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亂象叢生的數字貨幣行業進行有效監管，一直以來，都是困擾世界各國政府的大問題。
然而時至今日，數字貨幣最基本的問題——“是否屬於資產”依然爭議巨大，無法在全球取得共識。
經過去年“9·4”新政的肅殺後，中國社會對於數字貨幣的認識正漸趨理性，即便行業亂象仍時有發生。
數字貨幣以及由其衍生出來的各種業務生態，到底應當如何定義？中國對數字貨幣行業的監管何時會落地？未來監管又將以何種形態呈現？
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律師陳雲峰，日前接受算力智庫專訪，詳細剖析了以上備受全行業關注的問題。
監管落地的核心前提
縱觀目前監管已先行落地的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先定義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再引用相應的法律推進監管。
如近期先後宣佈啟動監管的俄羅斯和泰國，均將數字貨幣定義為“資產”。
另一數字貨幣交易大國美國，也正在就數字貨幣是否為“證券”資產展開調查。
但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對數字貨幣的屬性作出認定，在很多人眼裡，中國也屬於尚未宣佈定性的國家之一。
不過，陳雲峰對此表示不同看法。
陳雲峰對算力智庫表示，事實上中國早在2013年就對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作出了初步定性。
2013年12月，這個絕大多數中國人尚不知比特幣為何物的時間點，央行等五部委就已經發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對比特幣的性質作出如下描述：
“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雖然這則通知看起來更像是從貨幣屬性上否認比特幣，但在陳雲峰看來，“商品”一詞就足以說明當時政府對於比特幣的定性。
即便如此，問題依然存在：政府對數字貨幣的定性為什麼沒能早早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難題作何了局？
業內有一些觀點認為，各國之所以對數字貨幣的監管難以落錘，源於數字貨幣身兼多重屬性，立法難度極大。
當數字貨幣處於ICO階段時，它更像是一種證券資產；當數字貨幣處於支付和交易場景時，則兼具貨幣屬性；當數字貨幣在區塊鏈平臺上作為有使用價值的代幣被購買時，它又變成了一種商品。
陳雲峰認為，當不同的場景轉換導致數字貨幣的角色發生變化時，也需要用不同的法律去管轄，這就是法律監管難以落地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利益相關者站在各自立場上發聲，加大了對數字貨幣定性的爭議，讓監管立法前序工作變得更加曠日持久。
“市面上依然有很多傳統投資大佬，以及政商界要員，包括巴菲特等人依然持否定態度，認為數字貨幣毫無價值，但鏈圈人、持幣者則觀點相反……這種源於各自財富立場的觀點爭論已經持續了10年，有可能還會繼續持續下去。”陳雲峰對算力智庫解釋道。
陳雲峰進一步表示，數字貨幣之所以能存在並運行多年，是有其道理的，也可以認為其對社會是有一定用處的，因此政府也沒有直截了當宣佈其“非法”，“當下不具備對數字貨幣進行蓋棺定論的能力、時機和條件”。
“我們可以引用一句話來形容這種狀態——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技術與監管同步向前
監管落後於技術發展是新經濟領域的常態，但在區塊鏈行業，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
在數字貨幣尚未有適當法律進行監管的時候，數字資管等周邊衍生服務型行業已經開始蓬勃發展，速度之快超出很多人想象。（見算力智庫文章《震撼：數字資管業暗流洶湧》）
陳雲峰對算力智庫表示，資管在中國是很敏感的行業，無論是從業者還是投資者都須注意風險。
對從業者來說，需要面對的是國家對於金融業的硬性規定，“資管公司按照規定必須是金融部門頒發牌照的持牌機構”。
當前數字貨幣資管公司無一擁有金融牌照，存在巨大的合規問題。
陳雲峰認為，數字資管屬於全新領域，相關監管應當如何進行目前仍處摸索階段，沒有成熟的法律法規，“如果（數字貨幣立法）前提成立，監管就會很快到來。”
對投資者來說，需要面對的就是交易風險和道德風險。
“數字貨幣資管產品和買基金一樣，投資者需要承受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這是其一。其二，數字資管公司目前均非持牌機構，投資者需要明確資管公司的道德風險，比如財產丟失，盜竊等。”陳雲峰指出。
對於未來數字資管乃至整個數字貨幣領域的業態，陳雲峰認為國家會佔重要角色。
與大多數人想象不同，國家對於數字貨幣的態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保守。近來“國家隊”頻頻對數字貨幣“示好”，似乎按時著官方主流態度以及政策的潛在轉變。
在陳雲峰看來，國家除了扮演監管者外，也很有可能成為這個行業的積極參與者，“央行也有可能搞一個交易所，對數字貨幣市場進行定位和規範。”
“正如前任央行行長周小川所說，監管也是動態的，沒有一個僵死的，一成不變的監管。我們國家的監管也在逐漸成熟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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