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张璁变法后参加科举选出来的人才，或者说张居正受益于张璁当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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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和高拱本来是在嘉靖皇帝驾崩前被当时的首辅徐阶火速提拔进内阁的，高拱后来把徐阶干掉自己做上内阁首辅，高拱凭借隆庆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做内阁首辅后变得独断专行、自甘堕落（公然索贿），在与高拱斗法的时候居然怀疑张居正投靠了徐阶，搞得张居正很不爽，这也说明张居正跟高拱决裂在所难免了。隆庆六年，高拱最主要的支持者隆庆皇帝去世，但高拱却想趁着新皇帝年幼加强内阁专权，高拱想收了司礼监的权力，划到内阁，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很不乐意，张居正于是联合冯保在朱翊钧和其生母面前诬告高拱想废掉小皇帝重新册立一位。朱翊钧等人大惊失色，第二天就召集文武百官责备高拱擅权无君，最后高拱被罢官回家。其实张居正联合太监赶走高拱，利用诬告的手段赶走高拱相当不光彩；但政治斗争往往不讲究手段光明正大，之前的严嵩也是利用陷害夏言的手段搞死夏言，严嵩还做了十五年的内阁首辅呢。张居正可以成功赶走高拱重要的一点选对了政治同盟——太监冯保；先来说一下太监问题，由于文官集团成见，都不屑于与太监合作。其实吧，文官属于治国中的正统，但正统并不始终代表正义，文官并不总是正义的化身，太监也不总是邪恶的代表；文官受过系统化的教育文化水平比未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太监文化水平高，行政能力强这是一定的，但这跟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水平没有必然的关联。 张居正联合冯保不囿于文官集团的观念。关键是冯保跟张居正配合的还不错，张居正是外臣，不可能一直呆在皇帝身边，冯保是一直在皇帝身边侍奉，由冯保作为皇帝和张居正随时联系的通道，张居正自己手握行政大权。
影视剧照 冯保
张居正有两点是以前内阁首辅没有的，第一是与太监联合；张居正跟冯保是政治同盟，按理来说应该算是自己人，可张居正对冯保的弟弟冯佑犯法不顾冯保情面公正执法。张居正又把六科给事中的弹劾奏章纳入内阁（以前不经过内阁，走司礼监）；冯保都没有说什么，跟张居正依然保持政治同盟关系。第二是张居正信任武将，敢于放权給武将；这点高拱做内阁首辅时也是信任武将的，这点不是张居正独有的。张居正把打完倭寇的戚继光调往北部打蒙古，这时候的戚继光军队已经配备了火枪之类的热武器，而蒙古还处在冷兵器时代，以前跟蒙古打仗很少处于上风；万历三年戚继光用八千火枪骑兵和几十架战车直接把蒙古的五万骑兵给虐了，蒙古的主帅还被戚继光活捉，这时候的明朝再次取得汉朝针对匈奴的武器代差的胜利，蒙古一看这仗还打个屁呀；同样被调往辽东的李成梁也很强悍，几乎是逢战必胜，有人评价“边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
张居正刚刚主政时明朝就面临财政紧张的局面，主要是每年的税收任务都完不成，最高也就完成百分之六七十，最低的甚至是百分之二三十，收不上来的主要是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官员们也趁机中饱私囊，能收上来的税已经很少了，朝廷的钱都不够用了，基于这种情况张居正才会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在内有太监合作，外有武将支持，皇帝年幼又支持自己，没有人推翻张居正，张居正大权独揽，开始铁腕推动改革。张居正改革主要有三点：一条鞭法、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制度。先说一下我们熟知的一条鞭法，这个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始创，在张璁变法和海瑞在应天巡抚上都探索过，张居正更深化的执行了这条；主要是把赋税、徭役全部折合成白银缴纳，也就是把各种形式的税负编成一条的意思。以前赋税与土地挂钩，劳役与人口挂钩，一条鞭法并没有实现劳役与土地挂钩。比如一个人一年劳役折合成白银相当于五亩地的税，他名下又拥有十亩地，那直接按十五亩地纳税即可，不必再承担劳役，政府需要劳工那需要花钱雇佣。这个一条鞭改革是有利有弊，比如东南地区商业发达，有钱人多，拥有的白银多，很适合这个一条鞭法；这样纳税人方便，政府收税也方便；但是推广到全国后就出现问题，很多地区比较贫穷，宁愿交粮食，去服劳役，也不愿意换成银子去交税，把粮食卖掉要交税；以前服劳役期间政府管吃喝，现在倒好直接拿银子，本来就没钱，这一条鞭就是变相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一条鞭法也没有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再有就是考成法：就是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张居正为了纠正官员光说话不办事的毛病，开始具体分配任务到每个部门、每个人（时不时中途还会加进来），完成后去内阁上报完成情况，年底内阁核查这一年所有任务的完成情况，有完成不了任务的根据任务的重要程度给予官职降级处罚，如果下一年依然完不成任务接着降级，直到降为平民回家。
