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和中國對於山水畫的歷史觀念之間的分歧幾乎不明顯。在古代，歐洲山水畫就已經被藝術理論視為輔助物，而在中國，鑑於獨立藝術流派極為有限的權利，山水畫是傳統和現代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 “Landscape painting” 在中文中被譯為“山水畫”，其字面意思是“山-水-畫”，即三者應在固體和液體、垂直和水平、移動和靜止等對比強烈的元素之間形成張力和和諧。毫無疑問，這一藝術傳統影響著所有當代中國山水畫家的深思範圍，即使他們的作品與傳統繪畫之間存在根本區別，而且常常與西方的做法相互結合。
2018年4月7日至2018年5月20日，“傅饒個展——世紀”在站臺中國當代藝術機構舉辦。藝術家傅饒生在北京，在青島長大。二十歲時，他來到德國，在德累斯頓造型藝術學院（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Dresden）學習繪畫，這使他的繪畫也受到了東西方文化的影響。
“傅饒個展——世紀”海報
1869年3月，曾創造“絲綢之路”這個詞彙的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踏上了中國齊魯大地，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實地勘測和調查。1897年，“鉅野教案”的發生成了德國出兵佔領膠州灣的藉口。沒過多久，在清軍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德國軍艦從棧橋登陸，迫使清政府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建置不久的青島（時稱膠澳）從此淪為德國的殖民地。1914年，一戰爆發，日本取代德國佔領了青島，直到1922年，被中國北洋政府收回。
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
位於歐洲東部的德累斯頓是僅次於柏林的德國第二大城市。歷史上，它曾是歐洲最繁榮的城市之一。不幸在二戰期間遭到盟軍大規模的轟炸，整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然而，戰後的幾十年裡，執拗的德累斯頓人民經過不懈的努力，依照戰前的模樣，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地恢復了整個城市的歷史原貌。這一曠世之舉不僅是民族認同和歷史感的寄託，同時也承載著這個民族特有的自我反省精神。
累斯頓景色
藝術家傅饒
2001年，從小在青島長大的傅饒隻身來到了德累斯頓，學習、工作、生活至今。他為這裡的歷史和風物所吸引，也為日耳曼人身上的理性和意志所欽服。作為藝術家，傅饒更感興趣的是這一歷史悠久的城市與20世紀歐洲前衛藝術之間的緊密聯繫——要知道，它還是德國新表現主義運動的據點之一。這也是他畢業後毅然選擇留在這裡工作生活的主要動因。直到今天，這裡的歷史和風物依然是他繪畫素材和風格的重要來源。
這是三個完全不同的時空和發生。它們看似沒有任何交集，但實則隱伏著某個地理和時間線索，將三者連為一體，或者說是一同匯聚在傅饒的敘事中。無論是歷史上的青島與德國之間，還是19世紀帝國主義的殖民運動與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抑或是全球化時代的德累斯頓與青島之間，包括反覆出現在它畫面中的近代歐洲浪漫主義與北宋“帝國山水”兩種語彙之間……這些不同的時空線索在此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藝術家對於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想象。
◆ 藝術家作品欣賞
傅饒, Fu Rao, 玫瑰小姐, Rosa, 瀝青紙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饒, Rao Fu , 玉蘭花, Magnolien, 布面油畫，oil on paper，70 x 50 cm, 2017
傅饒, Rao Fu, G. 醫生, Dr. G, 瀝青紙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饒, Rao Fu, 傳說, Legende, 瀝青紙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100cm, 2017
傅饒, Rao Fu, 單車, Bicycle, 瀝青紙本, bitumen on paper, 50x44cm, 2017
傅饒, Rao Fu, 雞冠花, Coxcomb, 瀝青紙本, bitumen on paper, 50x70cm, 2017
傅饒, Rao Fu, 架接地 17，Chimerica 17 , 布面油畫，oil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饒, Rao Fu, 摩托車, Scooter, 瀝青紙本, bitumen on paper, 70 x 50 cm, 2017
傅饒，Rao Fu, 隨風, Follow Wind, 紙本瀝青和油畫, bitumen and oil on paper, 153 x 118cm, 2014
19世紀末，西方列強的全球性殖民運動不僅將中國捲入了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同時也標誌著現代世界和現代中國的誕生。歷史學家們發現，19世紀並不僅僅是一個分期概念，而是像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等範疇一樣，是一個“獨立而難以命名”的時代。對於中國而言，19世紀90年代產生的變革思想毋寧是下一個時代的序曲。20世紀現代中國的一系列蛻變就是從此開始的。在汪暉教授看來，19世紀作為歷史敘述軸心的意義也在這裡。它標誌著一個世界性的變革，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全球化的降臨，都可以追溯至19世紀或所謂“世紀”的誕生之時。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非但沒有終止、反而加劇了戰爭、貿易、革命，以及技術的進步。甚至可以說，正是“世紀”將中國與西方以及整個世界連在了一起，或者說是被“世紀”化為全球體系的一部分。
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歐洲歷史的零星片段常常是傅饒繪畫的素材和起點，但他並非止於圖像的再現，而是在此基礎上，通過個人經驗的偶然帶入，延展出更為複雜的敘事，這種敘事並沒有預設任何線索和框架，很多時候他連腹稿都沒有，而習慣於邊畫邊想、邊想邊畫。其中不乏意識形態的隱喻和象徵，包括身份的自覺和認同的焦慮，但其整體邏輯似乎更接近無目的的“意識流”或是超經驗的“穿越劇”。誠如保羅·維利里奧所說的，一旦離開了“穿越性”，我們將永遠無法對感知世界的種種方法有深入的理解。而這一“穿越性”毋寧說是一種行動的情境理論。在此，藝術家的實踐針對的不是歷史是如何發生的，無論是圖像素材的構成，還是多種表現手法的集合，幾乎每個要素和環節都植根於不同的歷史與現實情境，內涵著不同的政治所指，而所有這些透過藝術家的“重組”與“虛構”，則更像是一個未來“世紀”的場景。
閱讀更多 收藏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