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們討論了曹魏政權與門閥士族間的鬥爭，相信各位觀眾讀者也能從中看出曹魏政權最終被司馬家族取代的必然性。這一期，我們來討論一下蜀漢政權和川蜀門閥士族間的鬥爭。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在尋找諸葛亮為何要六出祁山的原因，這個原因我尋找了很多年，無論是網上的評論還是有名的歷史學家基本都會只從軍事角度去分析諸葛亮的北伐原因。包括在《新三國》電視劇當中諸葛亮給出的官方解釋是“偏安不能久治，所以我們要幹到底。”，說實話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該說的話，就好比有人告訴你“我們要移民，如果我們不移民，將來來了地震我們的家就毀了。”我覺得這個邏輯關係真的很可笑，起碼不該是諸葛亮的思考方式。
就算我現在結合諸葛亮的歷史形象，認為諸葛亮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匡扶漢室，那“六出祁山”不斷北伐的行為也是下下策，這種拿雞蛋碰石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和早年諸葛亮神機妙算的形象相比簡直可以用“整段垮掉“來形容。
那諸葛亮也好，姜維也罷，撇開人物的民間形象來談，“六出祁山“不斷北伐的行為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從頭慢慢分析。
1、 劉備陣營的三大集團
劉備稱帝后，所領導的隊伍大致分三個集團：以諸葛亮為首的荊州集團，以李嚴為首的東州士族集團（南陽、三輔一代遷入益州的勢力，劉璋當時主要倚重的勢力。），益州本土士族集團（以張松、法正為首。）
一直以來，劉焉和劉璋都是倚重李嚴為首的東州士族集團，因為他們都是外來戶，利益是捆綁在一起的，時間一長，益州本土士族集團就會遊離在益州權力中心的外圍，益州集團急於尋找新的政權力量來取代劉璋，改變益州本土士族集團被動的局面。所以就有了張松獻圖曹操，劉備從中“撿漏”的故事。其實這裡張松的心理變化很微妙，他獻圖曹操的初衷是為了尋求曹操的庇護，援助劉璋北擊張魯，但遇見劉備之後，卻又攛掇劉備來取西川，因為在張松看來，誰幫川蜀解圍都無所謂，重要的是誰能代替劉璋成為益州本土士族集團的最佳利益代言人。但是張松卻打錯了算盤，他千不該萬不該選的人就是劉備。
2、 蜀漢政權的內部為何會分裂？
劉備其實是個很聰明的君主，他奪取益州之後，結合劉璋的失敗，儘量避免了與士族集團發生正面衝突。《三國志·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後的人事安排，說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都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皆處之顯任），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盡其器能），結果是“有志之士，無不競功”。
但是張松當初選劉備，忽略了一個最最本質的問題。劉備的理想是匡扶漢室，不是偏安一隅。
劉備入川后，雖然益州本族集團的待遇確實提高了不少，但是為了“匡扶漢室“，無論是劉備還是諸葛亮，最正確的政治理念和治國理念就是——依法治國。但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這就和士族階級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豈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聲望、門第，完全“無法無天”。所以，劉備表面上是儘量避免衝突，實際上早已給政權的不穩定埋下禍根。以曹魏之強大，尚且失敗；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麼抗爭得了呢？
所以最終結果就是，不但益州集團漸漸開始抵抗劉備政權，就連東州士族集團也開始和益州本土士族集團聯合起來共同抵制“外來戶“。而且劉備死後，這個問題的發展就更加的嚴峻了，已經不是荊州集團和益州集團間的單純衝突了。這個問題在諸葛亮的身上十分的棘手。
3、 諸葛亮為何要“六出祁山“？
劉備死後，諸葛亮看似一統軍政大權，但其實劉備給諸葛亮留下的是一個“兩難“的爛攤子。剛才我們講過，“匡扶漢室”一直都是荊州集團的核心價值觀，而這個口號很難將“東州士族集團”、“益州士族集團”的核心價值利益捆綁起來。
所以諸葛亮就面臨了兩種選擇，繼續貫徹“匡扶漢室”的方針，就只能和“東州集團”、“益州集團”站在對立面。如果向他們妥協，改變治國方略，那麼荊州集團的力量就會瞬間瓦解。荊州集團一直是“匡扶漢室”的最堅定支持者，他們放棄家業，拋妻棄子來跟著劉備打天下，最後告訴他們我們在益州定居了，這些人會怎麼想？還怎麼跟著領導混？
如果只是集團間理念的不合還有緩和的可能，但是更要命的是兩個集團的性質決定了這個問題的矛盾不可調和。如果用現代的政治術語來形容，益州本族集團就好比從本土民眾中走出的政黨，那麼荊州集團就是不折不扣的“軍政權”了。軍政權要想佔據政治主導地位， 所能做的就是不斷地打仗。所以我認為諸葛亮“六出祁山”最根本的原因是維護荊州集團政治力量。
這裡我們做一個對比，二戰時期日本軍政府奪去政權主導，所鼓譟的就是“中國威脅論”，現在想想這一論調和諸葛亮的“偏安不能久治”是不是如出一轍？諸葛亮作為荊州集團的代言人，面對這個兩難的困境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權力永遠控制在自己的手裡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選定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都不是益州本土人士，甚至在北伐中不惜風險培養馬謖，導致“失街亭”的慘劇。而姜維在接過諸葛亮衣缽後也不斷的北伐，其本質就是保護“軍政權”的力量。
但這一情況也導致了蜀國最終成為“三國”當中第一個滅亡的國家。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與蜀漢政權的根本利益衝突，導致自己站在了蜀漢政權的對立面，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這個時候，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下期是我們的最後一期，《東吳政權與士族集團的博弈》。喜歡我的觀眾，請點擊關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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