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底蛟龍
歷史永遠不像馮小剛導演說的那麼簡單分明：“統治者對人民好，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摘自電影《一九四二》映後感談）。在特殊時期猶是如此。
1942年到1943年，抗戰已經進入到第六、七個年頭，沒有哪部神劇編劇出來提醒中國人民，抗戰何時會結束，又會是以何種方式結束，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和傳統的魚米之鄉盡皆落入敵寇之手，戰爭資源開始捉襟見肘。
1941年底，日寇侵佔東南亞，徹底堵死中國的進口通道，後來的駝峰航線承載力有限，只能以軍事物資為主，所有的其他戰爭資源，必須靠自己深挖潛力想辦法。
戰爭資源最需要的是人，前期的愛國熱情高潮下，有覺悟的學生都已經參與進來，甚至都犧牲在了抗日戰場上，後期只好採取抽丁制，抗戰期間，總共抽丁1300多萬人，人海戰術是中國軍隊面對日寇時不得不採用的手段。
抽丁大省第一名四川，抽了258萬，第二名河南，抽了190萬，特殊時期，統治者對人民百姓並不十分友好，但，這是沒辦法的辦法。
有了兵員，其次就是要有糧食，當兵的沒糧吃，怎麼上戰場打仗？
四川、湖南、江西，這三個省是抗戰時期上交田賦的前三名，第四名的有力爭奪者是河南，1941年，大災初起，河南全省徵糧158萬石，全國第四；1942年，旱災肆虐，全省徵糧245萬石；1943年，局部受災依然嚴重，全省徵糧302萬石，全國第五。
國府徵糧手段，自然不夠友好，當時河南東北部和南部佔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日寇佔去，他們統治的偽政府徵糧手段同樣不夠友好，抗日根據地所在的冀南地區與河南緊挨著，災情同樣重大，也有很多豫地災民北上至此，1943年由於數量太多，不得不遣返1萬名災民，也很難照顧到位。
各個政權雖然都無法太友好，但道義上的事情都還在做。
元、清異族統治的封建朝代都知道遇到大型天災要減免田賦，國民政府就不知道？敵佔區的偽政權和抗日根據地也都明白，民心是需要撫慰的。
日本人在危急關頭，也有個別地方開倉放糧之舉，拿出一定的軍糧用於賑濟，你說他們以防民變也好，收買人心也罷，他們反正做過，岡村寧次也“號召救災”，個人也捐資不菲。
根據地這邊的太行地區在1942年減免公糧5.6萬餘石，也積極組織人員幫農民搶種。
災情剛一爆發，國府連續三次急賑，撥付3400萬，河南調用中央其他資金急賑5300萬，省府另行籌集急賑1500萬；省府開倉散糧51.4萬石，從軍隊方面的湯恩伯處借糧160萬斤，從第一戰區蔣鼎文處借糧400萬斤，各處駐軍也展開每月節約兩頓飯或其他方式紛紛捐糧。災荒期間，河南一共從外省調進平價供應糧3億斤，從統設的救災委員會到各受災地區，設置粥場四千多處。從糧食限價、到禁殺耕畜、到以工代賑，應該說，該出的政策和主意，都比較到位。
但是在嚴重的災情面前，運輸能力拖了後腿，唯一進出河南的大動脈隴海線西段處於日寇炮火射程之內，鐵路設備老化，每天能運入災區的糧食終歸有限。河南災區人民大多選擇沿隴海線向西面的關中地區逃亡，有的進入冀南，有的進入鄂北，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裡，所描寫的路線就是災民首選的西線。
1942至1943兩年多的河南大災荒中，共造成1484983名災民死亡，各地區死亡統計結果如下表：
總體說來，此次災荒死亡人數過多，可以歸結為“初期災情隱瞞不報”和“後期賑濟糧食運不進來”這兩大主要的直接原因。
追根溯源，除了天災，這還得把仇恨放在日寇的侵略戰爭這“人禍”上來，這才是最基本的原因。
歷來現實
1942年的河南大災是天災，更是人禍！天災可抗，人禍難逃。人禍最主要的是日本侵略！不過，對於河南大災，國民政府自己也難辭其咎。
首先，李培基作為河南一省之長，面對河南大災，竟然向重慶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向蔣介石彙報河南大災的事。但是，由於地方政府瞞報災情，導致蔣鼎文被中央訓斥了。36集團軍的司令李家鈺去重慶向何應欽彙報河南災情時，也被何應欽以“地方政府沒有報，軍隊報告就是無效”為由，頂了回去。也是因此，蔣鼎文為首的軍方，與李培基為首的地方政府產生了矛盾。
