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6歲的鄧恩銘從貴州荔波縣城出發，隨二叔到泉城濟南讀書。到達濟南後，他住在南圍子朝山街58號的四合院裡。今日喧囂的濟南街頭，朝山街已無半點58號四合院的蹤跡。鄧恩銘從這裡出發，步入濟南老城的南門，到大明湖南岸的省立一中求學。
鄧恩銘眼看著列強在貧弱的國土上耀武揚威，動盪不安、黑暗透頂的社會更激起了他關注國家命運的鬥志。他認識到自己的未來與國家的未來是緊緊連在一起的。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和民主、科學的新思想更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在省立一中的圖書館裡，他讀到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這份雜誌從上海向青年發出號召:“沖決過去歷史之羅網，破除陳腐學說之囹圄。”
五四運動爆發後，鄧恩銘將《新青年》的號召付諸實踐，積極投身到愛國運動浪潮中：在濟南城內外宣傳演講，舉行學生聯合大會，組織學生總罷課，組織學生到日本領事館示威，帶領群眾包圍並搗毀支持軍閥政府的《昌言報》。濟南老城和商埠區，時常躍動著這個貴州小夥子的瘦弱身影。
當運動稍稍平靜時，鄧恩銘帶著頭腦裡積存的各種問題，如飢似渴地學習。此後，他閱讀了大量宣傳新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其中有諸多對《共產黨宣言》零星片斷的摘譯，都促使他向共產主義者轉變。
這種變化像核聚變一樣，在年輕人的心裡不停歇地蓄積著能量。1920年正月初五，中午過後，鄧恩銘興沖沖地跑到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員王祝晨家裡。他一進門就找到水缸，端起水瓢咕咚咕咚喝起來。待家人聽見動靜，再拿開水已來不及了。王祝晨先生關切地說:“這樣不好，會弄壞身體的。”
“沒關係，一點兒事也不會有。在老家我整年喝涼水，濟南涼水和我家鄉的水一樣好喝。再說我一人在外，該做的事太多，沒有時間去燒開水，有那時間真不如去看點書。”鄧恩銘說著，二人進了屋。王祝晨笑著問：“無事不登三寶殿，一定有什麼大事?”
“是有事，也算大事。關於婦女解放問題，我們幾個同學爭論不休，我就跑來請教您。纏腳放腳看起來很簡單，可阻力太大。從農村回來的女同學講，一提放腳，農村婦女就說放了腳不能勞動，起碼不會推碾。女同學不服氣上去試試，不幾圈全都眩暈在地。農村婦女在一邊大笑，弄得女同學落荒而逃。”鄧恩銘這一說，兩人哈哈大笑起來。
“看來她們是犯了策略性錯誤。”王祝晨笑道。“策略性?”鄧恩銘不解地追問。“你想想看，她們以自己之短去比人家之長。這些女孩子生來就沒推過碾，而生長在山區的婦女，從下生就靠推碾來生存。這不是拿著雞蛋去碰石頭?”兩人又笑了。
“先生，那你說今後怎麼辦?這個陣地太大了，我們決不能丟掉它。”“看來只能加大宣傳，以實際情況去攻老百姓的心。要把纏腳的壞處說清晰透徹，不能用城裡的比喻，要用農村語言，這就要下大功夫。咱們的國家是農民立國，農民一半是婦女，婦女工作是重要的一環。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你來說說另一半是什麼，還是最關鍵的一面哩?”王祝晨說道。
鄧恩銘思索了一下說：“是不是主觀能動性?也就是說，說破大天自己不覺悟，一切都是白來，是不?”“對，這是規律。我們把一些實際問題排出個先後緩急來。如果沒有實際問題，那還要我們去幹什麼。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提高認識和鍛鍊成長的過程。”王祝晨說道。
是啊!先生你說，一個人是不是被摔打成鼻青臉腫才算成熟?”鄧恩銘笑著問。“也不能這樣說，這要看他是怎樣接受教訓。如果接受的是教訓的反面那可就糟糕了。”王祝晨笑答道。
“是啊，這就要看這個人的理解力和判斷力，而這兩種力量在於自己的大腦站在哪個立場上。我現在認為立場就是世界觀，世界觀應該建立在《共產黨宣言》上。先生，您說對嗎?”“對，完全對。你已把馬克思的學說作為行動指南了，這很好。看來你不只是愛讀書，而是愛鑽研，自己找準自己的道路了。”
“是這樣，先生。人生是短暫的，要趁著年輕為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母親盡一點微薄的力吧。”鄧恩銘肯定地說。
“人生就該這樣活。”王祝晨頷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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