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方，知名詞作家，寫過《我是一條小船》《張思德組歌》《春色滿園》《今夜屬於你》《為你瘋狂》等很多膾炙人口的歌，其中最廣為傳唱的一首是《紅旗飄飄》。
身為詞壇泰斗喬羽之子，喬方作詞，免不了使人想到“家學”二字。但實際上，喬方走上這條創作道路並未受到父親的任何引領。他小學二年級即逢文化大革命，高中畢業上山下鄉去農村插隊，天天干農活，磨了一手老繭；後來回城，又被分配到建築公司當工人——直到二十多歲，喬方的人生軌跡與“藝術”都沒什麼交集，當時父親的心願僅僅是兒子“不管幹什麼，掌握一門生存技藝就好”。
喬方
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建築工人喬方悄悄寫起了歌，後來還錄了唱片，憑藉一張唱片又考上了武警文工團，走上專業創作之路。
動盪的少年時光
1966年，喬方上小學二年級，還沒有來得及在知識的海洋裡遨遊，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三年級，他所在的垂楊柳小學開始停課鬧革命。五年級學校復課，六年級又開始深挖洞廣積糧，每天只上半天文化課。
“初中時學工學農，然後批林批孔；高中時出了張鐵生白卷英雄……可想而知，我們的學習狀況是怎樣的。”上學時，喬方喜歡語文和數學。他的成績中等，但語文比較突出，主要緣自於課外閱讀。
父親喬羽先生有一個很大的書櫃，藏書很多，其中包括外國名著如《戰爭與和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紅與黑》等等。“其實那時喜歡看書並不是我有多麼好學，而是為了聊天時能給別人講故事。”以此為動力，喬方沉浸於閱讀外國名著的快樂之中。記得有一次他在家埋頭讀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連續兩天都沒去上學。書中的內容，深深的記在他的腦海裡，這又是他對朋友們的一種談資，對於讀書，父親是這樣說，“喜歡讀書就多讀，什麼書都讀”，還向他推薦了德國萊辛編著的《拉奧孔》。至今喬方仍記得這本古典美學鉅著。
文革期間，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是喬方沒有失去精神食糧——由於父親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保護了這組書櫃，書櫃沒有被查抄毀損，藏書得以保存。這個書櫃現存於山東濟寧的喬羽藝術館。父親的一半藏書是關於民歌的，喬方也經常翻看，“就是看著好玩兒，也沒想要寫歌”。
少年喬方還喜歡看電影，但看電影的機會實在難得，他就在郵局訂閱《世界電影》，讀上面的電影劇本。喬方記得，有一部電影劇本《金色池塘》當時沒看出什麼好來，但一段時間後看到簡•方達主演的這部影片（當時叫參考片），讓他非常感動，令他暗自慚愧自己的賞析能力，於是後來看劇本就更加仔細。
插隊的時光，勞動中成長
1976年，喬方到通縣大杜社公社前堰生產隊插隊。那時候從北京到通縣還覺得很遠，要搭長途車。
說到插隊生活，喬方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那會兒他個子細瘦，腰圍才一尺九，沒什麼力氣，但是半夜澆地、修河渠運土方、起豬圈、套牲口趕大車……這些活不僅樣樣要幹，還要和老鄉幹得一樣多，一樣好。