1942年10月份，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派張繼和張厲生兩位大員刀河南視察災情的時候，李培基警告各地代表不要把災情說的太嚴重，李培基自由辦法。各地代表比較有良心，如實彙報，讓兩位大員非常吃驚。
面對中央大員的詢問，李培基彙報說："起初看到二麥麥苗秀豐，不會不下雨，誰知道皇天這王八蛋刮來一陣黃風，一夜之間把麥苗全刮幹了。"
張厲生又問:"有了這樣情形，為何還不報災?"李培基說:"我見早秋長得還好，誰知皇天這王八蛋又來個捋脖旱!"(當地方言，掐脖子之意)。
1942年6月的西安軍事會議，蔣介石將徵糧食作為縣長的考核指標。在縣長們的考核中，糧食佔考績的百分之三十五，抓壯丁佔百分之三十五。
許昌縣長王桓武，預計當年收成是以往的八成，實際只有一成。而他為了完成任務，依然按八成的標準收糧食。不交糧食的，繳不夠的，王恆武就派地方自衛團的團勇挨戶坐催。住在百姓家裡，逼著百姓砸鍋賣鐵交糧食。在災害中，許昌縣死的亡人數是最多，死亡183472人（1943年數據）。
1942年，王桓武提出的徵糧口號是“寧可餓死十個老百姓，不叫餓死一個兵，為抗戰軍事第一也。”
1944年春，在當地士紳多次聯名控告下，王桓武被免職押往洛陽軍事審判處受審。抗戰勝利後，他打算叛國，被老家的團勇活埋了。
1938年，花園口決堤，為阻止日軍西進，蔣介石政府採取"以水代兵"的辦法，炸開花園口堤壩。從此以後，河南災荒不斷。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數十萬國軍在黃泛區兩側，與日寇隔岸對峙。1937年—1942年，河南的出兵出糧數量都位列全國第一。數十萬國軍要在河南就地解決糧食和兵源問題。無意給河南的災害，雪上加霜！
在當時，河南流行一句民諺“河南四荒，水旱蝗湯”。這個湯，指的就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湯恩伯的部隊在河南省內，任意欺壓當地百姓，隨意拉壯丁，搶掠百姓糧食和財產。也是因此，當時百姓流傳民謠說：“寧可日軍來燒殺，不要國軍來駐紮”。
國民政府官員貪汙腐化，連救災物資都貪汙。
國民政府參政委員郭仲隗，好不容易從中央爭取到2億元法幣的賑災錢款。結果，經過層層盤剝，最終只剩下8000萬元賑災；後來，中央又追加3億平糶款，用於從外地購買糧食。結果，被河南省府政秘書長馬國琳，和當時的河南工農銀行行長李國珍用於投機倒把。直到半年後，才買回來糧食。
(文/勇戰王聊歷史)
勇戰王聊歷史
“災害”一詞，表面上看是一個單純的自然因素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實際上“災害”是一個複雜的自然與人類社會互動的結果。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在南極的無人區，颳起一場颶風，能說是一場災害嗎？當然，如果對於南極的土著——企鵝來說，這場颶風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場災害。但是對人類社會來說，並沒有太多的影響，故這場颶風是否應該定義為災害，就要重新考慮了。
基於上述思考，“災”和“害”其實是應該分開的。“災”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現象，比如水旱災，在人類歷史上是最為常見的。而“害”則是一個人類社會對“災”的反映。
有“災”不一定有“害”。因為人類社會有很多的防災機制。
巨大的“害”不一定對應有巨大的“災”。因為除了“災”，還有一個詞叫“人禍”。
可能有點繞口。這裡面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為人的主觀能動性。
1942年春夏，赤旱席捲豫省，河南一百一十餘縣有近百縣受災。
