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清末官至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武昌起義後，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大元帥；進入民國，三任副總統，兩任總統。作為清末民初時期一位重要政治人物，黎元洪確有與眾不同之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水師學堂 海軍先驅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出生於湖北黃陂縣木蘭鄉東廠販沙崗嶺。其父黎朝相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棄田從戎，加入清軍，以戰功升至遊擊。太平天國失敗後，黎朝相退伍。後因生活中遭遇困難，為尋找出路，不得不遠離家鄉投奔駐紮在天津北塘的直隸練軍，再次逐漸升至遊擊。8年後，黎朝相將家眷接到駐地，這時的黎元洪已是14歲的少年。黎元洪到北塘後，被送入一個私塾繼續讀書。據其子黎紹基講述，黎元洪學習異常刻苦，經常在昏暗的燈下讀書至深夜，以致雙眼疼痛。1884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入北洋水師學堂後，黎元洪入管輪科學習，繼續了他勤奮刻苦的學習精神，學習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及西方語言文化，接受嚴格的管理和軍事訓練，並取得優良成績。畢業前的最後一課，是登上一艘戰艦，在天津至廣州的航線上進行了為期半年的實習。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習，接受正規、系統的現代軍事教育的這五年，可以說是決定黎元洪此後人生走向至為重要的經歷。
1889年畢業後，黎元洪次年被任命為北洋水師廣甲艦管輪，開始了其海軍生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廣甲艦不幸觸礁擱淺，當日軍艦船迫近時，黎元洪等人棄船跳海。經過3個多小時的漂流，幸運地被海浪衝到遼東半島的海岸邊。黎元洪得到當地農民的幫助，幾經輾轉到達旅順。
甲午戰爭
甲午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黎元洪賦閒，一度到上海尋找出路。不久後，清廷宣佈凡曾在北洋水師效力人員可量才錄用。黎元洪北洋水師學堂的教育背景及在海軍服役的經歷，得到由湖廣總督調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的賞識，被任命負責監修南京獅子山、幕府山、清涼山等處炮臺事宜。黎元洪出色的工作給張以“剛毅、堅忍，有不撓之氣概”且“忠厚篤實”的印象，得到張之洞的信任。炮臺修建完畢，黎元洪被任命為南京各炮臺總教習。
知兵愛兵 現代將軍
張之洞
張之洞一年後回任湖廣總督，黎元洪隨其來到湖北，先被派至槍炮廠監製快炮，後被委為護軍後營幫帶（副營長）。張之洞用黎元洪助其編練新軍，故張之洞於1898、1899秋—1900夏、1901年三次派黎元洪赴日本考察軍事。在此期間，黎元洪的職位不斷晉升，逐漸成為湖北新軍重要的軍事人才，黎元洪的諸多建議被張之洞採納，如：水陸各營兵勇有重大違紀者，均須交執法官審訊，不得擅殺；將武備學堂及防營將弁學堂改建為武備高等學堂，而另設武備中學堂等。
清政府1903年設立練兵處，翌年提出了在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的龐大計劃。湖北根據規劃編練新軍兩鎮，原四川松潘鎮總兵張彪、黎元洪各為一鎮統制（師長）。第一鎮編制完整，兵員足額，包括步隊二協（旅）四標（團）十二營，以及馬、炮、工程、輜重等營隊，官弁兵夫共12071名，第二鎮則只有步隊一協兩標，加上馬、炮、工程、輜重各營，供5188人。1906年4月，練兵處將湖北新軍由兩鎮改為一鎮一混成協（旅）並列入全國新軍統一序列，第一鎮列為新軍第八鎮，統制官張彪，第二鎮改為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為黎元洪。
黎元洪在湖北新軍軍官中素以“知兵”著稱，軍事才能和名聲均在張彪之上。張彪為武舉人出身，屬舊派將領，地位雖在黎之上，但缺乏現代軍事知識和指揮才幹。張彪長期跟隨張之洞，張調任升遷均把他帶在身邊。1881年張之洞任山西巡撫時，張彪雖已中了武進士，仍在巡撫衙門內任低級軍官。張之洞為顯示對張彪的寵愛，將其夫人一名心腹婢女嫁給張彪，張彪於是得有“丫姑爺”的稱號。張之洞雖將張彪的職位置於黎元洪之上，但在軍事事務上則更為倚重黎元洪，“往往言聽計從。凡軍事上之計劃，多取決於黎。”