印象最深的是修鳳崗河和涼水河，每天每人的任務量是規定的，必須完成。喬方天不亮出工，三九天穿著背心累得直冒汗，但到了天黑，別人收工回家，他還是幹不完。“起初，手抓鍬抓一天，第二天起床時手指都伸不直，躺在被窩裡得先用一隻手揉另一隻手，慢慢揉開了才能穿衣服起床。”有時，喬方想拿鐵鍬剁自己的腳趾頭，以便歇上幾天。“身體的承受力真是到了極限了”。
數九寒天，知青夜裡套著車去拉鋪水渠的大鋼管。整個“三九”，喬方和一個老鄉，每天晚上九點出發，第二天下午三點回來。滴水成冰的冬夜，西北風呼呼吹著，兩個人穿著厚厚的棉襖，趕著車在夜色中行進，頭上的“老頭帽”捂得只露出眼睛，戲謔的自詡為“夏伯陽”。困了，就輪流在鋪著稻草的車子上打個盹。
回憶起來，喬方仍覺當時插隊的農活，對於知青來說，是一種毅力的修煉。在以後的生活中，所有的艱苦，在他眼中都變得非常渺小。
但人是能鍛煉出來的。在農村的廣闊天地中歷經錘鍊，喬方後來變成了幹活的一把好手。由於表現突出，知青辦和大隊部推薦他入了團，又讓他去中心學校當了代課老師。
當代課老師最大的好處是能休禮拜天。那時候城裡有好些地方如紅塔禮堂、天橋劇場、還有部隊大院，時不時會放電影。每到週末，喬方就興沖沖地騎車幾十公里回城看電影。
喬方近照。
第一首歌飛進人民大會堂
1979年底知青返城，北京市第五建築公司去通縣招工。知青們聽說五建進口了一批德國挖掘機、汽車，去了就能開德國機器。但喬方滿懷興奮去報到時，單位卻發給他一個布袋子，裡面是抹灰板……他成了北京五建四工區二隊的一名抹灰工。
雖然夢想和現實的差距很大，但喬方並沒有垂頭喪氣，很快就興致勃勃地當起了建築工。他沒把幹活看成是枯燥的勞動，而是當作藝術品來完成。同樣是裝修房間，他會把地板磚按照顏色拼出好看的花型。他是青年突擊隊的成員，他精工細作的房間被領導指定為樣板間。 “對於農村生活和建築工人生活，我還是非常自豪的。”喬方說。
就在這個時候，發小祝小民來找他，說喬方你不該幹這個體力活，你該寫歌呀。喬方想，那就試試吧。於是倆人就開始寫歌。
喬方寫的第一首歌是《我是一條小船》。那一年，中國歌劇舞劇院著名歌唱家李元華在人民大會堂演出，選唱了他的這首歌。那是喬方第一次聽到自己的歌在舞臺上唱響，“整個人血管都是繃著的，興奮，激動呀。”
但他沒有對父親提起這件事。“我和父親的交流很少，更別提創作上的交流了。我連請教的勇氣也沒有，原因是覺得自己不夠格，水平相差太遠。”喬方說，父親的文學造詣、美學造詣都很深，交往的朋友也多是藝術大家，每逢家裡來客，自己是沒有插嘴的份兒的，只能在一旁聆聽，給客人們沏沏茶倒倒菸灰缸。
《我是一條小船》被搬上舞臺，喬羽先生從頭到尾未予置評。他或許一直不知道這件事。
多年以後，喬方那首《紅旗飄飄》廣為人知，有人在喬羽先生面前談起這首歌，說是喬方作詞，喬羽先生才慢悠悠地問：是嗎？
人家問：您覺得喬方寫得怎麼樣？
喬羽先生答：“他寫的歌我寫不出來。”
武警生涯與《紅旗飄飄》
《我是一條小船》點燃了喬方的藝術熱情，此後他跟朋友玩流行音樂，經常泡錄音棚，成了“棚蟲”。“那是中國最早開始錄立體聲唱片。”1983年，武警文工團建團，喬方憑藉人無我有的作品——唱片，考取了武警文工團，成為一名專職寫歌詞的文藝兵。入伍不久，他就創作了《張思德組歌》，曾經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之後被整曲播放。
在部隊的日常工作就是下基層體驗生活，蒐集軍旅素材進行創作。
1985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戰事激烈，喬方奉命赴中越邊境採訪邊防武警的模範事蹟。
