最終盟誓達成和解。當時各國軍隊均不大，前589年的齊晉鞌之戰，算是兩大國之間的一次著名戰役，但晉軍不過戰車八百乘，戰鬥在一天之內就解決了。以衛國、邢國這樣中小規模的諸侯國，雙方投入戰鬥的軍隊人數恐怕都不過三五千人，這意味著得當的訓練容易見成效，而政治家確實能起到相當作用。不過，這恐怕也是因為多年抵抗逐漸積累了經驗，而衛懿公當時強敵猝然壓境時便很難有所防備，城破的概率更高。邢、溫兩國國君未聞有什麼劣跡，但仍不免於亡國，便是例證。
國君的威望
《左傳》的記載給人一個印象：衛懿公是因其所作所為喪失了威信與民心，進而導致了亡國之禍。歷史上，北齊的末代皇帝幼主高恆也曾授予馬及鷹犬爵位，其作為似乎與衛懿公相似，並且最終同樣成了亡國之君，但高恆繼位時尚不滿七週歲，那不過是心智不健全的孩童之舉，而且登基僅二十五天就亡國了，恐怕沒有哪位嚴肅的歷史學家會認為北齊的滅亡和他的失德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衛懿公當了八年國君，也更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他畢竟只是春秋時代的一個小諸侯，遠不能像北齊皇帝或後人所渲染的那樣能夠為所欲為。
《史記·衛康叔世家》雖然斥責衛懿公“淫樂奢侈”，卻也點明：“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也就是說，他之所以缺乏威信，所作所為尚在其次，關鍵是他的繼承權本身就缺乏合法性，百姓大臣從一開始就不服。
衛懿公繼位時，衛國陷入內亂已有數十年之久。這一場導致衛國中衰的大亂起於前719年的州籲之亂：這一年，衛桓公的庶弟州籲聚集衛國流民弒殺桓公，自立為君，開啟了春秋時期弒君的先例。衛人不服，大夫石碏等設計殺州籲，迎立桓公之弟晉，即衛宣公。但宣公也頗有失德之處，竟迎娶了本應是自己兒媳的齊女宣姜，釀成一系列悲劇，就此引發新一輪內亂。
前701年，宣姜與她自己生的公子朔共進讒言，說太子伋因奪妻之恨而怨父親，宣公於是設伏殺了嫡長子太子伋。前699年宣公死後，朔如願以償繼立為惠公，但他的國君之位得來不正當，貴族及國人均不服，結果在四年後發動政變，趕走惠公，另立太子伋的同母弟黔牟為國君。八年後，已被廢黜的衛惠公在賄賂齊襄公後獲得齊國出兵扶持，歸國復位，又當了十九年國君。但他是依靠外國勢力復辟的，國內卻始終不服，《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謂“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將他視為禍亂之始。與其說是衛懿公的作為導致亡國，倒不如說這連綿數十年的內亂就種下了衰亡的因子。
由此也不難理解，當前669年衛惠公去世後，身為他兒子的衛懿公繼立之時，情況是何等微妙：國人貴族均厭惡惠公，認為他當年讒言害死兄長，本身當上國君的合法性就很可疑；從懿公覆亡後國人擁立宣公原嫡系的戴公來看，人們多少年來一直不認可惠公一系。齊國雖然出兵幫助衛國復國，但齊桓公也默認了衛人的這一想法，不像齊襄公那時支持衛惠公一系了。
這裡面又涉及一個問題：即衛國的國君在當時相當弱勢。就春秋時各國的情形看，衛國的同姓公族勢力相當強大，此前便曾多次廢除、驅逐國君，直至前559年還發生過衛獻公因為射鴻之後不換下皮冠射服而被兩位重臣視為侮辱，結果被他們發兵逐出國的事。可以想見，衛惠公雖然有齊國的軍力作為後盾而勉強壓住，但這也使他在國內更加孤立。前642年冬，狄人、邢人聯合入侵衛國，圍菟圃，已當上衛國國君十八年之久的衛文公被逼無奈，對同宗貴族及大臣們辭讓國君之位，“你們誰有本事就誰來當吧”。雖然辭讓未果，但由此也可見當時衛國國君談不上是後世那種絕對主義君主，既沒有凌駕於公族之上的絕對權力，甚至對大臣百姓也要有所顧慮。
按西周時代的分封制，天子及諸侯各有其國，卿大夫以下各有其家，卿大夫有封邑、家臣、家甲，無異於一個“小型的國”。國君雖然位居統治結構的頂點，但他同時也是氏族共同體的首領，須受這一共同體的約束，“國”之事得由全體成員認可。杜正勝《周代城邦》一書曾指出，公元前10-前6世紀中國社會的特質是城邦，“城裡的人（國人）以平民身份能參與政治，並且產生舉足輕重的力量，幾可與國君、貴族階級鼎立為三”，其結果，國人甚至可以決定國君廢立，國人反對的事，雖國君貴族亦無可奈何，“故貴族立君，不得國人同意則不能有國”，像莒國甚至數次放逐國君，都是因為國君威脅傳統共同體存在之故。因此，一個國君就算政變成功上臺，仍然要取得國人、貴族的諒解認可，否則其權力是非常脆弱的。不僅如此，只有國人才有資格組成軍隊，而野人只能作“田役”——狄人入侵時，衛國戰士對衛懿公抗命，本身就意味著國人不認可他的合法性。
