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建國運動”
董成龍
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院講師
原刊《跨文化對話》第37輯
（商務印書館2017年出版）
梁漱溟先後將鄉村建設運動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視作建國運動，這是理解梁漱溟對中國問題前後思考的一個重要線索。
他所要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是一場逆轉“新文化運動”（西洋化—世界化）的“新文化運動”（中國化），是一場基於鄉治的建國運動；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則是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場建國運動。
這兩場運動貌似背反，卻在梁漱溟的問題意識中串成一線；鋪陳並澄清這些內容是理解梁漱溟國家思想的關鍵，也對把握二十世紀的建國問題有所助益。
梁漱溟自承既非“學問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問題中人”，一個“本著自己的思想而實踐行動的人”，他歷經三朝，既“向內理會”，又“向外觀察”，[1]畢生考慮“人生問題”（自度）與“中國問題”（度人）。[2]
在“人生問題”上，梁漱溟共有三個階段，由西洋功利思想而印度佛家出世，又由佛家出世思想而進入中國儒家。
對他而言，“中國問題”就是“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3]他奔走呼號，使用“建國運動”一說，前後寄託於“鄉村建設運動”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雖然關於梁漱溟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但以“建國運動”貫穿其國家思想的研究尚未問世。
一、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
梁漱溟的一貫口號是“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4]
雖然孟子嘗倡導行仁政，而經驗的結果，大家都頗知道還是不必有政治的好——國家政府不必做事為好。
有人說一句妙語：“近代的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中國人自數千年之古昔，已把國家當作不必要之惡了。”政治雖不必要，但教化則為必要；此所謂教化並不含有一個信仰，只是教人人向裡用力。
人人向裡用力，各奔前程，則一切事他們都自謀了，正無煩政府代謀也。——這正是最好的“中國政治”……此不要政治的政治，實源於其不像國家的國家。[5]
在梁漱溟看來，舊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而非個人本位、階級對立的社會。因為“上下升沉不定，流轉相通”，所以是一個“散漫流動”的社會，“階級沒有定形”。[6]
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政治）就是一個階級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但中國有其特殊性，因為“社會的家庭化”，“中國成了缺乏政治的民族”[7]。
對於傳統中國的根本概括是：“不要政治的政治，不像國家的國家”，原因當然就是中國不符合階級論國家觀的核心要素：“自秦漢以後，變列國紛爭之局而為天下一統，外圍環境不同；同時期內部構造但有統治者而無統治階級。”[8]
老中國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互無關聯；在政治上消極無為，誠如雷海宗先生所言，東漢以後的中國是“無兵的文化”，可謂中國消極政治的一大佐證。社會又不尚團體，“只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難有黨團的組織”。[9]
消極無為的中國政治場域沒有革命，因為“革命是說一社會秩序的推翻與改建，社會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禮俗、習慣而言”。[10]
以辛亥革命為始，華夏大地開始迎來真正的革命。彼時關於建國問題有君憲與共和兩派話語，因民國成立，孫中山的建國綱領成為佔上風的主流話語。他將建國分為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11]
所以，中山先生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中所謂革命當指建國大業（憲政中國）：“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12]
梁漱溟以為辛亥革命開啟了民族自救運動，走歐洲近代民主的路是前期，走俄國共產黨的路是後期。但這兩次政治試驗都以失敗告終，這正是梁漱溟所面臨的時局。
而他應對艱難時局的辦法，不是單純地訴諸舊中國，而是先找尋這二三十年與舊中國的裂變何在。由此，他發現了彼時近百年以來的鄉村破壞史。[13]
（鄉村舊照片）
以往的中國也有對鄉村的破壞，但很快就由亂而治，期間鄉村風俗並未遭到多少更易。
雖然彼時數百年亦有中外交通，但都是外邦來朝，並沒有構成對我國鄉俗的壓迫；而在梁漱溟看來，晚近的幾十年對鄉村破壞極其嚴重，端賴於“世界大交通”之後盲目求學於西方，“結果學他未成，反把自己的鄉村破壞了”。[14]