和歷史上相似，大旱過後必有蝗，這場災難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春天。其中受最嚴重的是河南中部偏西一帶。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1938年的花園口人為決堤造成黃河氾濫；豫省1941年就呈現欠收缺糧的倪端；河南省作為當時的抗戰一線，戰時管理層級和措施不完善；戰時通貨膨脹嚴重；河南省額徵軍糧數量驚人；國民政府上下各級戰時信息流通不暢；地方官員在賑災過程中徇私舞弊；相鄰省份以鄰為壑，拒納災民……等等。
這些因素綜合到一起，造成了這一場世間罕見的災難。
再次反思，這場饑荒，到底是天災成分多，還是人禍成分大呢？
逃難的饑民
熊二History
我就是河南的，作為九零後，對於那段慘痛的歷史並不是瞭解的很透徹，第一次知道1942年那段歷史，是馮導拍的那部《1942》，當時看了後心裡堵了半天，後來查閱了好多資料，以及聽外婆講的歷史，給大家說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天災，當時河南省發生大旱災，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遭遇蝗災，就像可怕的瘟疫一樣，在自古就多災多難的河南大地上肆意傳播，不要說糧食，就連樹皮草根都找不到了，甚至傳說人們爭相恐後的搶奪大雁的糞便，大雁吃的是糧食，人們已經顧不上屎的香臭，抓住就往嘴裡送，只為活這一條“人”命。饑荒遍及全省一百多個縣，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和遭遇日軍轟炸而死者無數，而當時難民乘火車逃難的是極少數，多數人是徒步。隴海線鄭州以東已被佔領，能通車的是洛陽以西。坐火車逃難的，充其量最多佔總人數的1/3。當時火車數量很有限，運載效率很低，大部分是運貨的，難民都是坐在貨上面。當時火車時速估計只有30公里，從洛陽到三門峽走走停停估計要兩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車（而在這個過程中，各路土匪和路霸打劫財物，最終地主階級也淪為了難民），多數人是徒步，一路上餓殍遍野，饑民相食慘不忍睹。
第二，人禍，當時是國民政府時期，也處於抗戰時期，抗戰就要徵糧啊，那年仍然對河南實行大量的徵糧任務，而當地政府前期為了不被罵，就強行徵糧，本來就已經顆粒無收的情況下，更加雪上加霜，直接導致了大饑荒的爆發。
面對大面積的饑荒，國民政府選擇的戰略是驅趕災民，像踢皮球一樣將從河南來的難民又踢回河南去，而軍隊作戰是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軍隊對人民不管不顧，人民也就不會再支持軍隊。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人民對政府的反感，而此時，日本人卻抓住了這個機會。
為了快速有效的打擊國民政府，日軍乘機為災民發放糧食，擾亂秩序，讓災民亂起來，越亂越好。前面是國民政府的機槍堵著城門，後面是日本人拿著糧食，要是今天的我們，你會選擇寧可餓死不食敵軍糧，還是為了活而吃？有時候啊，不要說民眾是愚民螻蟻，都是為了活著啊。
《1942》裡面有兩個鏡頭，當蔣委員長問河南省委主席災難餓死多少人時，省委主席說：據官方統計，一千多人，蔣委員長說，那實際呢，省委主席沉默了一會：三百多萬。
地主家的女兒最後被兩碗米賣給了青樓，當被安排給人洗腳的時候，彎了半天腰蹲不下去，那人說怎麼不願意服侍我嗎，她帶著哭腔說：爺，不是，只是吃太飽了，蹲不下。
這，就是當年的情況啊，天不佑河南，不佑河南。
豬病小管家
簡單說原因主要有五個：一是日本侵略；二是蔣介石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導致黃河氾濫；三是連年大旱；四是大面積蝗災；五是政府救援不力。
1942年河南發生的大饑荒，起因可以源自1938年抗戰全面爆發，蔣介石下令炸開了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黃河水氾濫東南流，淹沒了河南東南部以及再往東南的廣大地區，為以後的蝗災留下隱患。
黃河氾濫、日軍蹂躪再加上連年大旱、遍地蝗災和政府的救援不力，導致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災難。
