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深受“被问候”之扰,但又只能无奈接受——这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的尴尬现状。
更加危险的是,以诈骗为目的的“问候”电话,已经给无数受害者带来财产损失,甚至生命安全威胁。我们不得不担忧这些热情“问候”背后的问题:个人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被泄露,每个人都快要变成“透明人”。
隐私危机中的“内鬼”
个人信息,如果没有“内线”的帮助,私家侦探根本不可能拿到,“我不购买这些信息,但行业内的这点猫腻还瞒不了我”。也就是说,所谓的“福尔摩斯”不过是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掮客。
说这话的是韩冰,曾经是江南地区私家侦探“祖师爷”。他在即将“金盆洗手”时曾说,要想声名远赫或是立足,就要一击致命,抓住弱点,让对方心底生寒。
那么,弱点在哪里?其实就是掌握对方所有的隐私,尤其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问题来了,开房记录、通话记录、财产状况乃至短信内容与你所在的位置信息,这些原本只可能由公安、房管、银行、通信等部门掌握的信息,私家侦探怎么可能有如探囊取物般轻松拿到?
已经锒铛入狱的周强(化名)就是一个掮客。生意成本低、收益大、来钱快还能帮助别人,是这个安徽男人开设私家侦探公司的初衷。追债是很重要的业务来源。
在周强等人的生意经中,中间商似乎成了必不可少的灵魂人物。这些个人信息贩卖者,如鬼魅般活跃在网络上,尤其是QQ群里。在相关的QQ群里,按照宾馆入住信息、航班、房产、车辆、企业登记、通信以及手机定位等各类信息,供应商分门别类。
但是,中间商又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潜在的“全裸者”来说至关重要。
韩冰说,不排除个别人通过黑客侵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窃取信息,但“这种情况太少见了”。最为主要的还是与一些部门的“内鬼”有联系的职业信息贩子。
韩冰所述与现实案例相吻合。
某电信分公司运维部网管中心负责核心网维护人员,这是王启云入狱前的身份。经王启云之手,公民个人信息被以每条0.4元的价格出售给王炳义。这个人的生意经则是名副其实的倒卖,加价0.1元至0.2元将信息出卖给有需求的人。这些人中,有怀有诈骗之心的歹人,也有希望以此精准营销的黑心商人等。
一条由王启云提供信息(源头),王炳义担任信息掮客(上线),杜建国等人购买使用(下线)的交易网络就此形成。
对了,不能忘了快递公司。
信息暴露招致骚扰威胁
“面对信息‘裸奔’的生活,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这是北京白领陈建萍发在朋友圈的一条信息。看似豪迈,但更多的是心酸。
之所以有这样的心酸,是因为下面这件事:
“你这个态度,我要投诉你。快递员用手指着我说,你敢投诉,我大不了不干了,你呢?他再次用手指指着我家门牌号码,说我不就是住在×××。”这是作为两岁孩子母亲的陈建萍在两个月前的一次经历,她因要求快递员送货上楼,而且小孩不小心挂掉了通话中的电话,惹得快递员生气,她受到言语上的威胁。
去年12月,北京媒体曾报道,林女士曾对一位送餐员给出差评。在被送餐员要求修改差评和取消投诉时,林女士因暂时无法立即处理,收到来自送餐员的威胁短信——“你准备搬家吧”。
“这种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用户个人信息的暴露,那些原本也应该匿名的评论信息,虽然的确是‘匿名’了,但配送小哥也能根据时间轻松猜到。每到这种时刻,你才会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信息是如此赤裸。”陈建萍说,自从有了孩子,她真的不敢惹了解家庭信息的那些所谓的“服务商”。
于是乎,网购和外卖不写真名,地址不可详细到楼层房间号或直接选择公共快递柜,成为不少更注重个人信息安全用户的标配。 接着,陈建萍还要面对手机上的骚扰问题。
“都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短信应用里满满都是‘准到没庄家’‘代开发票’等信息,而通话记录里则都是打来推销买房和借贷的号码。”陈建萍说,“每次删短信的时候,都会被询问是否需要报告垃圾短信,但是报告了又有什么用呢?”
