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進士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其實是狂熱的外語愛好者。他先後學習過日語、英語、拉丁語、德語，還是中國世界語的積極倡導者。他能嫻熟運用日語和德語翻譯異域文獻，先後在紹興中西學堂規劃外語教學、在南洋公學特班教授日漢翻譯課程。1907至1911年他留學德國，前後修習了約40門課程，所選課程涉及哲學及哲學史、心理學、德國文化史、文學、藝術等。”日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鄒振環以“蔡元培的外語生活與兼容幷包的文化思想”為題，亮相紀念蔡元培誕辰150週年系列講座現場。
蔡元培曾於1913年、1920至1921年兩次赴法國考察，體驗法語生活。他強調，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兼容幷包之文心，很難在文化發展上有所突破。而中國的外語教育，應培養具有中國情懷、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溝通能力的人。而外語學習，也貫穿了他的一生。
作為翰林院編修，蔡元培並不滿足於當“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的名士，他迫切地想了解域外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特別是甲午戰爭使蔡元培感到震驚，他的日記中有許多段落記載了這一戰事的演進。鄒振環談到，蔡元培學外語大約開始在甲午戰後，最早學習的是英語。
“但在當時以經學為中心的知識結構中，外語並不被認為是士大夫應具備的重要的知識和技能，真正有志學習者只是鳳毛麟角。”鄒振環舉例說，明末無論是對西學非常向往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在朝官員，還是瞿太素、徐霞客、宋應星等對西學頗感興趣的民間學者，都沒有學習外語的意願和經歷；即使清朝從事考據的大家，如顧炎武、錢大昕、戴震等，似乎也沒有想到要在學習外語文字上下點力氣。
但同為新科進士的蔡元培和張元濟，卻能夠放下架子自己學外文，還創辦西學堂，組織大家一起來學外語，實屬難能可貴之舉。除了學習西國語言外，蔡元培也取法日本，學習日文。1901年9月13日蔡元培被聘為南洋公學特班的教習，他孜孜推動日語學習。次年，36歲蔡元培拜馬相伯為師，學習拉丁語。
在廣泛閱讀日文書籍的過程中，蔡元培萌發了留學德國的想法。鄒振環談到，1907至1926年蔡元培先後五次出國，留居國外長達近10年之久。第一次即1907年擔任駐德公使孫寶琦的職員，同時他在海外為商務印書館編寫教科書。商務印書館能夠每月送編譯費100元，也是基於對蔡元培學習德語和德國文化的的理解和支持。1908年10月他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至1911年11月13日離開柏林，蔡元培回國之前，共修習了約40門課程，平均每學期6門，所選課程涉及哲學及哲學史、心理學、德國文化史、美學和藝術史等。
在德國留學期間，蔡元培的德語進步很快，1908年冬天已經開始選修德國哲學史和德語文學的課程，他大量選修了心理學課程。他還參閱日文譯本，譯出了泡爾生的德文原著《倫理學原理》，該書後來對毛澤東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1935年4月蔡元培在《假如我的年紀回到二十歲》一文中講到自己“五十餘歲，始兼治民族學，習一點法語。但我總覺得我所習的外國語太少太淺，不能暢讀各國的文學原書。……若能回到二十歲，我一定要多學幾種外國語，自英語、意大利語而外，希臘文與梵文，也要學的。”
為什麼蔡元培如此痴迷學習外語？鄒振環解釋道：在蔡元培看來，學習一門外語就意味著學習跨文化的交往，學習另一種思維方式和習慣。語言不僅僅是一種傳達信息的工具和敘述的符號，語言也塑造那個使用其的世界。“外語學習幾乎伴隨著他勤奮學習的一生，可以說他是近代中國最早具有全球關懷的學者之一，深刻認識到學習外語對於理解外來文化的重要性。”
《21世紀英語教育》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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