慘狀無法用語言描述，比電影《1942》展現出來的還要慘。銘記歷史，不忘歷史，珍惜現在。當時的慘狀用語言難以描述，看看當時英國人拍攝的照片吧，真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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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為日本佔領區
瀕臨餓死的災民
餓死的災民
啃食樹皮
能吃到的樹皮都被吃光了。
科普歷史
山坡羊·潼關懷古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
望西都，意躊躇。
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在以往的答案中曾寫過，中國歷史上，這樣遍地餓殍的大災數不勝數。不論是他漢唐盛世，還是五胡亂華；不論是1942以前，還是1942以後。中國人都沒少餓死。無數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中國人，生前的最後一口東西往往是觀音土。
我翻遍史書，從那滿篇的仁義道德、抵禦外辱、自強自立、天災連連的字縫裡，看到的分明是人禍。
1942年任職為河南省糧政局秘書的於鎮洲曾回憶說：“弟供職省糧政局，駐魯山康莊，亦為災情嚴重之區。弟為報災事，屢向盧局長鬱文建議，應速將真實情況轉報中央，但均未被採納。
災區範圍，以黃泛區扶溝、許昌為中心，周圍數十縣份，紛紛報災，省政當局以麥苗茁壯，誤認各縣系避免多出軍糧，故意謊報災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據實相報。
以上是1942年河南糧政局的秘書回憶，在他的回憶中，彼時的國民黨河南省政府是為了避免收不上來軍糧，故意不向重慶中央報災。
然而重慶中央真的不知道河南大災嗎？
答案是血淋淋的。
1942年秋天，河南社會各界推選了劉莊甫、任兆魯、楊一峰3名代表到重慶說明情況，求糧食救濟。
大家注意，這個楊一峰，時任當時河南的民政廳廳長。
駐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珏前赴重慶面見蔣介石，也曾報告過河南的災情，蔣氏聞知後要李速去找何應欽，何應欽的回答是：“災情是不能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報告，河南方面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來的災情？”
上面是駐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團軍司令向重慶中央的災情報告。
除了這位司令外，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蔣鼎文甚至扣押了河南的財政廳長官和糧政局長官，為的就是保障自己的軍糧能得到供應。
蔣鼎文的想法是，你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不報災情，老百姓交不起糧食，那重慶中央又不撥糧，我這手底下的兵吃什麼？
這時候，我們就有了一個疑問，既然從軍到民都有人在向重慶中央報災，為何國民黨河南省政府就是不承認災情呢？
這就涉及到河南省政府省長李培基和糧政局局長盧鬱文的出身了。
在1942年6月，注意這個時間點，是6月。而河南大災，從七月就開始了。
在六月，反動的國民黨政府開了一場糧政大會，提的就是如何徵糧的事宜。而徵糧需要人手，李培基此人在國民黨一派有著人事制度建設方面的名聲。他甚至曾專門寫過如何建立糧政的人事制度。
這就是為何蔣介石不用他人，而用李培基。他派李培基去河南這個與日軍交戰的前線地帶，為的就是兩個字:徵糧。
至於盧鬱文，他作為河南糧政局局長，也是由蔣介石指派的。為何指派他去，而不是其他人呢？
因為盧鬱文曾提出三個徵糧方面的入手點:第一是糧食總產量，第二是糧食運輸，第三就是如何向官紳徵糧。
也就是說，盧鬱文被蔣介石派過來，也為的是那兩個字:徵糧。
在這樣的情況下，李培基和盧鬱文，怎麼可能敢把災情上報？上報了災情，徵不了糧食，豈不是要掉帽子!