因為鄉村遭到破壞，而中國是農業立國的國度，勢必需要以鄉村建設的方式建設新中國。
二、建國運動之一種：鄉村建設
賀麟先生將迷信武力的稱作“力治”（武力建國），並借培根“知識即力量”之語稱自己為“學治”（抗戰建國—學術建國），以“學治”之“法治”取代申韓式之“法治”，又能補充“德治”。[15]
同樣面臨這幾種統治方式的梁漱溟選擇“鄉治”。[16]他要以鄉村入手（即不從都市入手），構造新的組織。
以大小而論，“中國這個國家，彷彿是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17]而家太小、國太大，不若鄉之大小持中。
以秩序基礎而論，“鄉村秩序原來就是靠理性維持，都市秩序原來是靠武力維持；所以從鄉村入手，特別適合於理性的發揮”。[18]“因下層需要而發動的建設，事權將始終是握在下層。可以免卻近代國家的一切危險毛病。”[19]
今日中國問題在其數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鄉建運動實為吾民族社會建設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識得問題所在，則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組織構造，開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談！[20]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主張主要面臨兩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對手。一種是國民黨領導的官辦鄉村建設，一種是同樣重視鄉村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統制”，梁漱溟不以為然。
這並不是說他不關心國家統一問題，他相信“中國是要從實驗到統制的”，但他同樣清楚的是，“眼前的中國時局，就還在容各方實驗的階段”。[21]
而梁漱溟以為國民黨終究不明白一個道理：“中國的大多數人是農民，誰要解決中國問題，誰都得做農民運動。”[22]
什麼是農民運動呢？從他的目的一面說，就是謀求農民的利益。從方法上說，就是要組織訓練農民，啟發農民自己的力量，使農民自己能解決自己的問題。[23]
彼時倡導從鄉村著手的主要是兩派人馬，一派是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一派是梁漱溟、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設”（鄉村自救運動）。
兩者的最大區別在於是否將鄉村視作一個整體。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是依照階級理論，確立鄉村內部的階級矛盾（“作一種分化工夫”[24]），而梁漱溟則將鄉村視作一個整體（如《呂氏鄉約》“德業相勵，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面對中國共產黨，梁漱溟念念在茲的是：“理想社會必須不是階級社會……農民問題要放在中國問題內來解決，而中國問題天然不是鬥爭可以解決的。”[25]
那麼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究竟如何展開？他將“社會問題”化約為“人生問題”：“物待人興；建設必寓於教育。”[26]在他看來，鄉村運動就是“知識分子的下鄉運動”。[27]
“鄉學村學以各區域之全社會民眾為教育對象而施其教育。”[28]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革命模式：
所謂革命的知識分子所憑藉的社會中潛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鄉村間居民而說……歷來對於中國問題之發動，有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通習外面世界情勢之知識分子所發動者……一種是不通外面情勢之內地無知農民所發動者……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殆在引後種動力併入前者，而為一種動力。然而這引的工夫，是要由前者來作的……革命的知識分子要下鄉間去，與鄉間居民打併一起而拖引他上來。[29]
這種革命模式的結果是：“鄉間人磨礪變化革命知識分子，使革命知識分子轉移變化鄉間人……鄉村建設完成，則鄉村都市不分；知識分子與鄉下人也不分。”[30]
既然近百年對鄉村的破壞不只是破壞了鄉村，還破壞了“中國的老道理”，[31]所以這種鄉村建設不單單是一種旨在鄉村的建設，而是“要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32]
梁漱溟宣告“西洋化的中國民族運動”已進入“終局”。現在要來一場中國革命，而中國革命的問題就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33]
這樣一來，在1930年代，梁漱溟要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正是一場逆轉“新文化運動”（西洋化—世界化）的“新文化運動”（中國化），一場建國運動和“憲政運動”。[34]
三、抗日建國與國體鼎革
“中國需要講統制，中國也需要講實驗。但統制就不容實驗，實驗則統制講不了。二者不可得兼，我將舍統制而取實驗。”[35]