八十年代，是個人和家庭改變命運的大時代，演繹了很多商場暴發、仕途躍遷、學業精進的傳奇；可是，在前線，發生的故事卻日日相似：一群群20歲上下風華正茂的小夥子，懷揣一腔愛國熱血，剃了光頭，照了相，給親人留下遺言，在軍旗下宣誓，喝了首長敬的壯行酒，心裡喊著“再見吧媽媽”，頂著越軍瘋狂的炮火，踏上佈滿地雷、竹尖陷阱和為國殺敵的征程，戰鬥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
一天，喬方應邀參加野戰軍的一個慶功會。禮堂里老鄉敲鑼打鼓，戰士結隊拉歌，氣氛熱烈。待軍首長上臺為英雄授獎之時，全場起立，喬方發現坐在自己前排的兩個人沒有站起來。那是一位失去了四肢的滾雷英雄，旁邊是他的妻子。據說那是一場以少勝多的戰役，敵人的衝鋒號吹響之時，戰場上的雷還沒有排完，怎麼辦？肉身去滾。
那時，視死如歸的英雄隨處可見。
中越邊境有一個天寶檢查站，檢查站每天都要舉行升國旗儀式，而炸掉五星紅旗是越軍每天的目標。曾有一位年輕的戰士，在護旗任務中，在戰友們眼前，被越軍的炮彈炸得粉身碎骨。
長達1300多公里的邊境線中方一側，至少有十幾個縣市建有專門的對越自衛還擊戰烈士陵園，多少軍人埋骨其中。喬方去過麻栗坡烈士陵園，滿山遍野都是墳墓，墓碑上簡單地刻著戰士的名字、籍貫、年齡，別無其他。而面色黯然的石匠還在陵園裡不停地刻著碑，叮叮噹噹的聲音在山野間迴盪，一下一下彷彿敲在生者的心上。
在一塊墓碑前，喬方和戰友們默默地點燃了一支菸，放在墓碑前面。這塊碑上寫著一位烈士的名字，北京人，19歲。
戰爭真的殘酷。一寸山河一寸血。身臨其境，受到的震撼和衝擊無法言喻。
而面對生死，戰士們的淡定和瀟灑，是無法想象的。
這一幕使喬方熱烈盈眶。
為了維護國家尊嚴和主權，為了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年輕的戰士向死而生。他們在戰場上面對敵人時兇狠強悍，面對親人，又有著極度的柔情和浪漫。
那首《紅旗飄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
那是從旭日上採下的紅
沒有人不愛你的色彩
一張天下最美的臉
沒有人不留戀你的顏容
……
旭日上採下的紅，是五星紅旗的顏色；
天下最美的臉，是戰士無所畏懼的臉。
強大的愛國心凝聚成一個符號，那就是五星紅旗。《紅旗飄飄》的歌詞，字字句句都如同那位拄雙柺的戰士一樣，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
這首《紅旗飄飄》由李傑作曲並首唱，有一部公安題材的電視連續劇看中它的慷慨激昂，用作了片頭曲。後來李傑又推薦孫楠演唱了這首歌，《紅旗飄飄》登上央視《東方時空》的金曲榜，也漸漸在各大電臺、電視臺播出，並被眾多歌手傳唱。那時已是十年之後，喬方已經脫下軍裝，轉業做了一名自由職業者，在文化行當裡闖蕩。
記不清是哪一年的春節破五，一家人圍坐一桌包餃子，電視機裡響起《紅旗飄飄》。喬方一看，是北京電視臺的一個欄目，畫面上劍橋大學留學生祝祖國節日快樂，隨後字幕升起，這首歌被標記為是欄目主題歌。
後來申奧成功，建國60週年大慶，9.3閱兵這首歌被一唱再唱，紅遍了大江南北。
“愛國之心，人人有之。只有經過血與火的年代，才能體會到風和日麗的日子來之不易。”他常會勸誡身邊的人，在做學問上，閱歷有時比學歷更重要；在做人上，問問自己奉獻了什麼，比牢騷滿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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