内阁管理言官制度，就是把对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的考核权力拿了过来，以前言官就是随意指点江山，当政治斗争的炮手。张居正直接把这些言官下放到地方监督对中央改革措施执行情况，监督官员有没有贪污浪费、征税手续有没有简化等情况，张居正这么干既保证了自己的改革措施被执行，又强化了监察权；张居正主政时有将近两千人没有通过绩效考核，为此贬职或罢官。这基本占正式编制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张居正这么干引起了官僚集团强烈的不满，所以引起许多官员不满的不是一条鞭法改革，这项措施十分有利于东南地区，经济富庶，白银流通量大，当然要支持。张居正被清算后这条措施也一直在全国适用；真正引起官僚集团不满的是考成法还有内阁管理言官的制度，官员们没法偷懒，也不好把赋税转移到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头上，张居正这样干保证了自己的一条鞭措施，丈量天下田亩平均税负得以实现；因为考成法规定官员税收任务必须完成百分之九十，要不然就会被贬官，在地方还有人盯着干活，官员们那是恨透了张居正。豪强集团、官僚集团随时准备反攻张居正，并找了个冠名堂皇的理由：太祖主张藏富于民，张居正这么干与立国精神相违背，这是在与民争利。还有认为内阁管理言官制度违背了监察权独立的做法等等，这些弹劾奏章直说变法的坏处，但是小万历十分信任张居正，万历也看到朝廷财政收入增加而百姓没有承担的赋税没有太多加重。万历对于这些弹劾奏章要么留中不发，要么处罚上奏章的官员；万历五年张居正的母亲去世，根据礼法：父母去世都要回家守孝三年；这时候的张居正应该辞官回家守孝；那他推动的改革自然要终止，张居正当然不想走，小万历也不想张居正离开朝廷，下令“夺情”，就是皇帝下令不允许大臣回家守孝，以免耽误国家大事。这下官员们镇静不了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赶走张居正的理由，不能放过；开始就夺情一事上奏章弹劾张居正不守孝就是不对，刑部员外郎艾穆上奏说离职守孝是“万事不易之制”，还说“纲常不顾，何以安社稷？”翰林院检讨赵用贤指责张居正“背公议而徇私情”；翰林编修吴中行更是说张居正“忘亲贪位”；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则直接放下文人斯文，在奏章开口大骂张居正亲死不奔是禽兽。官员们还利用社会舆论力量把夺情这件事搞得尽人皆知，张居正压力很大；最后还是万历皇帝下严旨谁再敢议论夺情之事就弄死谁；顺道把艾穆、赵用贤、沈思孝、邹元标打了顿板子，然后削职为民；这件事才消停下来。张居正的变法得以顺利推行。张居正变法最大的成就就是缓解了长期以来的财政紧张的局面，万历五年全国财政年收入四百三十五万两比隆庆朝每年二百五十万两要高很多；而且每年年底财政也有结余。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这时候总共结余七百多万两存银还有可供支用十年的太仓存粮。对外军事重用武将戚继光、李成梁等人基本逢战必胜。张居正的变法可以说在他生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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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死于痔疮切除后的并发症，最后不治身亡，张居正在与多人的书信中提到过自己得了痔疮，而且得了很多年，已经到了必须切除的地步，张居正切除痔疮后，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手术后出现并发症，也不知怎么处理，最终身亡。但是野史多有张居正死于什么纵欲过度的记载；此方面的信息多出自跟张居正同时期的王世贞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这个王世贞根本不拿证据说明自己的观点，任意评说张居正，这个王世贞曾经在张居正当权的时候想通过行贿张居正谋个一官半职，可是被张居正拒绝，王世贞很不爽；这个王世贞不仅污蔑张居正，还抹黑过严嵩，同样是这本书，王世贞的父亲因为跟蒙古打仗失败被嘉靖皇帝处以死刑，王世贞想通过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帮忙免除父亲的死刑，但严嵩最终没有救得了其父。王世贞也不爽。也在这本书里面肆意抹黑。