在1920-1930年代，在實驗層面上，既有梁漱溟這樣以鄉治實現建國的主張，還有中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建國話語；在統制層面上，則有國民黨建立憲政的的建國話語。
不過，在形式統一中國十週年之後，國民黨政權遭遇日本全面侵華，走向憲政的建國之路受挫。1938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頒佈《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
臨時全代會的宣言是：“抗戰勝利之日，即建國大業完成之日，亦即中國自由平等之日。”[36]其基本精神是“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37]在統制層面上的憲政建國話語轉變為抗戰建國的話語。
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在此一系，向來迥異於統制的實驗中人（中共和作為第三方的知識分子）也深深服膺抗戰建國的主張。
一度被救亡訴求壓倒的啟蒙知識人，再次面臨救亡問題。與中共響應抗戰建國的口號一樣，當時的知識人也承認國民黨政權的權威。
梁漱溟就主張：“發動民眾，以民眾力量來抗戰，來建國；從團結上求統一，樹立國家權力以為抗戰建國的總司令部。”[38]賀麟發表雄文《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稱之為“偉大的、中國全部歷史上開新紀元的抗戰建國運動”。[39]
雖然中共也在民族危亡之際接受了國民黨提出的“抗戰建國”主張，但從1939年國民黨開始具體策劃並實施“防共”、“限共”的方針到1941年皖南事變，中共便不再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放棄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想法。[40]
至此，中共建國話語中的“國”幾經變更：從“蘇維埃工農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到“中華全國民主共和國”、“三民主義共和國”。
至於抗日戰爭末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因為國民黨堅持“一黨訓政”，而中共則堅持建立“聯合政府”，就形成了兩相對立的建國話語。[41]中共最終在1949年“將革命進行到底”，建成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的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又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範了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體與政體。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後（1954年），中共成為唯一執政黨（民主專政的國體正式底定）。
可以說，1949-1956年的這段時間，既是經濟上進行改造的時期，也是政治上由新民主主義到底定民主專政國體的歷史過程，是一個全面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梁漱溟帶著“超然的政治興趣”[42]將總路線視作又一次建國運動。
四、建國運動之一變：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1949年6月，梁漱溟終於完成醞釀多年的《中國文化要義》，11月正式出版，送給中共領導人，獻禮新政權。
（《中國文化要義》）
遲至1950年10月，梁漱溟才發表北上之後的第一篇文章《國慶日的一篇老實話》，“暗自點頭承認：這確是一個新中國的開始！”[43]看到中共的業績後，梁漱溟開始反思自己以往與中共的不同主張，逐漸展開自我批評。
是年，梁漱溟動筆撰寫《中國建國之路（論中國共產黨並檢討我自己）》。他承認中共有三大貢獻：統一建國，樹立國權；引進團體生活；透出了人心。
以國營經濟居領導地位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步步向著社會主義走，亦就是讓中國人步步走向理想的團體生活，其端倪現在已有可見。自有建國運動以來幾十年至今，這可說是第一次看見新社會苗芽之茁露。[44]
物類循著其先天安排的路子活動，而人心則循乎文化。而建國這件事呢？在今天便是改造文化。本來數千年的老中國何待再建？說建國，其意乃在建造一新中國社會；而社會所以新，卻在文化上。
政治要新，經濟要新，種種皆要新，而不從宗教、道德、禮俗、法律這些新起，卻新不了。照直說：建國問題，正是如何給中國人心理上改換路道走的那個問題。[45]
從建造新文化、迎接新天地的角度思考建國問題，是梁漱溟與中共的最大契合點。他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看到了中共政權的巨大功績。
在他看來，中共一方面承擔了一種宗教的作用，從而提供了一種新倫理（梁漱溟以美育代宗教，中共以人民政黨代宗教）；另一方面又引入了團體的生活，養成了新的政治習慣（團體生活）。
《中國建國之路》未及完稿，梁漱溟便去觀察土改情況。隨後，他對中共政權的讚許發生了微妙變化。就階級鬥爭理論而言，表面上看，梁漱溟轉而承認其合理性：
中國共產黨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說過我所一直不同意於他的一點：以階級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解決中國問題。我現在覺悟到儘管中國社會有其缺乏階級的事實，仍然要本著階級觀點來把握它，才有辦法。[46]