“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孟子·離婁上》）這話，在當時是普遍現象；雖然如此，宋、衛、魯、鄭的公族勢力格外強大，恐怕還是因為這些諸侯國特殊的歷史背景，其國君原本就都是最接近商周王室的近支大貴族，世家大族內部勢力盤根錯節。這其中，衛國尤為特殊：它是周公鎮壓武庚叛亂之後，特地封周武王少弟衛康叔鎮守殷商故地而形成的諸侯國。也就是說，其國君貴族是周王室征服者，但百姓卻是殷商遺民。衛國既是殷商故地，一度曾是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殷商覆滅後可想仍然文化繁盛，因而春秋戰國時“鄭衛之聲”恰似當下的流行音樂，四方聞名，在《詩經》305篇中，十五國風佔了160篇，其中衛國竟有39篇之多（邶風19篇，鄘風、衛風各10篇），幾佔四分之一，而其次的鄭風也僅有21篇。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國君難免對禮儀看得更重。衛懿公在國破之際的作為也是如此：他逃亡之際還“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告訴他們“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玦”在上古是表決斷的玉石，可見懿公還抱有某種巫術式的觀念。不僅如此，在與狄人決戰失敗後，懿公仍堅持“不去其旗”，結果被狄人追上殺死。這一行為，正與同時代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堅持仁義、不肯擊敵中流的拘泥相似，意味著在一個劇變的時代，這些舊貴族比其他人更重視禮儀陳規，而這已經被視為一種不合時宜的迂腐。這恐怕並非偶然：衛國奠國於殷商舊地，而宋國也是殷商後裔所建，值得注意的是，一百多年後開創儒家學派的孔子也是殷商貴族後人，他們可能都傳承了原先系出一源的精英文化。把衛懿公描繪成一個基於個人偏好而為所欲為的荒淫君主，可能是不符合事實的。
合法性的焦慮
衛國既是貴族勢力大，那國君直接強化軍力恐怕也會受到阻撓，因為軍隊本身就是“國人”組成的。因而對衛懿公來說，要彌補自己合法性的缺失，恐怕可取之道便是在禮儀上重塑國君的權威。必須承認，他就此做了什麼，在先秦史料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古希臘史學者Peter Green曾說“在古代史領域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證據不足要求我們承認一個特定的問題是無解的”，類似的話，陳寅恪在1940年代也說過：“上古去今太遠，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語焉不詳，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掘不多，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不足，孰能定之？”不過，秦漢史學者李開元有言，“一切歷史都是推想”，如果加以合理的推斷，衛懿公給鶴封爵這樣荒唐而讓人感覺蹊蹺的舉止，或許還能有另一種解釋。
根據顧頡剛的洞見，春秋早中期，鄭、魯與宋、衛是兩個國際集團，但他沒有解釋原因。當時的“國際關係”，往往相當於國君所屬的幾個家族之間的恩怨，鄭、魯親近想必因為都源出周王室，而衛國國君雖然也出自周王室，但與宋結盟則很可能是因為雙方都有共同的殷商文化根底。殷商屬東夷文化系統，崇拜鳥圖騰。
《左傳·昭公十七年》（前525）記載郯子來朝時說起先祖少皞氏以鳥名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這段話非常有名，所謂“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者，實謂百官即百鳥，而少皞摯（鷙）即百鳥之王。值得注意的是：郯國國君同樣是殷商後裔（始祖是商紂王長兄微子啟，作為宋國的附庸國）；而且孔子隨即“見於郯子而學之”，並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表明當時魯國很多人已經不知道這回事了。
衛懿公當政的時代，比孔子見郯子之時還早了140年。羅泰在《宗子維城》一書中提出，在孔子誕生前約半世紀（相當於前600年前後）的春秋中期，中國發生了一次重大的“禮制重構”，人們更重視禮儀活動的規範而非祖先崇拜的宗教體驗，禮儀的重點從祖先神靈轉移到了現世的禮儀集體，使用銅器的目的更多是為了促進現實社會的團結。不妨這樣設想：衛懿公那時，社會已逐漸世俗化，但他的貴族出身卻使他更謹守舊傳統，當自己身為國君的合法性缺失時，他想用尊崇鶴的方式“復古改制”，以此強化自己的合法性，但這種與社會現實脫節的做法並未得到百姓大臣的認可，反倒帶來了災難。
在東夷文化的傳統裡，鶴可說是某種神鳥，後世的鶴崇拜也是由此而來，唐代以降的文官官服補子，正一品圖案即是仙鶴。世傳南朝浮邱公《相鶴經》雲：“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鶴七年一小變，十六年一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棲於陸，故其足高。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脩頸以納新，故壽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騏驥也。”《周易參同契》所謂“御白鶴兮駕龍鱗，遊太虛兮謁仙君，受天圖兮號真人”，鶴後來成為仙家和高級文官的象徵，這種文化心理意味著，神鳥被視為天神鍾愛的信使，既帶有宗教意味又是政治化程度極高的動物，因為它作為一種宇宙力量與上天緊密聯繫，與鳥類溝通也被視為理解上天受命徵兆、掌握與天國使者溝通的特殊能力。如果國君被視為得到了上天的認可，這當然可以增進他的政治合法性。
