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也有对李鸿章评价低的，只是被选择性失忆给遗漏掉了，评价高的基本都是政府首脑和元首出于官方礼节需要而大赞唱歌，外交层面赞美夸奖他人，表面说辞一套，背后说辞一套，利益使然而已。与李鸿章类似处境的还有戈尔巴乔夫，从出任苏联首脑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西方政治圈的评价都很高，西方国家从来不吝惜用华丽的词藻来赞美他，在苏联即将崩盘的前夕，老戈获得了政治圈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美国赞美他是因为作为迟到的帝国主义赶不上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末班车，在远东投放能力有限，于是只能采取迂回战略，从商业、经济与教育入手，在中国积极倡导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因此需要清廷重臣的支持，尤其是东南沿海富庶省份汉族官僚集团的支持，因此其代表人物李鸿章自然要积极拉拢。
俄国赞美李鸿章，是因为在中亚和远东分别与英国与日本进行战略对抗。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作为远东一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北上扩张势头势必与俄国南下扩张势头相撞，严重妨碍了俄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联合中国制衡日本成为俄国的首要选择。因此才有了李鸿章与维特震动一时的《中俄密约》和《满洲条约》。
日本赞美他，是因为作为晚清为数不多懂外交的权臣，且是汉族官僚集团的总代表，他的存在可以很好的方便与清廷沟通，在利益得不到满足和执行时，李鸿章是个很好的担保，所以夸他明大势，懂大局。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做官和处事上深得其真传，但李鸿章所作所为却比不上他老师曾国藩，也比不上左宗棠。李年少时的梦想就是“三千里外欲封侯”，曾国藩曾经不客气的评价李鸿章一心只想升官，出人头地，做人做官太功利。他办洋务，兴教育，练海军，建工厂，根本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使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清朝的统治，只有清朝的延续才能保证自己位极人臣，出将入相，名留青史，他也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被举国痛斥为汉奸，这实际上是误解他了，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是卖国的话，那当时全民腐败的晚清又有谁不是卖国呢？他本就是清朝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李家的荣耀与权势与清朝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使东南互保时他始终也没有想过取代清廷。甲午战后的舆论说李鸿章卖国是偏颇和不负责的。但舆论猛烈抨击李鸿章误国是完全实至名归，不可原谅。
第一个误国是尾大不掉。1864年太平天国被灭后湘军被遣散，但淮军被保存了下来。淮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产，其上到高级将官下到基层营官基本都是合肥人，士兵都是同乡同村，淮军只听命于老板李鸿章，只对李家一人负责，是非常典型的私家军队，是日后中国军阀的鼻祖，兵归将有，将领只对统帅负责而不对朝廷负责。淮军从建军开始就不是一支保家卫国的军队，士兵当兵是为了抢钱抢粮抢地盘，军官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样的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却是李鸿章跟皇帝和慈禧博弈的本钱。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标志着湘淮汉族官僚集团的全面崛起于国内政治舞台，湘系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曾死后众望所归是左宗棠。淮系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而大哥李翰章是湖广总督，兄弟两个汉人同任实权总督，是清朝建国以来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清政府对南方的已经失去控制，外重内轻的局面彻底形成。在内战中结成友谊的南方督抚大员们大都是同乡、同宗、同期、战友加姻亲，门生旧部遍布整个官场，后辈相互通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正是李鸿章一手从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了这个关系网，打造了上下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慈禧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试图敲打尾大不掉的湘淮官僚集团，结果遭到了他们强有力的反制。而在中国中央皇朝的集权体制下，如果外重内轻的格局一旦形成，中央没有权威，那么就离王朝灭亡的死期不远了，“东南互保”就是他们官场生涯的巅峰之作(彻头彻尾的叛逆)。
李鸿章第二个误国的地方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在官场上的权谋同样可以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但实践证明他自己却被列强狠狠地摆了无数道。第一是与左宗棠争论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李就建议放弃新疆，遭到了左的强烈反对，左西征后，全力阻挠他收复新疆的行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将东南沿海关税截留不上缴朝廷。为了筹集粮饷，左宗棠只得通过胡雪岩向国外银行融资，慈禧从皇家内库拨款，才勉强保证了西征军的军费，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却被李鸿章所芥蒂，最终被盛宣怀联合国外洋行给整垮。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最担心的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军费来源和来自朝堂上的冷箭。1885年中法战争，他在旗开得胜的时候与强弩之末的法国求和，导致了中国虽胜尤败，丧失了西南藩属国越南，华南、西南屏障洞开，法国势力长驱直入到中国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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