既然客觀形勢上中國不可免地要捲入世界漩渦，而終必出於階級鬥爭之一途，那麼，階級鬥爭便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真理。眼前的事實即是其徵驗。[47]
《中國文化要義》和《鄉村建設理論》奠定了梁漱溟就中國問題的系統分析框架，眼前的事實超出了這種框架的解釋力，“又聯合又鬥爭的”毛澤東和新政權讓梁漱溟感到費解。他似乎只能接受階級鬥爭建國論，而否定自己關於中國並非階級社會的論斷。
不過，梁漱溟並沒有講明自己到底錯在何處，階級鬥爭理論究竟對在何處。所以，該文發表後，千家駒等人遂批評其自我批評不徹底。
如果當真以為中共的成功令此時的梁漱溟轉信階級鬥爭理論的話，那就無法理解梁漱溟為何會盛讚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對階級矛盾的告別了。
在《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1959-1961年）一文中，梁漱溟雖然讚揚建國十年來取得的成就，卻對“階級”保持緘默。
然而，梁漱溟在1966年的短文《談全國統一穩定的革命政權的建立》中又肯定了中共的成功之理：以分求合，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
雖然梁漱溟似乎在這篇文章中認可了階級鬥爭論，但同樣在1960年代，他又在另一處發言稿中否定一切從階級角度出發的觀點。
人非必定站在其本階級立場……中國共產黨從其發起到後來壯大發展，取得革命勝利；皆是知識分子和農民兩種成分。
為什麼西歐北美階級對立對抗之勢甚強烈，曾經無產階級的蘇聯不能負起革命任務，轉而落到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中國來領導。凡此都正名根據[階級]論定一切，好像階級性決定一切[是未必如此的]。[48]
綜上，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間，梁漱溟對階級鬥爭論的表態飄忽不定，前後不一，這當然反映了他在時局中的思想糾結；但仔細審之，這種糾結本身不正是一種態度嗎？
1949年之後，圍繞建國問題，梁漱溟有兩個核心主張，除了上述關於階級鬥爭論的思考之外，還有就農業與工業關係的考慮。這兩大主張分別對應著他在幾十年前對兩條道路（歐美道路[西風]和俄國道路[東風]）的批判。
其一，關於農業與工業關係的主張，呼應對歐美近代資產階級道路的批判（“跟著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洋而破壞了中國鄉村”[49]）。其二，關於階級鬥爭理論，呼應對俄國道路的批判（“跟著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洋而破壞了中國鄉村”[50]）。
關於農業與工業關係的主要討論就是那場著名的1953年廷爭。在這場廷爭中，梁漱溟一共做過四次發言，講“一個大規模的建國運動是我多年所夢想的，而今天到來了”。[51]
他主要提出了兩大問題：其一，建國運動是一個整體計劃，“不止於建設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52]“想來亦必有其相應配合的規劃，希望能報告出來”，[53]言下之意，望中共能和盤托出。其二，農民問題或曰鄉村問題，“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54]
表面上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強調重點發展重工業（工業立國），而梁漱溟念念不忘以前的建國主張（鄉村建設運動，農村立國），要為農民施“小仁政”。但若仔細審查可知，梁漱溟更關心的是工農關係所反映出的建國運動中的人心問題：
必須把群眾工作做好，啟發其自覺，讓他發出一種積極性，如此建國才有根本，如此才稱得起“建國運動”，而不是你建你的國……結合群眾力量一齊向前幹，這原是共產黨的拿手戲。幹革命時依靠群眾，過去要，現在要用於建國。[55]
至此，梁漱溟筆下的兩場建國運動都已出場。二十世紀許多建國嘗試都沒有被梁漱溟視作建國運動，獨獨鄉村建設運動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被託付於“建國運動”這個語詞。
前者失敗了，後者成功了；前者以農業立國，後者以工業立國。那麼，對梁漱溟而言，二者有何共同意義，讓它們區別於二十世紀的其他建國嘗試？它們均關注人心——這才是建國運動中真正重要的問題。
（毛主席在群眾中）
表1：兩場建國運動之異同
五、人心的通透發揚
革命本來是“身”之事——利害切身；在中國卻變成“心”之事——偉大的遠見與高懷……共產黨所說無產階級那種精神或心理，卻正是中國人所早成為好尚的東西——仁與義。[56]
梁漱溟言下之意，中國雖然沒有無產階級，卻在思想深處暗通無產階級的精神。這也就為中共紮根於中國並取得巨大成功提供了根本保障。中共“像一個偉大宗教填補中國缺乏宗教的漏空”。[57]
中共的成功，不在於（至少不只是）階級鬥爭理論的成功，而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無產階級精神是中國人十分熟悉的（“社會主義革命大成於中國，其主要根源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58]）。傳統中國雖然只有身家觀念而缺乏公德，但並不缺少仁義的思想。[59]