1906年10月，清廷在河南舉行秋操，分編南北兩軍，南軍由湖北第八鎮和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協組成，張彪並不出任指揮，而以黎元洪率軍前往，指揮南軍並取得良好成績。1908年11月又舉行太湖秋操，南軍由江蘇第九鎮和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協組成，張彪名義上為南軍總統官，實際上仍是由黎元洪指揮一切。此次秋操地形複雜，天氣惡劣，黎元洪指揮得當，其第二十一混成協表現更為出色，南軍三戰三勝，受到觀操的外國武官稱讚。秋操完畢，清廷諭旨賞戴花翎，黎元洪“知兵”的名聲遂享譽軍界。
此外，黎元洪體恤兵士，有“愛兵”的美名。黎元洪在湖北新軍任職時期，“治軍嚴仁，不濫費軍需一錢。有餘，即以逮士卒，故所部軍裝嚴整，絕於他軍。平居臥起皆準軍號，不妄先後，夜必宿軍中，雖遇歲時不移。”據黎元洪長子黎紹基的回憶：當時軍隊中普遍存在著剋扣軍餉的情況，但黎元洪所部軍餉按期照發，並且還設立了一個被服廠，士兵被服比較整齊，因此士兵對黎元洪有比較好的印象。當時許多管帶以上的軍官經常住在家裡，而黎元洪常住軍營之中，每月僅返私寓兩次。就是在過年時也往往不回家，每逢新年，還得到軍營中拜年。有人勸黎過年歸家團聚，他回答說：“彼兵士何嘗無家？我為領袖者，可不以身作則乎！”
黎元洪
黎元洪還鼓勵士兵學習文化，為督促課業他還親自去聽課，並規定，文章做得好的可免除挑土之類的勤務。據時任湖北新軍第八鎮步兵第三十二標第二營督隊官的徐兆龍回憶，湖北宜昌縣的秀才張之善，因家貧母老，還債無資，告貸無門，於是來到武昌，投入黎元洪所部工兵隊當兵。不料家中老母雪天上山砍柴，失足墜地而亡。張之善聞訊痛不欲生，有殉母之念。黎元洪得知此事，親往張之兵棚弔慰，並送奠儀銀元80元，使張請假歸葬其母。同時以陸軍特別小學堂會辦的名義，保送張之善為學兵，以慰其悲慘之心。
抵制帝制 信仰共和
黎元洪對於袁世凱復闢帝制一事始終持反對態度，並進行了堅決的抵制。
袁世凱
在袁世凱的要求下，黎元洪將二女兒黎紹芳許配袁世凱的九子袁克久，與袁結為兒女親家。據黎元洪的長女黎紹芬說：“袁世凱要袁、黎兩家結親的目的，是因為帝制在進行中，以姻婭關係既定，可避免我父反對。”袁世凱在準備實行帝制過程中，曾探聽黎元洪的口氣。據黎紹基回憶：一次，袁世凱對黎元洪說：“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你看怎樣？”又馬上接著說：“這些人當然是胡鬧。”黎元洪很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親家，你如果做了皇帝，怎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此後，袁世凱不再和黎元洪談這件事情。
1915年8月14日，“籌安會”建立。8月30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辭去參政院長職務，並表示“決不到院與聞立法職權範圍外之事。”
9月下旬，帝制派頭目梁士詒發起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此後袁世凱令參政院就改變國體“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其帝制自為之真面目暴露無遺。黎元洪從此再不出席參政院任何會議，同時再遞辭呈。11月，黎元洪再諮參政院，提出辭去副總統、參政院長、參謀總長等全部職務，命副總統府辦公人員通知財政部，自11月起停發副總統薪俸，並呈報大總統袁世凱裁撤副總統辦公處，對袁世凱的帝制活動進行抵制。
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承受帝位。15日發佈策令，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並在京文武簡任以上官員前去祝賀。翌日，國務卿陸徵祥率各部官員齊集東廠衚衕黎府前，東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擁擠不堪，路為之塞。陸徵祥手捧冊封詔令，晧立門首，黎元洪堅辭不見，陸只得將詔令交黎一副官而退。當時，反對帝制的平政院長周樹模辭官並擬出京，特來黎府密晤辭別，並曉以利害，勸黎元洪勿受冊封。黎元洪向周表示不會接受冊封，“吾計決矣”，且即囑副秘書長瞿瀛擬辭王位函。12月19日，袁世凱重頒封誥申令，並派大禮官赴黎宅宣讀，步軍統領江朝宗隨行。進入黎府廳堂，江朝宗捧袁世凱的申令大呼：“請王爺受封！”黎避而不出，江則長跪不起，大呼“請王爺受封”不止。黎元洪怒而由旁房走出，大罵江朝宗“這樣不要臉”，喝令左右將江拖出黎宅。此後，袁世凱又授意政事堂送公文至黎宅，封皮大書“武義親王開拆”，被黎退還。袁還派次子袁克文送“武義親王”金匾到黎宅，並謂“遵父命給大叔道喜”，亦被黎元洪拒絕。袁世凱還有一些其他封王舉動，黎亦不予理睬。
