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對美國的國家戰略有一個極其錯誤的認識，認為換一個總統就變一次，缺乏連貫性。我不想評論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認識，其實我不說大家也明白為什麼。事實上，美國早在二戰尚未結束之時就已經著手製定今後的國家戰略了。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哈爾福德·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無數次提到過，這也是我所有論述的最基本的理論依據。但是，所有理論都有其侷限性。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像麥金德預測的那樣是海洋霸權與陸地霸權之間的對決，而是最大的海洋霸權英國與最大的陸上霸權俄國（蘇聯）聯手對抗地處邊緣地帶的德國。這就證明麥金德的理論存在缺陷。
麥金德畫像
為了完善地緣政治理論，美國地緣政治學家、耶魯大學教授斯皮克曼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將世界劃分為心臟地帶、邊緣地帶和離岸大陸三個組成部分（麥金德的理論中沒有離岸大陸的概念，但是後期他加入了外新月地帶的概念）。斯皮克曼順著這一思路繼續下去認為，美國作為離岸大陸國家，不應拘泥於一時的定勢思維：當邊緣地帶出現挑戰者時就聯合心臟地帶國家夾擊它；如果心臟地帶崛起時，就聯合邊緣地帶國家圍堵之。總之美國的底線就是歐亞大陸上絕對不能出現一個主導型的霸權國。細心的朋友一看就明白，這一戰略與大英帝國的“大陸均勢”戰略如出一轍。這一戰略也因此順理成章的成為從二戰到冷戰再到今天美國國家戰略的基礎。
二戰剛一結束，1946年，時任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凱南向國務院發出了長達8000字的“長電報”，1947年凱南又以"X"為署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詳細論述了蘇聯存在的問題及美國的應對之策。“遏制”一詞也就此成為了凱南戰略的代名詞。此後不久，美國歐亞大陸西邊打造北約、在東邊打造從阿拉斯加-日本-東南亞-澳大利亞的防線。對蘇聯的圍堵基本形成。可惜從艾森豪威爾政府到約翰遜政府，美國錯誤的踏入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戰略誤判，深深地扎入越戰的泥潭。尼克松總統上臺之後，任用基辛格為國家安全顧問，重整美國的歐亞大陸戰略。基辛格下了兩步棋：一是1971年基辛格訪華開啟中美外交的大門，東部防線更加完善；二是推動蘇美關係緩和，從而形成歐洲、蘇聯和東亞三方的新平衡。1977年吉米·卡特總統任命布熱津斯基為國家安全顧問，後者除了鞏固東西防線外，還著重打造中東地區的南部防線，特別是推動了埃以和談（著名的戴維營會談）。雖然1979年遭遇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打擊，但好在伊朗既反美也反蘇，沒有捅出大簍子。到80年代，美國對蘇聯的全面圍堵正式完成。蘇聯踏入阿富汗不能自拔，又無法找到新的突破口，處於徹底的被動局面。
尼克松與基辛格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美國的國家戰略幾十年來都是非常連貫的，除了越戰和反恐戰爭的兩次錯誤之外，基本上都得到了貫徹執行。這也成為了奠定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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