以為梁漱溟建國後採納了階級論的思維方式，[60]這是一個莫大的誤解。雖然《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和《我的努力與反省》已經表露出對階級論的認可，但很快就能看到梁漱溟的悄然改變。
在鬥爭嚴苛的“文革”時期，梁漱溟著手撰寫《中國——理性之國》和《人心與人生》。建國的核心是提升人心，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再一次合題。
梁漱溟認為，斯大林號召“技術決定一切”和“幹部決定一切”，而中共1957年展開的整風則是：“務虛先於務實，務虛重於務實。致力於政治思想收效於經濟業務，整頓作風促進技術者，在蘇聯殆未見有之。”蘇聯對共產主義的描述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而全不重視人的思想。[61]
共產社會不同於資本社會者……在其社會新的風尚、禮俗、道德……身的時代即將過去，心的時代就要到來。新社會其必非個人本位固不待言，亦非什麼集體本位，而是很自然地要走向倫理本位之路。
不過於舊日此一人對彼一人那些倫理之外，特重在集體對個人、個人對集體這一倫理關係……社會主義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一時仍不能不用刑罰制裁壞分子，而首要致力則在人們的思想改造，以世界革命的遠大志願提高人們的意識，而且言教加之身教，形著成社會新風尚。[62]
梁漱溟筆下的社會主義有新倫理、新禮俗、新風尚，而這些與中國的傳統倫理精神並不相悖；甚或說，正因為它們與中國的傳統倫理有相當大的契合，才得以在中國生根發芽。
考慮到“文革”要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打破了儒家的禮樂運動，[63]梁漱溟悄然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傳統中國相接，以表面上同樣讚賞新禮俗、新倫理、新政治習慣的話語，暗中批駁了社會主義革命對傳統中國核心價值的某些破壞。
在這個意義上，正如梁漱溟在幾十年前展開一場逆轉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化運動一樣，此時正要開展一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逆轉共產主義新倫理的新倫理。
此外，在《中國——理性之國》中，梁漱溟更加直白地將中國傳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銜接，甚或說將中共的成功奠基於中國的傳統，而不是對傳統的破壞。這樣一來，問題就是：“能以禮讓為國”，“子為政，焉用殺”。[64]
中國在世界上所以率先建設社會主義，蓋因其自有幾千年歷史文化背景在……無產階級精神既有其高於我們傳統習俗之處，同時又和我們固有精神初不相遠，中國人很容易學得來。[65]
梁漱溟一生就中國問題的方案面臨三次挑戰，一次是走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次是走國民黨俄國化的道路，一次是中共的路。
在他看來，以利相接（西洋道路）和以力服人（俄國道路）終究不適合於中國，唯有中共開出新路，帶領人民走向新天地。
他關於“建國運動”的論述，先是選擇了逆轉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化運動（鄉村建設運動），又以讚揚中共接續而非割裂傳統的方式構建了中共建國論，最後則落腳於在傳統倫理與中國無產階級精神之間尋求契合點的文化嘗試。[66]
無論具體時局如何變化，梁漱溟如何因應時局，他所關心的始終是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終歸於《人心與人生》。樑子雖然早有寫作《人心與人生》的計劃，但因為“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而一再延宕，[67]最終完成於“文革”時期。
雖然樑子“建國運動”所託付者不同，但其心中所向絲毫未改，將建國問題化約為人心與文化的問題，實乃一種道統建國，而非治統建國。[68]
註釋
[1]梁漱溟，《在政協整風小組會上向黨交心的發言》，載第七卷，第37頁；《中國——理性之國》，載第四卷，第467頁。
[2]梁漱溟，《人心與人生·自序》，載第三卷，2005年，第525頁。人生路向與社會問題息息相關，中國、西方、印度三種人生路向，也是三種文化—社會模式。在《儒佛異同論》書稿被紅衛兵抄走後，梁漱溟致信毛澤東，請求他出面歸還書稿：“一生數十年唯在一箇中國問題一個人生問題所刺激所驅使之下，求其有所解決（前者求其實際的解決，後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決）而竭盡其心思氣力。中國問題現在由於共產黨領導既有一條大道可循，我將集中心力於人生問題之研究，寫出《人心與人生》一書，償其夙願於餘年。”參見第八卷，第79-80頁。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孰佔上風，參見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頁。
[3]梁漱溟，《敬答賜教的幾位先生》，載第六卷，第888頁。
[4]梁漱溟，《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載第七卷，第443頁。
[5]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178-179頁。
