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曹操被定性為“奸絕”，是不是羅貫中在書中春秋筆法，將曹操暗自將神壇中拉下，並推向了奸邪的無間道？這卻是個誤會。
“帝蜀寇魏”與“尊劉抑曹”，均非自古以降的傳統，至少西晉緊承曹魏，是以後者為正朔的。《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對曹操評價極高：“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三國志》向有“良史”之謂，陳壽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八個字，從曹操功業的角度看也的確恰如其分。王沈《魏書》則言其文采，曰“書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建安時期文化昌盛，但如孔融、陳琳、王粲等人本為文人，吟風弄月並不出奇；曹操終身戎馬，卻能有“登高必賦”的雅號，這幾乎能視為東漢諸侯中李尋歡一般的人物了。
兩晉之後，唐宋以來，士大夫階層對曹依然不乏景仰。裴松之的“機變無方，略不世出”、李世民的“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王勃的“信超然之雄傑”，司馬光的“芟刈群雄，幾平海內”，均是對曹操這位不世出的梟雄最好的腳註。然而，正是在北宋，與司馬光同時代的蘇軾，卻在其《東坡志林·懷古·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中描寫了這樣的趣聞：
“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塗巷即街巷之意。可以看出，就在司馬光們盛讚曹操功業的同時，民間已經出現了將曹操視為反派的傾向。宋朝都市瓦舍流行說話（說書），其話本中有一種只說不唱的平話，其中著名的《說三分》講的便是三國往事。平話流行於市井之家，正合“塗巷中小兒”；尋常百姓厭煩了這些調皮的孩子，給他們錢去聽平話，所以平話也起到一些啟蒙的作用。這些“薄劣”的孩子在平話價值觀的影響下能夠尊重劉備、鄙夷曹操，這顯然不是某一個說書人所能影響的。蘇軾引“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一句，足以說明在他的時代，民間對於劉備、曹操的正邪之分已經非常明顯——而此時距離《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的年代，相距還在兩三百年。
元朝時，出現了《三國志話本》。這一話本集合了眾多三國民間傳說，“尊劉抑曹”的色彩之強烈，通過其結尾的一首詩便能看出：“漢君懦弱曹吳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馬仲達平三國﹐劉淵興漢鞏皇圖”。“曹吳”自然是魏與吳，這兩者只是“霸”，劉備卻是“昭烈（帝）”；最後為了凸顯天命繫於劉氏，將假漢室之名的匈奴貴族劉淵也強行拉了進來，“帝蜀寇魏”的意味，十分明顯。
既是民間故事，自然少不了怪力亂神、虛構想像。士大夫階層需要正本清源，民間故事卻沒有這許多忌諱，於是“漢帝斬十常侍”、“劉玄德醉走黃鶴樓”、“三英戰呂布”等虛構的故事便漸漸流傳開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雖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但羅貫中本是話本作者和小說家，出身商肆之中，自然要沾染上民間“尊劉抑曹”的傾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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