這是徹徹底底的人禍，是明明白白的用老百姓的血染紅自己的官帽子。
而這還不算完。直到1942年災情實在無法瞞報，災民已經進入陝西求食的情況下，李培基才向國民黨政府報告災情。這時候國民黨政府竟然是用法幣賑災，而不是直接調撥糧食。
而且河南省政府是把賑災款扣除了老百姓應繳的稅，再進行的發放。
而且國民黨的國家銀行和糧店聯合起來，糧店不收大額法幣，只收五元十元的法幣。而銀行在換鈔的時候，還要收百分之十七的手續費。也就是一百元法幣遞進去，八十三元法幣丟出來。
這哪裡是賑災，分明是一場血腥的分贓盛宴。
再去搜搜蔣鼎文，以軍人身份，一邊抗戰，一邊痛心於百姓流離失所的老兵，他的結局如何。
真真的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王斌兔斯基
馮傑
一、多災併發。1941—1943，河南省發生了數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災，接著又發生了蝗災。蝗災發生的地域非常廣泛，“入夏以後蝗蟲自汛東掠河而過蔓延各縣，蝗蟲所經之處，百物為空，受災面積將近2000萬畝，”。“蝗蟲所到之處，高粱、玉谷、黃谷等農物多被其食，每一株秋禾上常集結蝗蟲數十頭，其生殖能力極強，隨時交配，隨時產卵”。旱災和蝗災導致了嚴重的饑荒，老百姓不得不流離失所。蝗災的發生主要是因為花園口決堤，導致下游全部變成了黃泛區。而蝗蟲最喜歡生活在河邊和淤灘，黃泛區的造成為蝗蟲的繁衍和肆掠提供了生長環境。
二、國民政府的腐敗。主政河南的國民政府官員政治腐敗，加之戰爭頻繁，導致河南省的旱災和蝗災沒有得到根治。
三、人禍。1942年湯恩伯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以40萬軍隊駐紮河南省。湯恩伯手下的軍隊紀律性非常差，經常出現有組織性的搶劫等惡行。河南有三災：水災、旱災、蝗災，湯恩伯去河南後，被河南的百姓稱為“水、旱、蝗、湯”，河南的四荒。湯就是湯恩伯的兵災，河南老百姓恨湯恩伯猶如恨蝗蟲一樣，湯恩伯的軍隊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被弄得精光。
歷史軍魂
天災往往和人禍聯繫在一起。有些時候，說是天災，實乃人禍。
馮小剛導演的電影《1942》，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當年1942年的那場大災荒。至於電影中的場面，這裡就不贅述了，大部分人都看過。關於這場大災荒，我提煉了三個關鍵詞:天災，人性，戰爭。
(一)、天災
確實，引發災荒的，是氣候原因。河南《偃師縣誌》記載：民國三十一年（1942）春夏，大旱，二麥歉收。7月，蝗災、風災，糧食收穫僅一至二成，人多以樹皮、草根、觀音土、雁屎充飢。
根據這個描述可知，確實是因為因為旱災伴隨著風災和蝗災，導致了河南絕大部分地區顆粒無收。氣候的因素，是誘發整個大災荒的開始。
(二)、戰爭
1942年，正處在抗日戰爭的中後期。當時大半個中國，均遭遇日寇的侵略，河南也不例外。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對於整個河南地區的影響不必多說:
- 河南是人口大省，兵源輸出不少，再者河南是正面戰場，同樣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 戰爭要消耗糧食，正面戰場上的國軍要徵糧，入侵的日本人要搶糧；
- 1938年，為了阻止日軍渡黃河南下，國民政府政府選擇將黃河炸開了一個口子，黃河之水決堤而出，河南地區首當其衝(這次事件被稱為“花園口決堤”事件)。
上面三個因素，確實是因為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哪怕是和平年代，天災已經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再加上戰爭的催化，更是愈加可怕。
(三)、人性
戰爭往往會暴露出人性黑暗的一面，1942年的河南大災荒，便是如此。
面對河南大面積的糧食作物絕收，國民政府並未表現出足夠的重視。
一方面，第一戰區長官蔣鼎文倒是早早上報了河南的災情；另一方面新上任的河南省主席關培基，卻故意遲遲不向國民政府報災，並且向國民政府申報說，河南“麥苗茁壯，收穫還好”。
蔣鼎文上報災情，並不是他有多關心民眾，而是擔心他的軍糧；關培基隱瞞災情，關心的是他的政績。在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下，蔣介石根本就不信河南發生災情，甚至以為是蔣鼎文想騙軍糧。
好吧，蔣介石不理睬，軍糧那也得繼續收，不管你有沒有受災，先把軍糧收了再說。於是就出現了非常諷刺的一幕:百姓吃著草根樹皮，收糧隊卻逼著他們上繳糧食 。