[6]梁漱溟，《在政協整風小組會上向黨交心的發言》，載第七卷，第46頁。
[7]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175頁。
[8]梁漱溟，《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載第五卷，第292頁。
[9]梁漱溟，《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載第五卷，第320頁；《中國——理性之國》，載第四卷，第320頁；《朝話》，載第二卷，第112頁。
[10]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174頁。對勘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載孫中山，《建國方略》，林家有整理，中華書局，2011年，第321-323頁。梁漱溟，《論黨治》，載第六卷，第288頁。
[12]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載孫中山，《吾志所向：孫中山的政治社會理想》，許仕廉編，趙諾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第60頁。
[13]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352頁。
[14]梁漱溟，《鄉村建設大意》，載第一卷，第606-607頁。
[15]相關論述參見賀麟，《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載《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21-22頁。
[16]與賀麟先生截然不同，錢穆先生以中國傳統政制以考試拔取學人使之從政，將其命名為“學治”。但兩人顯然都認為“學術者，乃政治之靈魂而非其工具”。錢先生亦提到“鄉治”：“夫五口八口之家，父子兄弟夫婦之至戚，豈有身既修，而閨房之內，骨肉之親，猶有不齊之理。故知古之齊家即為‘鄉治’……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亦以縣自治成立為憲政開始，而縣自治之完成，尤必植本於農村……今以後將以公耕合作之新農村，為建國建政之水泥鋼骨，庶乎上符傳統文化本源，旁適世界潮流新趨。”參見錢穆，《道統與治統》、《農業國防芻議》，載《政學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0-81，159-161頁。
[17]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313頁。
[18]同上，第315-316頁。
[19]梁漱溟，《朝話》，載第二卷，第103頁。
[20]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大綱》，載第五卷，第368頁；《鄉村建設是什麼？》，載第五卷，第375頁。
[21]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442頁。
[22]梁漱溟，《朝話》，載第二卷，第104頁。
[23]同上。
[24]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329頁。
[25]同上，第416頁；《朝話》，載第二卷，第104頁。
[26]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472頁。
[27]詳參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479頁。
[28]梁漱溟，《鄉村建設大意》，載第一卷，第666頁。
[29]梁漱溟，《中國問題之解決》，載第五卷，第215-216頁。表面上看，“知識分子下鄉”的說法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1955年開始至1970年代中葉結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但二者也不過只有表面的相似而已，前者是知識分子引導鄉村居民，而後者則是讓“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30]梁漱溟，《中國問題之解決》，載第五卷，第218頁；《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481頁。在1973年的私函中，梁漱溟仍堅持這種看法：“中國社會原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兩大主要成分，中國革命亦即由這兩種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個農民而非知識分子，或只是一個知識分子而非農民，均難以領導革命。到韶山後乃曉得毛主席實以一身而兼有這兩種身份或資格——既是真的農民又是學識豐富的大知識分子。”參見梁漱溟，《致田慕周》，載第八卷，第175頁。
[31]梁漱溟，《鄉村建設大意》，載第一卷，第613，659頁。這種老道理的要點有二，一是互以對方為重的倫理情誼，一是改過遷善的人生向上。
[32]同上，第610頁。