不過，在一個變動的社會中，人們的目光更多投向了現實生活。晁福林《先秦社會思想研究》中說：“現實生活在戰國時期往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變化，國家的安危、宗族的存亡、個人的命運等方面的運轉都不再長久而穩固，所以人們對於世俗的利益有了更多的重視。”這恐怕同樣適用於春秋中期的狀況。在孔子生活的時代，有一種叫“爰居”的大海鳥落在魯國首都曲阜東門上，三日不飛，大夫臧文仲鼓動國人去祭祀，遭到柳下惠的反對，認為這樣不慎重地祭祀是違反先王之制的。這意味著，新的精英思想已經開始質疑這種鳥崇拜的巫術思維。儘管如此，在兩漢時代，所謂“神爵（神雀）”降臨時，仍被朝廷視為祥瑞。
顧頡剛在《國史講義·春秋》中曾以日本、歐洲的封建制和六朝的門閥制度來推想先秦的封建世族情形，自承“這種方法應用到極端，固然不免有‘以意補史’的危險，然而這究竟也不失為歷史研究法的一種。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史料缺乏的條件之下，除了利用比較的材料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准此，那或許也可以從後世的情形來推斷衛懿公這一看似荒唐的舉動是在“復古改制”。
正如西漢末年王莽篡漢時的所作所為一樣，這種走原教旨主義道路的做法通常都是為了迎合一種合法性焦慮，但由於脫離現實生活太遠，其結果往往很古怪。巫鴻認為，王莽“政治辯術的一個重要方式，即不斷地運用歷史隱喻（historical allusions）”，也就是說，把典籍中抽象的古代情形直接運用於當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也是如此，其做法非常古樸，官名均以鳥命名：“帝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云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之官，義皆類此，鹹有比況”（《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此後宇文泰開創北周王朝，其正統不如蕭梁，文化亦遜色於北齊，為彌補自身合法性的不足，北周走了一條特殊的“復古創新”之路，擬《尚書》以布文誥，仿《周官》而改官制，顯得自己才更顯得“合於古制”，但這套做法普遍被人看作“迂怪”。
這裡的差別在於：王莽的託古改制，由於其脫離現實太多而遭致覆滅，被後人恥笑，然而北魏道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改革雖同樣被視為“迂怪”，卻成功地凝聚人心、鞏固了政權。衛懿公或許是更早試圖這麼做的人，但那似乎只是他個人的空想，旨在強化個人而非整個政治組織的合法性，在衛國這樣的小國也不具備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去貫徹實施復古政策。其結果是，他的做法只被視為無法理解的個人怪癖，使得原本就質疑其合法性的百姓大臣更討厭他了。
從他的諡號上或許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如何評價他：“懿”是個微妙的諡號，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美諡，但歷史上得此諡號的往往並非有力的國君。據《逸周書·諡法解》，“溫柔賢善曰懿；溫和聖善曰懿；體和居中曰懿；愛人質善曰懿；柔克有光曰懿；浸以光大曰懿；行見中外曰懿；愛民質淵曰懿；德浸廣大曰懿；文德充實曰懿；秉彝好德曰懿；尚能不爭曰懿；主極精純曰懿；柔德流光曰懿；賢善著美曰懿”。歷史上諡號為“懿”的君王不多，其中魯懿公、燕懿公的生平事蹟不明，但有幾位是明確的：周懿王（前900-前892年在位）時王權不振，《史記·周本紀》稱“懿王之時，王室遂衰”；齊懿公（前613-前609年在位）則奪臣屬之妻，頗有些胡作非為，初立時“驕，民不附”（《史記·齊太公世家》）；唐懿宗則以沉湎遊樂著稱。但也有好的：春秋時魯國大夫子家懿伯賢明有節氣，而明代周懿王以平生“德美仁善”而被明憲宗諡為“懿”，據說其人“好詩書、嗜方劑、尊儒禮、尚佛學、重孝道、處事嚴謹、懷柔天下”。大體而言，這是性情溫和、意志不甚堅定、可能還易於沉湎在自己世界裡的一類品格，這類人確實不大適合在變亂的時代裡力挽狂瀾，這或許也是衛懿公的悲劇所在。
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並不在於為衛懿公個人翻案，這並無多大意義，而是試圖證明：儒家道德化了的歷史觀可能滲透在傳統的歷史書寫中，很難察覺，但其論述仍是值得懷疑的；與此同時，哪怕是一個很細微的歷史事件，如果盡力放在廣闊的背景中去理解，或許還能呈現出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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