在采访中,很多民众认为,为了保护自己,形成了收到快递后撕下或是涂毁信息单的习惯,但仍挡不住快递公司内部存在的监守自盗。
因为据报道,不少电商都愿意花钱购买这些快递单信息,有时候一个月在这方面的开销可高达一二十万元,但商家认为这已经比盲目的线上推广成本低多了。此外,小额贷款机构也非常喜欢这些用户信息,因为“剁手族”都是“打电话一问一个准,多数都是缺钱花的主”。
“保护不了自己”的无奈
为了想让生活清净一些,不想“裸奔”的消费者又启用了“手机小号”。
简单来说,“手机小号”就是各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推出的虚拟“第二手机号”服务。通过App,用户可以在不添加sim卡的情况下获得另一个手机号,用于注册不算太重要的App、收验证码以及应对租房中介、快递等情景。
虽然听起来挺美好,但用“小号”也有不少潜在问题。
而据受访民众反映,“小号”打电话的功能不是很稳定,所以当你想用它来简单收个快递、点个外卖都可能会失败。
对话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刘德良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 赵占领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 巍
赵占领:一些商户因为掌握消费者手机号码,后续不断发垃圾短信、推销广告；另外,如果消费者对商家的产品不满意,向平台或者工商部门投诉之后,商户对消费者进行骚扰、恐吓、威胁。所以,保护隐私可以起到这两个效果。
对于送外卖的骑手,他们掌握用户手机号码后可能用于不良的目的,包括与消费者发生纠纷投诉时可能威胁恐吓消费者。这种办法只能说减少安全隐患,避免对用户的骚扰。
朱巍:效果究竟怎么样,目前还不好说,因为泄露与保护是两回事。除了号码的隐藏,还包括平台对信息的管理和保护能力,既包括技术层面,也包括法律制度层面。
刘德良:现在很多人把隐私泛化,很多东西动不动就叫隐私,这其实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只有极少数的个人信息需要保密,有些个人信息是正常社会经济交往活动所必需的,媒体或舆论要求保护个人隐私,迎合了某些人的心理,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的信息被10个人知道和被11个人知道,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仅在于谁会滥用这些信息。手机号码就是用来正常通信交流的,但是不能用来打骚扰电话、发垃圾短信。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强调数据保护、隐私泄露,却很少有人关注个人信息的滥用问题。
目前在个人信息滥用方面缺乏有效的规范,加上媒体或者舆论在错误的方向上去引导,个人信息滥用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会更加严重。
赵占领:要保护用户信息,需要在用户信息的收集、使用、保管各个环节上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首先是在平台上提交信息,商家会掌握信息,骑手会掌握信息,那么在这三个环节上都应该采取应对措施。对于平台来说,如何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提供给第三方,也不能由于管理或者技术的漏洞,导致用户个人隐私被泄露、被倒卖。
朱巍:隐私泄露,除了商家,也可能是平台“内鬼”或者管理技术上的漏洞。我觉得,大规模的泄露要么是病毒、黑客的攻击,要么是“内鬼”。
赵占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很多,比如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工信部规章等。这些规定明确要求,对个人信息的收集首先应当遵循正当、合法、必要性原则。外卖业务的特点决定了必须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但是收集的信息就要在存储和使用中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收集方要让关联公司或者合作方使用的话,需要用户在协议上同意才行。
赵占领:对于外卖业务来说,个人能采取的措施有限。因为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交给别人后,消费者就无能为力了。信息在别人手里如何掌握,消费者控制不了。作为消费者,只能采取一定措施避免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信息泄露,如不要随意点击链接、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等。
朱巍:第一个方面,肯定是要依法严惩。第二个方面,在技术方面要提高尺度,有时候平台的技术跟不上黑客的发展。第三个方面,要注重对人员的培养和宣传教育,要做好把关内控,因为“内鬼”都是从内部出现的。
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信息使用情况。比如,消费者现在不用美团了,那么在卸载时,平台要把消费者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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