更加諷刺的是，災民逃難至臨省，卻被拒絕入境，只能原路返回等死。臨省的官員心裡想的都是這些難民會影響他們的政績，而不是想著如何救助。
經天災誘發，在戰爭和人禍的催化下，1942年河南大災荒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河南1200萬受災人，300萬人死於災荒中，另有約300萬人逃離河南。
小鎮月明
1942年河南大災為何如此嚴重？其實很多不明白的原因，把數字拿出來就很好理解了。
當時河南的損失有多大？
河南的1942這所以出名，是因為1942年河南一共死了300萬人，而當時河南的總人口，只有3000萬左右，也就是十分之一的河南人在當年被餓死，也就是說如果當時有十年是這種情況，河南這個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就會徹底沒人了。天災人禍在民國時期是年年有，餓死人更是家常便飯，但如此之大的規模，造成如此慘重的人員損失，這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當時的河南災民，一個即將餓死的男人摟著已經餓死的孩子）
當然說到1942年河南的災難，有些人會說當時是抗戰時期，本來國家就有難，所以賑災不利似乎也情有可原。這樣說乍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當時確實是國難臨頭，日本侵華如火如荼。但如果考慮到河南和河南人在抗戰時做了什麼，恐怕就更能理解這次災難對河南人的心理產生了什麼影響。
河南對抗戰貢獻和遭受的損失
抗戰是國難，而身為中原人的河南人自然首當其衝。自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以來，河南到1942年一共為國家提供了156萬士兵，在抗戰的前5年是出兵人數最多的省份。而河南歷史上一直是中國最大的糧食產區，到現在仍是如此，河南一省的小麥產量仍然能佔到全國的1/4左右。在抗戰時，河南也一直是為抗戰軍隊提供糧食最多的省份。
（抗戰時各省出兵人數，河南在全面抗戰前五年是最大兵源省，全面抗戰整個八年也排名第二）
但河南人在抗日戰爭時期卻有什麼樣的遭遇呢？1938年6月9日，在蔣介石一再命令催促下，國軍將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挖開，致使黃河改道，在河南形成了大範圍的黃泛區，而這些行動，事前卻沒有針對老百姓做任何的防災準備，致使河南有140餘萬家庭流離失所，800萬畝耕地被淹，89萬民眾死亡，遇難人數接近南京大屠殺的三倍。可以說在抗戰中，河南一如繼往地在國家有難時站在了最前線，同時也一如繼往地付出了最大的犧牲，遭受到了最大的損失。
1942大災的原因及影響
而花園口決堤之後，河南形成的長達400公里的黃河氾濫區使曾經的糧食主產區豫東地區的耕地，幾乎完全無法耕種。黃泛區使大量民眾淪為災民，極大地加重了河南的糧食壓力。而之後幾年，黃河頻繁改道，一些原來的河道在黃河改道之後又暴露於陽光暴曬之下，在1942年河南的大旱中又成了蝗蟲滋生的溫床。而在當時，普通農民根本沒有任何有效的滅蝗手段，很多時候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蝗蟲，只能任由其把還沒成熟的莊稼咬噬一空，所以當時的蝗蟲表面上是在吃莊稼，實際跟吃人也差不多。
（近年發生的蝗災場面，大家可以從中想像1942年河南的蝗災，而當時的農民可沒有任何有效的滅蝗措施）
這就是1942年河南人面臨的四場災難其中的三個，即水、旱、蝗。而第四個災難就是雪上加霜，甚至是落井下石的湯。什麼是湯？就是黃埔系骨幹將領，蔣介石的得意門生湯恩伯。在1942年河南遭遇空前大難的情況下，湯恩伯仍然在重災之區大肆征斂，在一些地區甚至將農民所有的收成收走，而且許多逃荒的災民甚至在逃荒的路上還會被湯恩伯的軍隊洗劫一空。湯軍在河南的這些作為，在客觀上大大加重了河南的受災程度。而這四種災禍裡，至少三種都跟國民政府的作為有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繫，所以從那時起，國民政府就在河南人心盡失。
（1942年，一對即將餓死的父子）
正因為如此，在1942年之後，河南人把古籍《周書》中的“天有四殃，水旱饑荒”這句話做了改編，來描述河南當時的災難之慘和災難之源，即“河南四殃，水旱蝗湯”。而河南十分之一的人就在一年之中，死於這四種災殃。同時還有400萬人被迫逃荒到陝西、山東乃至江浙等地。
（和水旱蝗並列的河南第四殃湯恩伯（左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