投資實業 利鈍得失
居住在天津時的黎元洪
黎元洪1924年5月自日本返國後寓居天津，宣稱此後“不在政治方面活動，決從事實業”。黎元洪曾參與了諸多企業創辦投資，最主要者當為中興煤礦，其投資40萬元。此外在久大精鹽公司、永利鹼廠、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金城銀行、天津華新紡織公司、中國輪船公司等均有投資。關於黎元洪的各項投資收益，據曾與黎一度“接洽頻繁”的薛觀瀾稱：“黎氏經營事業，失敗居多，損失不貲，其中亦有輝煌成就者，如中興煤礦公司，黎氏晚年家用特此以為挹注。”
位於山東棗莊的中興煤礦，黎元洪不僅有鉅額投資，還擔任中興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黎元洪每到年末都親臨公司審核賬目，慰問職工。1928年5月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兵至臨城，蔣介石為解決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困難，要沒收中興煤礦。黎元洪既氣憤，又無奈，急忙派長子黎紹基攜其親筆信到南京，通過譚延闓向蔣介石疏通。蔣介石的回應是：“別人的我沒收，黎黃陂的我不能沒收。”雖然不沒收了，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向中興煤礦攤派了100萬元的“二五庫券”。黎元洪唯恐煤礦被沒收，只好將所認庫券打了一個折扣讓給銀行，總算將此事應付過去。不料蔣介石見黎元洪認得如此“爽快”，又下令中興煤礦再承擔100萬元的軍餉，並規定了期限，如逾期不交，就沒收煤礦。黎元洪只好多方設法，用借款、預收貨款等辦法，才勉強交上。煤礦算是保下來了，但中興公司背上沉重的債務包袱。黎元洪因此受到很大的打擊，煩悶不堪，患有多年的高血壓和糖尿病急劇加重。5月25日，黎元洪去天津英租界賽馬場觀看賽馬時，突然昏倒。6月1日，讓秘書起草遺囑，告誡子女要從事實業，勿問政治。6月3日病逝寓中(今天津市河西區解放南路256號。原建築現已不存在），享年65歲。
黎元洪之墓
黎元洪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爭議的人物。他的一生，經歷了北洋水師管輪、湖北新軍將領、武昌首義湖北軍政府都督、三任民國副總統和兩任民國大總統等時段，是中國近代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者。
作為與實業家，黎元洪參與了諸多企業的創辦、投資，是發展中國近代工業與對外開放的實踐者。他與華僑創辦的中國遠洋貨船公司，開通了香港經上海至美國舊金山的遠洋航線，填補了中國遠洋運輸的一項空白。此外，黎元洪還參與了一些公益事業，尤其是熱心教育，屢屢助學。其捐2000元中國銀行股票開辦天津北塘第一所小學；南開學校創校，他捐“七長公債”1萬元；家鄉黃陂創辦前川中學(今黃陂一中)他捐款3萬元。他還曾撥中興煤礦10萬元股票，籌備創辦江漢大學，等等。
作為中國轉型時代的政治人物，其作為當有功有過。但由於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海峽兩岸對黎元洪的評價都並不高。章開沅先生指出，長期以來黎元洪沒有享受到公正的評價，其原因既有國民黨的正統史觀的影響，也有大陸方面革命史觀的影響。近年來，隨著社會發展和史學研究的深入，學界對黎氏評價發生較大的變化，對其功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章開沅先生認為，“黎元洪在中國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儘管步履瞞姍，坎坷曲折，但畢竟也是邁開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們理應給以必要的尊敬。”張海鵬先生則具體指出：黎元洪是“反動軍閥”這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覺得在歷史上給他一個基本的評價是‘有大功無大過，有過不是大過’”，參加武昌起義、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辟，是堅持共和這一中國近代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二次革命”期間、任總統和副總統期間的一些過，“可以算作是他的小過，從歷史前進的方向來講，他是有大功的。”這些認識或代表了現今學術界對黎元洪新的評價。
（作者李學智：天津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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