[33]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載第五卷，第113頁；《中國地方自治之問題》，載第五卷，第336-337頁。樑子自承：“我說中國問題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表明他既非社會內部問題（階級鬥爭），亦非對外問題（民族鬥爭）……中國文化根本動搖，舊社會組織、構造、風俗習慣、乃至一切文物制度，均被破壞而崩潰了。所以此刻的中國問題，只是新文化的建造開闢問題，或者是舊文化的補充改造問題；既非對外敵對，亦非內部衝突，而只是我們社會自己生長進步的文化問題。”
[34]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161頁；《談中國憲政問題》，載第六卷，第498頁。
[35]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442頁。在毛澤東寫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1966年7月8日）中，毛澤東自承“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阿蘭·魯林（Alain Roux）講：“老虎是山中之王，雄武勇猛，力破萬難；猴子則靈敏多變，弄險有方。”“虎氣”與“猴氣”是有別於西方自馬基雅維利以降“獅子”與“狐狸”的另一組政治隱喻，“虎氣”與“猴氣”正在某種程度上對應了梁漱溟所說的“統制”與“實驗”，而這兩者的辯證關係亦可見於鄧小平時代的政治生活。
[36]轉引自賀麟，《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載《文化與人生》，第18頁。
[37]孟廣涵主編，《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出版社，1985年，第35-37頁。
[38]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載第六卷，第972頁；《談全國統一穩定的革命政權的建立》，載第七卷，第151頁。
[39]賀麟，《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載《文化與人生》，第19-22頁。
[40]詳參楊奎松，《皖南事變前後毛澤東的形勢估計和統戰策略的變動》，載《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0-130頁。
[41]詳參盧國琪，《毛澤東的“人民共和國”探索之路》，載《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7年12月，第94-99頁；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42]賀麟曾區分“介入的政治興趣”和“超然的政治興趣”，參見氏作，《政治與修養》，載《文化與人生》，第253-257頁。
[43]梁漱溟，《國慶日的一篇老實話》，載《光明日報》（1950年10月1日）。
[44]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載第三卷，第390頁。
[45]同上，第370-371頁。
[46]梁漱溟，《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載第六卷，第860頁。
[47]同上，第865頁。
[48]梁漱溟，《有關階級問題的一次發言稿》，載第七卷，第214頁。而我們又能在同時期的另一篇文稿中發現梁漱溟的自我批評，參見《我的思想改造得力於〈矛盾論〉》，載第七卷，第217-222頁。
[49]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151頁。
[50]同上。
[51]梁漱溟，《在政協整風小組會上向黨交心的發言》，載第七卷，第39頁。
[52]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政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草稿》，載第七卷，第5頁。
[53]梁漱溟，《在政協整風小組會上向黨交心的發言》，載第七卷，第39頁。
[54]梁漱溟，《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時間內的事情》，載第七卷，第11頁。
[55]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政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草稿》，載第七卷，第4頁。
[56]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載第三卷，第404、408頁。
[57]同上，第406頁。
[58]丁耘，《大陸新儒家與儒家社會主義——以梁漱溟為例》，載《文化縱橫》2010年第2期，第66頁。
[59]梁漱溟，第五卷，第763頁。