张居正改革虽然取得了成功，因为有万历皇帝的信任，自己生前也没有被清算，但是文官、豪强集团不会善罢甘休的，张居正一死就开始一步步的清算张居正。首先是从张居正的政治盟友太监冯保下手，这个冯保确实有严重的贪污问题， 张居正死后冯保很快被下狱抄家，搜出一百多万两白银，但冯保最后没被处死，只是被贬官到南京，然后就死在南京了。冯保可以说是张居正最大的政治伙伴，两人配合的也不错；万历十年，也就在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万历皇帝遂剥夺了潘晟的官职，这个潘晟是前首辅张居正举荐的，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的被清算的开始。，没有什么贪污记载，张居正好多收入应该来自官场上的“常例钱”，这个常例钱跟我们今天的份子钱很像，就是官员之间、上下级之间，逢年过节、父母过大寿，孩子结婚什么的拿的礼品或者银子；还有朱元璋给制定的工资太低，洪武朝还可以；但朱元璋一死后，物价不断上涨，官员工资却没变，官员们就想着给自己发岗位津贴啥的，征税的时候给纳税人征收“火耗”损失，这其中的结余出来的都进了各级官员的口袋；在征收粮食（粮食储存、运输等环节都存在损耗）的时候同样要纳税人承担粮食损耗等；这些情况给官员们变相增加自己的收入提供了很大的弹性空间。基本这就是公开的秘密，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官都知道这笔钱的存在，皇帝也没禁止，这项官员收入已经合法化了；这笔钱比工资还高，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也不再怎么涨工资了。拿了这些常例钱不欠谁人情，不需要替谁办事，没有存在权钱交易。在这些常例钱之外在伸手贪钱的，才是真正的贪官。张居正应该收了常例钱，之外没有再接受过其他人的贿赂或者古玩字画什么的记载；
张居正在潘晟被罢官后马上被言官弹劾。弹劾的问题好多也属实；比如张居正教导小皇帝要勤俭节约，但是自己却享受着下属提供的各种服务；衣服上居然一天换好几套衣服，衣服还色彩艳丽，十分不符合官员的身份；回乡探亲居然做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里面书房、客厅、卧室一应俱全，简直就是移动的房子呀；还有一些常例钱；除了这些事情，张居正还算是清廉的。从张居正家抄出的银子也就十几万两，这些抄家的官员为防止张家人转移财产，在皇帝没有下达抄家旨意时，先围起来。等抄家命令来了才进去的，最后也就区区几十万两，他们认为一定被张居正家人藏匿了不少，不可能这么少，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死于刑讯也没找出更多的银子。但是张居正干了一件比直接贪污还恶劣的事：败坏科举。公然为自己的子女谋功名。他的三个儿子参加京城科举居然都中了进士，虽然不是同一年中的。明朝科举一个学子中进士的概率也就千分之四，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中进士的概率在一千五百万分之一，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权当张居正（二十三岁就中了进士）的三个儿子培养的很好，都十分优秀，凭真才实学中举的。但是到参加殿试的时候就是明显的徇私了，他的二儿子被点了探花，三儿子更厉害，殿试被点了状元。不是他的儿子最优秀，万历就说这是感谢张先生对国家有功，这是对张家子孙的照顾。万历的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张居正：你的儿子不是因为试卷优秀，是看在你为国立下大功的份上给予的奖励；张居正对此却欣然接受；同僚登门道贺张居正居然说能光宗耀祖的还要看四儿子，三儿子已经达到读书人的最高地位了，张居正言外之意四儿子长大也要考取状元才行。有人说这个殿试是皇帝点给张居正儿子的，张居正并没有做手脚。但这是不对的。就是张居正儿子凭的是真才实学获得的状元和探花，但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一定要考虑到社会影响。你儿子全中，你又大权在握，有几个人认为你儿子是靠本事考出来的？如果张居正考虑到这一点就应该拦着万历。这给科举制度造成很大的伤害，使科举的公信力大大下降，张居正开了这个头，在朝同僚的（内阁成员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子弟几乎全中进士。科举制度严重破坏；自此以后，官员的儿子再次中举没有人相信是凭的真才实学了。
像冯保直接贪污是种腐败，张居正这种金钱上还比较清廉，但是给子女开后门也是一种腐败，是一种更严重的腐败。但我们也要清楚，科举败坏并不是因为张居正走后门，二者没有因果关系（并不是说没有张居正科举制度就不会败坏），科举制度被破坏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找到针对办法，但张居正的做法加剧了科举败坏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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