[60]詳參賀照田，《當自信的梁漱溟面對革命勝利……——梁漱溟的問題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之一》，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12期，第74-96頁。賀照田認為梁漱溟在1951年至文革結束期間轉而信奉“階級鬥爭建國論”；汪東林截然相反，認為梁漱溟一以貫之地反對階級鬥爭，參見氏作，《1949年後的梁漱溟》，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與梁漱溟形成鮮明對比的大概是同為第一代大陸新儒家的賀麟，他改信了馬克思主義，甚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61]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第四卷，第279-280頁。實際上，蘇聯（尤其是斯大林時代）也非常注重對人心的改造。斯大林的生命是有限的（mortal），而斯大林主義對人心的改造卻是長存的（immortal），它是“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詳參費吉斯，《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62]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第四卷，第455、459、468頁。
[63]梁漱溟講：“儒家的禮樂運動，殊未得徹底成功；然已成就不小：一面是種下了中國人的和平根性，一面是擴大並延續民族生命到現在。”參見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第二卷，第184頁。
[64]梁任公引《論語》之語，參見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第四卷，第475頁。
[65]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第四卷，第474、480頁。梁漱溟講：“新習慣新能力（紀律習慣、組織能力）的養成，必須合乎中國固有的精神。如不合乎中國固有的精神，必不易養成。”對勘賀麟之語：“我想以‘十年樹人’的新說法，代替‘百年樹人’的舊觀念，並不是要在教育大業上欲速助長，急功好利，意思無非要指出教育功效之速，遠非一般人之所想象。”亦對勘毛澤東之語：“‘十年樹人’極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加上過去八年，十八年樹人，估計可以基本造成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專家隊伍。”與毛澤東“六億神州盡舜堯”接近的是，劉少奇曾言：“《孟子》上有這樣一句話：‘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看這句話說得不錯。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努力鍛鍊，認真修養，儘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質，不應該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那樣偉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質，認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棄，畏葸不前。如果這樣，那就會變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參見梁漱溟，第五卷，第325頁；賀麟，《樹木與樹人》（1946年），載《文化與人生》，第239頁；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6-479頁；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1957年10月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594頁；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66]丁耘認為：“《中國建國之路》是認識新中國的政統之作，而《理性之國》則是論證新中國的道統。”參見氏作，《大陸新儒家與儒家社會主義——以梁漱溟為例》，載《文化縱橫》2010年第2期，第64頁。
[67]在一定程度上，偏於中國問題而非人心問題，是救亡壓倒啟蒙在梁漱溟自身問題意識中的體現。“自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後，日寇向中國進逼一天緊似一天，直到‘七七’而更大舉入侵，在忙於極端緊張嚴重的中國問題之時，像人生問題這種沒有時間性的研究寫作之業延宕下來不是很自然的嗎？”梁漱溟，《人心與人生·自序》，載第三卷，2005年，第526-527頁。
[68]關於“道統建國”與“治統建國”的區分，得自王船山的某種提示：“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小人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拆、雹飛水溢、草木為妖、禽蟲為蠥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屍名以徼利，為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為聖賢，而恣為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參見王船山，《讀通鑑論》卷十三，中華書局，2013年，第339頁；對勘錢穆對孫中山國父之說的若干提示，參見氏作，《道統與治統》，載《政學私言》，第86-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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